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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编剧顾问”，我们和导演们交换了意见之后，我觉得应该和可以帮助他们的，首先是根据他们已有的故事情节，给他们提一些意见，和写一个成文的提纲乃至分场的梗概。程步高的《狂流》，就是通过这种程序拍出来的，我听他讲预定的故事，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三个人（有时洪深也来参加）仔细研究，尽可能保留他们的情节和结构，给他写出一个有分场、有表演说明和字幕（当时还是无声的所谓“默片”）的“电影文学剧本”，经导演看后再听取他们的意见，作进一步的加工，最后在编剧会议上讨论通过或者重新修改。我和程步高最初合作的“剧本”如《狂流》等，都是这样定稿的。这样做有好多好处，首先是解除了刚认识不久的导演对我们的戒心，觉得我们尊重他们的原作，不强加于人，目的是为了提高电影的质量，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可以“渗入”一点新意，他们不仅不觉得可怕，而且还认为拍这样的片子可以得到观众和影评人的赞许（当时的国产电影观众主要是青年学生、店员、职员和小资产阶级，所谓“高级华人”是不大看得起国产片而迷信美国片的）。这样，经过几部片子的合作，一方面，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的朋友，同时，我们这些外行人在合作中也逐渐学会了一些写电影剧本的技术。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4年 《桃李劫》
春风桃李花开日
1934年，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当时，这家公司在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中国电影。它是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在实际出品中也实践了左翼电影理论的主张。另一方面，“电通”的前身是制造有声电影设备的公司，在当时有声片、无声片并处的年代里，“电通”与当时别的电影公司不同，它的所有出品都是有声片。
电影大历史：“愤青电影”最早的声音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能比中国更加擅长讲述苦难与愤懑，即便是“新现实主义”时期的意大利电影也闪烁着贫困之外的阳光与欢笑，而对中国电影而言，无论在哪个年代，生活的苦难与困境都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简直就是一种传统的迷恋。
电影《小武》，讲的是一个小人物在时代的夹缝中四处碰壁，虽然希望恪守自己的原则，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头破血流。有人说这是一种新锐的态度，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愤怒青年式的电影，总之，它属于中国电影的一大异数，与传统和主流都搭不上关系。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评判标准来看的话，如此的“愤青”电影早在70年前便有，而开山鼻祖似乎就应当是被奉为左翼电影经典的《桃李劫》。
《桃李劫》的主人公陶建平、黎丽琳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从学校毕业后他们便结为夫妻，过上了平静安逸的生活。由于陶建平生性正直，看不惯职场上老板们的欺诈手段，愤然辞职后便一直失业在家，妻子黎丽琳也因不堪公司经理的骚扰而失去工作。为了养家糊口，陶建平只好到工厂里当苦工，刚刚生产的黎丽琳又因无人照料而发生意外身受重伤。陶建平为了能给妻子看病，迫不得已从工厂偷出工钱，结果黎丽琳还是不治而亡。万念俱灰的陶建平将刚出生的儿子送到育婴院，回到家中又遇到工头与警察的缉捕，最终被判处死刑。
如果要做文本分析，《桃李劫》讲的就是一对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青年，由于坚持自己的本性与原则，在社会上失意、反抗、挣扎最终被彻底吞噬的悲剧。既是对个人苦难的描述，又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不解与控诉，情绪之强烈、态度之锐利都足以让如今概念中的“愤青电影”心悦诚服。
在今天看来，《桃李劫》依然是一部具有冲击力的作品，这或许正是来自创作者们年轻而无所畏惧的激情。影片的导演应云卫当年只有30岁，却已经是上海话剧界的先锋人物，他为纪念“九一八”事件所创作的《怒吼吧！中国》就曾轰动一时，《桃李劫》则是他的首部电影作品；编剧兼主演袁牧之更是不到25岁，他从13岁起便从事话剧表演，更有舞台“千面人”的美誉，即便是初次接触电影，《桃李劫》便已显露出他特有的才华，就在两年之后，他所执导的《马路天使》更成就了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除了题材上的激进与批判色彩，《桃李劫》同时也带来了一次电影技术上的进步，影片中大段大段的音响处理不再是割裂于主干之外的陪衬，而与叙事结合为有机的一体。比如：陶建平在工厂费力工作时传来的各种机器毫无人性的挤压声；而当他在工头办公室内行窃时发出粗重急促的喘息声；还有他将儿子遗弃在育婴院门口，婴儿的啼哭与背景的风雨声融于一处……《桃李劫》被认为是中国有声电影的划时代之作，确不为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武》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环境音处理确实与这部“愤青电影”的先河之作存在着异曲同工的共鸣之处。
70年过去了，《桃李劫》提出的种种问题，至今没有什么正确答案。由于时过境迁的缘由，这样一部锋芒毕露的作品已被供奉成束之高阁的经典，而就在眼下，与之一脉相承的“愤青”电影们却经历着无所适从的命运。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阮玲玉主演的《城市之夜》剧照
1933—1934年 影评大战
舞文弄影笔生硝烟
上世纪30年代，随着主流文艺界人士大量进入影界，以及专业电影类媒体的繁荣，中国影坛兴起了第一次电影评论与理论的热潮。其中最激烈的一章，莫过于1933年前后，左翼影评人与以《现代电影》为阵地的“软性电影论者”的论战。
电影大历史：“软”与“硬”的斗争
据说世界上第一篇长得像影评的文字出现在1896年的美国报纸上，一共四段的文章里有三段是在描述爱迪生这个“天才发明家”的“最新的玩具”，只在文末发表了作者的意见：“这是一次特别的展示。”中国最早的一篇所谓的“影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最后的一句评论换成了中国士大夫式的咏叹：“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简单地说，诞生之初的影评就像现在很多晚报的专栏一样，一个字——水。
当然，风水轮流转，当年的这种很水的文体现在已是黄袍加身，成了各大网站招揽点击率的必杀技，更是青年才俊快速出名的捷径。不过要论到影评对电影创作真正的影响，现在可还及不上上世纪30年代的百分之一。
当年那一波影评的繁荣离不开左翼文人向着影坛的进军。为了“展开舆论上的宣传”，左翼文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影评人”小组（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影评社团），在1932年间占领了上海各主要报纸的电影副刊。从现在的资料看，这批影评人对电影有着疯狂的热情，凡是在上海放映的中外影片，他们每片必评，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更整齐响亮，对重要影片的评论还会专门开会统一口径。对于他们认为具有进步意义或反动色彩的影片，更会约定日期于各媒体同时刊发影评加以推荐或实施无情的围攻。
当年名噪一时的“围攻”事件是《人道》和《粉红色的梦》的挨批，这两部影片被认为是在宣扬封建道德，掩饰社会矛盾。批评的结果是，两位导演卜万苍和蔡楚生立刻转变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很快就分别拍摄了《三个摩登女性》和《渔光曲》等左翼电影，可见当时“放大镜”型影评的力量。当时有些电影因为害怕受到评论的鄙视，甚至没来由地在片中加入几句口号，或者在片尾硬补上一段“进步”的尾巴。
“左翼影评”开始遇到对手是在1933年3月，刘呐鸥、黄嘉谟等人创办了一家《现代电影》月刊。这批影评人多是现代派作家出身，其中像刘呐鸥、穆时英更是一时才俊，可惜后来两人入了汪伪政府，又撞上了锄奸队，年纪不大就横尸街头，兼之没能娶上像张爱玲这样的老婆，现在已经不为文学青年所知，不提也罢。黄嘉谟当年却给电影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他们觉得左翼影评“奢谈意识”，太“硬”，电影“应该是软的”，艺术至上的。
这场电影的“软硬之争”持续经年，双方论战的中心今天看来大概就是“内容”与“形式”之争，或者用更时髦的学术话语说，就是“所指”和“能指”之争。不过，两边唇枪舌剑并未停留在理论上，读过鲁迅杂文的人都不难想象当年论战的烟火气，在损人之道上双方都是妙语连珠。
“文变染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双方理论路线的背后，当然少不了社会背景和各自的政治倾向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因，两家的命运才会截然不同。翻开今天的影史，刘、黄等人的理论只是作为“左翼”的对立面出现而露一小脸。如果没有边陲的炮声，这些柔软的电影评论是否就不会被写入历史的页册呢？
“电影杂志年”
现代新闻传播史上，有一个很通俗很流行的叫法，称呼1933…1935年为“杂志年”，因为在这几年中有着比之寻常年头更多的新杂志问世，从而形成一个杂志出版高潮期。同样，在那三年里有大批电影杂志出世，亦可称之为“电影杂志年”。
自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本《影戏杂志》（1920年1月）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十年（1920年—1930年），仅仅大约出现过二十余家电影刊物，而第二个十年（1931年—1940年）就有九十几家电影刊物问世（以上所指不含戏剧电影混编的综合杂志），在这近百种电影刊物中，出版于这三年的即占了半数以上（绝大部分产生于上海一地），这其中包含着许多著名影刊：《明星月报》、《文艺电影》、《时代电影》、《现代电影》、《明星半月刊》、《电声》、《电通》、《联华画报》等。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阮玲玉虽不是当年最美的女星，但却是最传奇的一位。
1935年 阮玲玉之死
一代名伶凄凉谢幕
1935年3月8日，著名女星阮玲玉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尽，时年25岁。死讯传出，影坛内外无不震惊，时至今日，这位演技与美貌并重的女星的自杀还是一个传奇。通过对这一悲剧的解析，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当时女性公众人物在社会中的尴尬位置。
电影大历史：新女性运动的恐怖边缘
在大众传播危害论的血泪证词上，阮玲玉大约可被视为最重要的人证之一，每逢她的忌日，总有人会恨恨地重提“人言可畏”的旧话，而每逢有人受了点舆论的压力，阿阮的这句绝笔也总是最佳的引语。因为有了“人言可畏”，人们以为传媒作为真凶已经缉拿归案，心中不由放下进一步思考女性生存现状的巨石，导致70年来，阮玲玉之死没有成为女性生存的课题，而是作为一个趣味的话题存在，话题中心翻来覆去，旨趣也不断随时代变迁，但玩味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在为阮玲玉之死寻找真凶的道路上，鲁迅的一篇文章起过关键的作用。作为新女性的同情与支持者，鲁迅曾经在女性的出路问题上提出过颇具价值的疑问——“娜拉出走之后”。但是在论述阮玲玉之死的文章里，鲁迅并未打算在女性主义的路上更进一步，其主旨仅是“论人言可畏”。
细读这篇文章，可以发现，鲁迅对当时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观察入微：“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
这段话，可以原封不动拿来做新闻客观报道的教科书，不过，对于阮玲玉之死背后的女性生存真相挖掘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