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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在影片中加入了王福生这个贫苦学生，把他和萧涧秋的关系作为另一条线，文嫂自杀后，王福生因贫困退学，这种双重打击把痛苦推向极点，也促使他觉醒。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希望影片给予观众的感觉是主动、积极的，预示一种光明的前途。可以感觉到那应该是“惊蛰”的早春，唤人觉醒的。
被批小资情调过浓
这部影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是投入非常大的精力的，影片的文学本和分镜头本经他修改了一百多处，而且非常细化，包括影片的名称最终由《二月》改为《早春二月》等非常有见地的意见。
影片完成后，最后交由上级文化部门审查，这个审查除了厂领导、夏衍、茅盾等同志，还有文化部、中宣部的领导，当时很多人认为影片拍得还不错，这时候我心里还暗暗高兴，最后主管电影文艺的周扬同志不赞成这部影片，我一下子就蒙了，他认为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本来是要我们好好修改，就改了、拍了、还补了镜头，后来又接到通知，说镜头一个也不能动。后来明确了，是要按照原来的拷贝进行批判。我还得做检查，就在检讨中间，全国各大报纸每到星期天都有整版的批判《早春二月》的文章。这部片子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供全国人民批判之用，直到70年代末才被彻底清算。后来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早春二月》的影响还没有这么广泛，这也真是一个笑谈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冰山上的来客》剧照
1963年 呈现多元化风格的《冰山上的来客》
花儿为什么永远这样红
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拍摄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成为中国电影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帕米尔的雄鹰》等插曲久唱不衰。这部影片既有一般反特片的特点，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侦察与反侦察、围剿与反围剿之外，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应该是在冰山上培植的那朵爱情的雪莲。
电影大历史：政治与人伦的夹缝中盛开的爱情雪莲
隶属于惊险样式的反特影片，大约是五六十年代最受观众欢迎的国产片品种。几乎每部影片都有那么一两个让人永生难忘的视听符号：在《羊城暗哨》里，它是风骚妖冶的女特务“八姑”；在《铁道卫士》里，它是飞驰列车上那一场殊死搏斗；在《古刹钟声》里，它是两只为特务看守禅房的凶狠的白鹅；而在《冰山上的来客》那里，最让人难忘的，则是阿米尔和古兰丹姆那纯真而曲折的爱情。
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传奇方式来诠释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在影片中，爱情与政治是如此难缠地纠结在一起，成为敌我双方生死较量的致胜武器。当政治冲突发展到难解难分的那一刻，爱情便成了推动叙事的主导力量。政治谋略固然高深莫测，但它却难解最简单的两情相悦。影片借此想告诉观众的是，爱情的纯洁不容任何诡计的玷污，而懂得尊重爱情的智谋才是一种真正高尚和人道的政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中，也许爱情只被看做是编织政治寓言的不起眼的毛边儿，人们也无法跳出政治重围来想象超然的爱情，但爱情的质朴和专一却能穿越层层政治迷雾，把自己升华为天边一道瑰丽的神话。
影片就处在这样一种政治与人伦尴尬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着表达，艺术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不借助任何外部动作和心理描写来彰显男欢女爱的柔情蜜意，而是将爱情的主题注入像天山泉水一样清澈婉转的歌曲当中，让它在极富异域风情的雪山草原、晴天白云之间静静地回旋、流淌。于是，那塔吉克民歌质朴的曲风，独塔尔琴弦上悠扬的旋律，便随着银幕上跃动着的光影，被深深地镌刻进人们记忆的年轮，在岁月的飘逝中渐渐沉积，酝酿出一樽浓酽芬芳地干醇。当喧嚣渐归平静的时候，艺术的余香就飘溢出来，庸碌的人生因此而点染上了些许斑斓的色彩。
“古兰丹姆”：一生只有一部电影
古兰丹姆是那个时代令男孩子们着迷不已的名字，或许在美丽的外表之外，更因为身世迷离而披上一层独特的神秘感。1962年，15岁的维吾尔族姑娘阿依夏木正在新疆财贸学校就读。7月的一天，她去医院看一个同学，在医院走廊被一个人堵住：“你不要害怕，我是拍电影的，你愿不愿意试试？”而这个人就是长影厂的导演赵心水，他筹拍的这部电影就是《冰山上的来客》。就这样阿依夏木一下子成了瞩目人物，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关注。19岁时，她结婚了，婚后生育四个小孩，后来一直在粮食系统做一名普通的职工。再后来，阿依夏木与丈夫离婚，独身十几年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对一生中只拍过一部电影的阿依夏木来说，古兰丹姆已成了遥远记忆中永恒的绝唱。
“阿米尔”：迷住了许多的女孩
塔吉克族小伙子阿米尔扮演者阿木都力力提，当年23岁，是新疆排球队中的“二传手”，导演赵心水在新疆找演员时，在球场选中他演“阿米尔”。拍“阿米尔”初遇结婚的假“古兰丹姆”一场戏时，导演要求他的眼睛要表现出三个层次，一是对“古兰丹姆”的爱，二是对“古兰丹姆”嫁人的怨，三是身为解放军战士，要克制和回避。这场戏总共拍了8遍，才达到导演的要求。影片播出后，阿木都力力提收到了大约一面口袋的情书。
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这部“象征着友谊和爱情”的影片在“文革”时被打成“大毒草”，主创人员命运多舛。编剧乌·白辛是我国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他创作的电影纪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伊文思的高度赞扬，但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被江青点名之后，于1966年在松花江边自杀身亡；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哈尔滨人吴影，“文革”时被下放到哈尔滨林机厂，复出后于1982年患脑溢血，现赋闲在哈尔滨市的家中；导演赵心水、满族作曲家雷振邦已于多年前去世；“假古兰丹姆”谷毓英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高材生，因多次在电影中演女特务而在“文革”中遭了不少罪，现已移居澳大利亚；“杨排长”梁音后来拍过《三进山城》、《药》等电影，并曾在《苍生》等电视连续剧中饰演角色，离休后仍在长影拍片，现居北京。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1—1964年 动画巨片《大闹天宫》
孙悟空上天入地 万籁鸣夙愿得偿
动画片《大闹天宫》是一部民族风格鲜明而制作手法纯熟的杰作。影片问世后，国外的评论家认为：“影片的导演万籁鸣在现代动画电影史上的地位，通过该片应该得到国际性的承认。”影片曾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盛况空前。40年光阴逝去，《大闹天宫》中那个破空而来、绝尘而去的孙悟空，直到现在依然是孩子心目中伟大的英雄。
电影大历史：与孙悟空的未了缘
1920年冬天，在上海闸北通天庵路的一条弄堂里，邻里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个亭子间里，总是彻夜灯火通明。好奇的人不免要多方打听，原来这里是个特殊的电影实验室，一个特殊的创作班子——万氏四兄弟，正在搞卡通（即动画片）试验。四兄弟的名字分别叫万嘉综、万嘉淇、万嘉结和万嘉坤。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在搞卡通试验后，就送给他们一个风趣的称号：万氏卡通。万氏四兄弟后来创作美术片时的署名依次是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和万涤寰，这是他们各人为自己起的号。老大万籁鸣和老二万古蟾是孪生。“万氏四兄弟”于1941年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49年，万籁鸣去香港，1954年秋回到上海，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
把《西游记》绘成动画，是万籁鸣一直怀揣的梦想，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自己同孙悟空这段未了的缘分：“在旧社会，我饱尝辛酸，始终无法实现这个愿望。我为之苦闷过，因为终日奔波，到处‘游说’，确实遭到资本家的白眼；我为之欣喜过，有某资本家愿意投资拍摄。我经之营之，花了半年多的心血，但到头来愿望还是成为泡影，资本家突然改弦更张，下令停止拍摄，因为物价飞涨，出售胶片药品比摄成影片获利还要多；我为之绝望过，因为动画事业到后来已经夭折，感到此生再也没有可能把‘大闹天宫’绘成动画了。”
脱胎换骨的孙悟空
动画片的特点之一为人物造型的独特性。平面的动画只有在准确、生动和优美的造型中才能赋予人物以各种不同的性格和气质，从而使他们成为鲜活的形象。万籁鸣曾表示对于孙悟空的形象他是熟稔的，在解放前也曾作过造型设计，但今天在银幕上的孙悟空，已经脱胎换骨了，要从故事的新奇、趣味着眼，将孙悟空处理成一个喜剧式的小人物。
将《西游记》原著改编为《大闹天宫》文学剧本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集编导一身的万籁鸣同另一位编剧李克弱接下改编任务后，首先面临的就是敢不敢“碰“的问题。结果选中了《西游记》前七回，反映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尖锐的冲突与斗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于是在《大闹天宫》文学剧本中，戏剧矛盾集中表现在孙悟空与以玉帝为首的统治者之间，而孙悟空的勇敢机智、顽强不屈的性格也在这种冲突中逐渐成长成熟起来。
夙愿终得偿
万籁鸣清楚地记得最后一场配音时的情景。“录音亭内战鼓咚咚，杀声震天，上影乐团的乐师们热烈地演奏着打击乐器，发出强烈而有节奏的巨响，大银幕上出现了见过几百次的孙悟空，我仍然是饶有兴味地注视着他。那天的孙悟空似乎是格外的神采奕奕，勇猛矫健，只见他穿着鹅黄色的上衣，大红的裤子，腰间束着虎皮短裙，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翠绿色的围巾，挥舞着金光闪闪的金箍棒，与脚踏风火轮的哪吒杀成一团。锣鼓声越来越紧，好一场凶狠的厮杀，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银幕，情绪也越来越激动。狠毒善变的哪吒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丢失了风火轮败回阵去，孙悟空指着狼狈逃跑的哪吒放声大笑起来……我吁了一口气，孙悟空的欢乐、胜利的笑声突然一下子攥住了我的感情，一阵浓郁的幸福感，浸淫到我的全身，我也笑了。一年多来在纸面上与之朝夕相处的孙悟空终于生龙活虎地站在我的面前，二十几年来一直耿耿于心、渴望能见之于动画的孙悟空终于诞生了。但，不知怎的，我眼眶里却是润湿的。”
天堂休憩的孙悟空
万籁鸣曾经说，世界上第一个上天的“中国人”是谁呢？孙悟空。
1997年10月7日，98岁高龄的万籁鸣安静地离开人世。在老人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墓碑设计成一卷展开的电影胶片，一座云遮雾绕的花果山，跃出了人见人爱的孙大圣，大圣手搭凉棚，四处眺望。这位中国动画事业的创始人在走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后长眠，在他的身边还有那个能够上天入地、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的陪伴。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英雄儿女》剧照
1964年 《英雄儿女》
青春消逝 犹记烽火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没有人不记得英雄王成这句紧迫而决然的呼喊，这句电影里的台词伴随着一个又一个青春少年的成长，他们在对英雄的向往中走过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摄制的这部影片不仅留下了经典的台词和激动人心的电影插曲，也在黑白胶片上深深镌刻下英雄主义的烙印。
口述影像：一生中最大一件事就是演王成
回忆起40年前的那部《英雄儿女》，刘世龙感慨万千：“干了一辈子演员，演王成是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当年长影厂让他演“王成”，还经历过一段很周折的过程。
刘世龙9岁时父亲便把他带到部队，参加县宣传队的儿童团，他也参加过剿匪、指挥过战斗。1951年他被部队送到西南人民艺术学院进修学表演，碰上部队来选文艺干部，被推荐到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成为第一批学员。1953年秋毕业，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场任演员。刘世龙曾在不少影片中担任次要角色或群众演员，要说主角，还是1960年在《鸿雁》中扮演雷锋式的人物模范乡邮递员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