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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内共摄制了20部影片。黎民伟邀请了欧阳予倩、卜万巷、侯曜、孙瑜等担任编导，然而，正当“上海民新”的事业到达顶峰之际，他最费心血拍摄的《木兰从军》却令他亏蚀严重，上海民新倒闭。此时，罗明佑向他提出合作，妻子林楚楚也从旁鼓励。他们创办了“联华影片公司’，打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旗号，拍摄《故都春梦》。同时开拍《野草闲花》和《恋爱与义务》，后者由阮玲玉主演，可是，后来阮玲玉的突然去世，影响了“联华”的号召力。再加上1937年抗战爆发，联华公司被敌伪势力查封。1941年，香港沦陷，制片厂被毁，黎民伟将财产变卖，得款分给员工还乡。因拒绝与敌人合作，全家逃亡到广西，参加了欧阳予倩主持的广西省立艺术馆。在生命的后期，他带病坚持电影的技术革新。北京电影洗印厂曾聘请他当厂长，但因重病缠身，未能应聘。
1953年10月26日，黎民伟病逝香港，享年60岁。在他的追悼会上，挂着“国片之父”的横额。
口述影像：黎民伟与黎北海：谁是第一人？
时至今日，电影史对黎民伟作为“香港电影之父”的评价比较确定，但是由史料来看，我们的电影史似乎忽视了另一位开拓者，他就是黎民伟的哥哥黎北海。据香港资深影评人石琪先生著文所说：“黎北海对香港电影发展贡献很大，不应遗忘。而且他才是‘香港电影第一Take’（“第一人”之义）。”
黎北海出生于1889年，在1909年布拉斯基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短片《偷烧鸭》中，黎北海参与了演出，《庄子试妻》中，黎北海参与了制作并扮演了主角庄子；1924年，黎北海又在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中，担任编剧及导演，并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省港罢工结束后，第一个站出来重建香港电影（在罢工期间，香港电影人纷纷北移内地）。1928年，黎北海开创了香港影片公司。这是当时香港唯一的电影公司，其创业作《左慈戏曹》标志了香港电影工业的复苏。在此之后，黎北海在香港电影最困难的时期，连续办了3间电影公司，先后拍出13部影片，尽管耗尽家财，却令此时的香港电影史不致空白。黎北海还是香港电影教育的鼻祖，先后开办4所电影演员养成所，为电影事业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或许是身在弟弟黎民伟的光环之下，黎北海的贡献鲜为人知，1955年在广州病逝家中。
关于黎民伟与黎北海兄弟的电影成就，从史料上看，黎民伟的“香港电影之父”的称号是香港电影界普遍认同的。2003年11月，黎民伟诞辰110周年，广州举办的“寻找黎民伟的足迹”图片文献展中也展示了大量珍贵资料，2001年还有一个叫《“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的纪录片采访了许多老电影人、电影学术界人士、电影制作方，展示了许多民间的珍贵收藏，比较有说服力，黎民伟的“香港电影之父”的称号是难以撼动的。1923年黎海山、黎北海、黎民伟三兄弟发起创办“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开创了香港电影新纪元，这是黎氏兄弟们为香港电影业作出的巨大贡献。电影是集体协作的产业，个人的光环是建立在许多人淡泊名利的奉献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黎氏兄弟的奠基，就没有香港电影的现在。把黎氏兄弟合称为香港电影的拓荒者或许更为恰当。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18年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
民族电影工业击出重拳
1918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专门的电影制作发行部门活动影戏部，标志着中国电影制片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同于之前“亚细亚公司”的外资背景和“幻仙公司”的投机性质，“商务”活动影戏部自资经营，具有相当的技术基础和规模，有比较明确的制片设想和管理制度，它的成立是中国电影产业规模经营的开始。对比1905年丰泰照相馆里的“玩票”之举，13年后的中国电影已经登堂入室，人们开始发现电影产业的力量。
电影大历史：徘徊在教化与工业之间
1917年，因着一个偶然的机缘，商务印书馆得以以一个较低的成本进入电影业。商务的创办者一开始显然并没有要在电影本身开创大局面的野心，他们不曾想到自己会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当他们的电影事业终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没有想到，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会在电影领域败退得如此彻底。
和现在电影业的全球化趋势没有两样，上世纪初的中国电影业一开始就呈现出国际化姿态，国外影片是电影的绝对主流。不过并非所有的电影投资者在中国都有利可图，商务印书馆就是从一个接近破产的美国片商手里买下了它的第一批电影设备，并由此走进电影业。
商务电影的这个戏剧性开始可以给它的整个电影生产历史作一个很好的脚注。1918年商务活动影戏部成立，很快就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一个重镇，陈春生、任彭年、杨小仲等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电影人成为商务电影的中坚力量。当时的商务，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表彰吾国文化”为宗旨，生产了风景、时事（新闻）、教育、古剧（戏曲）、新剧等各类电影数十部，一时成为民族电影兴起的一面旗帜。
商务印书馆由夏粹芳、张元济等人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出版机构，以普及文化、昌明教育为宗旨，电影活动作为商务的一个分支，也保持了这个传统。不过商务高层虽然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但也深知电影作为新兴的表现形式，新剧才是电影发展的正途，不过如何在新剧中注入更多的文化内容，显然让商务人伤透了脑筋。1920年摄制完成的新剧《车中盗》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类型片，不过商务高层对此却未必满意，在他们看来，《车中盗》不过是一场无聊的闹剧，对“通俗教育”并无助益。
电影业本身的大工业特征早已确定了电影作为娱乐产品必须以大众为对象，其他的艺术电影、教育电影向来举步维艰，不光在电影已经诞生100年以后的今天如此，其实早在商务时代，前辈们就已经为此焦头烂额了。真正能够带来利润的娱乐片不是商务的经营方向，于是在1926年，商务最终将活动影戏部独立出去，组成国光影片公司，商务的电影活动就此终结，而国光也在一年之后宣布停办。1932年，在日寇的炮火中，商务的电影拷贝和商务的几乎所有文件一起毁灭，商务在电影业的最后痕迹就此消失，对于固执坚持教育路线的商务电影来说，这样的退场或许最为合适。
商务经营电影的时间不长，却成绩斐然，出自商务的杨小仲、任彭年等更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而起于破产的美国商人，终结于日本炮火的商务电影，更是把电影在社会与工业之间的永恒挣扎留给了将来。
《车中盗》——最早的类型片
从现在的眼光看，《车中盗》这部短片可以说是商务印书馆当时拍摄的影片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它已初具类型电影的雏形，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今后的武打和侦探电影。
电影改编自当时流行的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中的一章，与后世的侦探片相比，情节并不复杂：两个刚刚出狱的盗贼无力谋生，在火车上行窃，并将赃款藏匿在地窖之中，大侦探倪歌德在一个卖花女的帮助下最终破获此案。
这部侦探片受到观众的欢迎，并且从此为电影确立了一个方向：娱乐观众。几年之后，《车中盗》的导演任彭年拍出了长达13集的武侠巨制《关东大侠》，不但成为第一位武侠片导演，更把娱乐精神推向了极致。晚年的任彭年在香港导演粤语片，拍出了一大批娱乐大众的“侠女影片”，对香港电影的娱乐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梅兰芳在《春香闹学》中的剧照
1920年 梅兰芳舞出古剧新章
1920年 《春香闹学》、《天女散花》
早期电影创作在探索独特的叙事方式的同时，也在探索如何进一步与传统戏曲结合。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拍摄的5类影片中专门有一类“古剧”，即翻拍戏曲。1920年，《定军山》拍摄之后15年，对电影很感兴趣的梅兰芳受“商务”邀请，拍摄了自己的两部代表作《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在这两部影片中，戏剧与电影技术结合的天平开始偏向电影一方。戏曲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电影饮誉海外的国粹。
电影大历史：梅老板不是“票友”
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定军山》片段，成为中国电影的开山始祖。中国的第一部影片，选择京剧题材，尽管有些偶然，但就当时社会上的风潮来说却也完全可以理解。如今的所谓“古老、高雅”的民族艺术，当时却是最通俗最流行最大众的娱乐。当时的京剧名角们所受的欢迎和待遇，比起当今的著名影视歌星也绝不逊色，甚至还犹有过之。而梅兰芳就在拍摄《定军山》的第二年开始登台演出，也算是与中国电影一同成长、成熟的艺术家了。所以，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邀请梅兰芳拍摄《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就显得理所应当。
把京剧拍摄成电影，在拍摄《定军山》的15年以后，就不再是原来谭老板耍个刀花那么简单了。尽管当时还是无声电影时期，但各种外国影片和国产剧情短片已经变得比较普遍，单是技巧性的记录，已经不能满足观众。当时的中国电影，几乎还没有“导演”一说，所以有着成熟舞台经验的梅老板也就成了“梅导演”。
不能说梅老板当时拍摄的这些京剧影片能对中国电影产生多大的影响，但确实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春香闹学》中春香出场以特写镜头拉开，舞台布景结合实景拍摄，《天女散花》中音乐、唱词、舞蹈与机位的配合都是电影拍摄初期的有益尝试。据说有影院放映《天女散花》时，把唱片同期播放，居然有“如临舞台”的现场效果，也算是提前试验了有声片。
京剧与电影，粗看关系匪浅，但其实差别真是大得很。京剧的表演程式，大都是依托虚拟的场景和环境而生成，尽管早期电影布景方面比较粗糙，但基本方向还是依靠现实感很强的场景和环境。京剧中一幅幕布可以是千里江山，也可以是丈许庭户，马鞭当马、令旗当车，如果失去了对这些虚拟场景道具的认同，那很多优美的舞蹈动作都失去了实用的基础。梅兰芳在这些早期的京剧影片中，所做出的尝试，已经超出了一个京剧演员的职责，而是进入到一个有责任感、有创新意识、有发展眼光的艺术家的层次。《春香闹学》中的“游园”一本中，梅兰芳将京剧舞台上所没有的“暗场”真正在银幕上表现出来，不仅租用真实园景拍摄，而且增加了荡秋千、拍纸球等细节，大大增强了人物性格的表现。
梅老板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对电影这一新生艺术形态的浓厚兴趣，为舞台表演转换为影片表现花了一番心思，这与当年谭老板六十大寿的“玩票”性质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态度上的差别正显示出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正进入了一个被“认真”对待的时期。
口述影像：古今中外荟萃的奇景
“我第一次拍电影是在1920年。那年春末我带了剧团到上海在天蟾舞台演出。上海商务印书馆协理李拔可先生和我熟识，有一天他约我到‘小有天’（‘小有天’是福建菜馆，开设在三马路）吃饭，席间李先生谈起：‘商务印书馆的电影部，新近从美国买来了一部分电影器材。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拍两部戏玩玩。’我说：‘拍电影我没有经验，但是我想试试看！’在座的朋友都怂恿我拍电影，我也跃跃欲试。大家就商量拍什么戏，有一位朋友主张拍《天女散花》，我自己提出拍《春香闹学》。因为这两出戏身段表情比较多，大家都认为拍电影很相宜，就这样说定了。
此后，我就白天拍电影，晚上演戏。开拍的时间是五月中旬，拍摄地点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所附设照相部的大玻璃棚内，面积不小，设备也还算完善。拍的是无声片，并没有正式导演，由摄影师指定演员在镜头前面的活动范围，至于表演部分，则由我们自己安排。
春香假领‘出恭签’去逛花园，在舞台上是暗场，到了电影里变成明场了。我在花园里的草地上做了许多身段：打秋千、扑蝴蝶、拍纸球等等，不过都很幼稚，因为没有打过秋千，站到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