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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就像我自己的电影《杂嘴子》，为什么会写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坐牢也在这个孩子八九岁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感觉是相似的。可能是家里面这么大的变故使我懂事特别早。
我的个性受母亲的影响比较大，记忆中母亲纯真得甚至幼稚，非常敏感，她不把我当小孩儿，每次她伤心的时候就对我说“妈妈很难过”，并告诉我她为什么难过。我是不足月出生的，在暖箱里睡了七天七夜，母亲曾经说生我的感觉像是从她身体里游出来的一条热鱼，没有痛苦。
银川当时只有一家影剧院叫红旗剧院，是那里最豪华的建筑，我和姐姐们是这里的常客，很多电影看过无数遍。应该说从小在学校里我就是文艺骨干，排小话剧、自创歌曲等等。看书也是很早就开始，上小学五年级时就读了两遍《红楼梦》，在固原县的图书馆拼命看书，那里的图书管理员都认识我。那个时代因为各种政治运动都说是“不读书的时代”，我却觉得书本成为我当时最大的安慰，能读书就很幸福。
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是真正的浪漫，受理想感召的那种革命浪漫主义。父亲给我起名时想的是“留下革命的苗苗”，我弟弟后来在北大读书，他让我猜一个谜语：“斩草莫除根”，那就是我的名字嘛。
因为年龄小而自卑
我性格其实挺温柔的，电影让我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我认为有很多损失。到了40岁忽然明白，或者这是天命，你没有办法重新选择。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是诗人，我认为你不应该是一个孩子，也不应该是个老人，不应该是男人，不应该是女人，应该是一个一直长不大的孩子，一直是睿智的老人。不应该有绝对的年龄和性别，应该是这么一个理想的生存状态。所以说很容易出危机，很容易走到绝境或者无法平衡，尤其对女孩子来说。
当时电影学院分三个考区，我算西北考区，西北五省，后来导演系录取了三个人。张军钊从新疆来，吴子牛从四川重庆来，我从宁夏到西安，就算出了一趟远门，从固原出发到甘肃平凉换车，一路颠簸到西安。
当时一下子打动了老师，可能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很本真，或许是同龄人中我知道的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当时电影学院考试完全是素质考试，那些老师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学生身上的艺术气质。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人家都对我当时年龄小考电影学院的事情那么注意，我现在看到我的女儿16岁了，就感觉她好小，当时一点没觉得自己小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是感觉紧张。
年龄小好像就没有能力独立工作，或者不应该与他们成年人为伍。当时没人跟我玩儿，他们都说我是小屁孩儿，当时田壮壮老吓唬我，就不带我。我当时有一个男朋友，只能找他跟我玩儿，别人又说我早恋，老师找我谈话。吴子牛当初想退学是因为觉得学校没什么好学的，我大一大二的时候是觉得压力实在太大了，人家都比我强，好像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20岁大学毕业分配到潇湘厂，22岁时我对厂长说：“我要当导演！”厂长拍拍我脑袋大笑着说：“听听，这妹子要当导演？”1985年我23岁，与福建厂合作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远洋轶事》，厂长看完后相信我的能力，让我拍《马蹄声碎》。
等待我的《寂寞天堂》
到现在这个年龄忽然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年龄，事情都想清楚了，对做电影没有质疑。我现在的这种自信并非荣誉和成就给我的，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战胜人生的苦难后，得到了真正的内在滋养，就像四季更替的自然调和的力量。记得我刚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有很多城市里的同学都不知道宁夏，到了我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很为我的故乡而骄傲，现在越来越感激我出生在那儿。未来我并不绝望，已经有帕索里尼、爱森斯坦，已经有黑泽明、特吕弗，电影史其实并不需要我，他们是为所有人做的也是为我做的，我的梦想他们已经实现了，或许让我做他们的梦就足够了。多一个梦想者，多一个伟大的坚守者，多一个爱电影的人不是更好吗？
大概10年前我等来了一个《寂寞天堂》剧本，讲的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西海固的故事，甜美而忧伤。我准备再等10年，等一个能够认同这个影片的投资方。我还可以再等，等不到也没什么。如果学生需要我，我还会教书，或者在我自己的店里卖最好的卡布奇诺。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谢园
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提到表演系78班，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张丰毅、周里京、张铁林、方舒、沈丹萍，总之是那些在银幕上光鲜夺目的俊男美女。但如果谈到第五代的电影，谢园的名字便会浮现出来，特别是因为《孩子王》里的那位知青“老杆”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曾被老师评价为“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的谢园，毕业后留校任教，也出演了不少影视作品。今天，人到中年的谢园坦率地承认自己和第五代创作的巅峰已过，心灵的窗户已经被时间焊死。
谢园：我们的心灵已经焊死
小小的虚荣心作祟
恢复高考时，我们被“文革”耽误了十多年的时间，对自己没有自信，考理科或者考文科的正牌大学像北大肯定考不上，一般师范可能都悬，我还不愿意出北京，这样衡量下来只能去考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广院和中戏的文化分数线不高，我别的方面的才能要是能吸引老师的眼球，可能就考上了，就能上大学了。一个小小的虚荣心在作祟。两眼一抹黑就没有想过这些事，追求电影、艺术和道理都是上学之后的事情。以前我在宣传队的时候会玩几下乐器，平时又喜欢出洋相。面试的老师把我给弄兴奋了，我把会学的国家领导人的口音学了一个遍。
喝着狼奶长大
其实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第五代，也就是我们“78班”有这么重要。电影永远是未尽的事业，它作为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艺术手段，所能阐释的中国人和中国都还远远没有到位。四年学下来，我觉得对电影的认识有质的飞跃。对我个人而言，作为这一代的一分子我深受其益。我今年46岁，越来越感觉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现在逐渐认识到曾经被我们践踏的价值中人是第一重要的。“78班”的互相感染和熏陶，才使我对人和文化内在的东西更感兴趣，而不是外在的浮华。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期间，《现代启示录》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现在讲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世界第一”介绍给我的学生。它具有政见力，
与直接满足消费者心理的影片有区别。科波拉作为一个导演特别的较劲，其他反映人类战争的影片都不如这部片子够劲。
毕业时我很盲目，前途未卜，也不卜前途。有一次很多同学从郊区回来，路过老乡的庄稼，地上有把镰刀，一个美术班的同学拿起来，在木头电线杆上刻下了这样十个字：“一生不做作，半世哭别人”。我觉得这就是“78班”的精神实质，这已经超越了个体人生的认识。
形象一般，没有演技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但是我眼睛近视，人家不要我，又给我退回学院了。我特别想穿上那身军装，心里特别难受。其实留校是被迫的，不过也挺好。我们当时158个同学，思想散漫，没有什么规矩，大家刚从一个大的动荡背景走过来，有一种顽固的批判精神，有时候没有弄明白就开始批判了。所以，老师讲课的时候常常征求我们的意见，基本上对我们是因人施教。我们当时最喜欢的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任何的煽情，任何形式主义的作品严格地讲当年都被我们抵制，拒绝煽情和深刻。像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我们觉得形式大于内容，情感上还不如《列宁在1918》来得痛快。
毕业的时候，老师给我八个字的评价，“形象一般，没有演技”。班里那么多形象比我好的同学，我这样的只能演叛徒。但是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小人物身上有大命运，以喜剧形象示人的演员骨子里都爱人民。所以虽然有些戏被同学打击说“自行轻贱”，但是我信念坚定，价值观正确。
最纯粹的是《孩子王》
《一个和八个》是我真正认识第五代的作品，我发现此前在电影学院对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很有幸地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我这样一个演员拥有过那样一部纯粹的电影，《孩子王》非常的深情和深邃。它始终没有强调个人，个人消化在大自然中，这个人不断地反攻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做什么。一整部片子都在进行真诚的自我忏悔，每个人都有责任，都该负责任。这是一部作者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不为了消费者，不为了商业，甚至电影的拍摄要求都可以抛弃，我们的表达不需要任何束缚。我们只要无限的忠诚，这是纯粹的内核和依托。
当年我们的真诚是一扎就疼的，我、陈凯歌和顾长卫的眼神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杂念。后来我一个人又回到了拍摄地，坐在云南的那个角落，马帮的铃声传来，人生在冥冥中的那样一刻凝固了。而现在无论我们怎样针灸都无法触到那个穴位了。
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
我觉得第五代的这种激情在1994年就结束了，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
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头一回“78班”的释放弄大发了，弄伤了，余下的日子就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懂得委曲求全地活下来”。我想这是反语，“一个明智的人选择在他的巅峰时刻遂性而去”。
80年代，这样呼喊和爆发纷至沓来，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个阶段的作品，田壮壮的《猎场扎撒》、陈凯歌的《孩子王》等等。我们生逢其时，身心尚幼的时候，碰上了“史无前例，皇帝不在的八月”，人性和生命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面对市场，面对商业和消费者不应该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时代变化了，我们有一半留在了80年代，心灵已经在那里焊死了。即使延续，时代也不能理解了，也不会是完美的结局。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因为生命的延续被拉扯进了新世纪，这个舞台并不是最能展现我们的地方。但是这就是真实的“78班”，他们现在的经历也是自然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
“78班”之张会军
当院长这事总得有人干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对于张会军来讲，他觉得现在的孩子有和当年的他们同样的电影热情，但是缺少的是历练磨难和对社会生活的体味。他希望他的学生们都能成才，就像当年的他们这拨人一样。还在成长的学生们以及大学的纯真年代永远是可爱的。
张会军：“两个大学”的求学经历
学摄影之前教过体育
我是1956年出生的，导演系里面有不少比我大的，但摄影系张艺谋最大，我老二，我们78班五个系157个人，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2岁，几乎是两代人了。摄影系最小的是赵非，入校的时候才17岁，年龄小的和年龄大的经历不一样，但也有好的地方。像我们这帮人都是十几岁插队或者当兵的，没上过初中、高中，完全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的。经历这种动荡和苦难以后，把年轻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融入创作中，磨难出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算是赶上了好时候，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国电影需要很多一线的创作人员。
我之前曾经在北京教育学院当过4年的老师，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