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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郎已恨蓬山远
人生如戏，自是最老套不过的话了，但想来无论是李碧华，还是关锦鹏，绝想不到一出《胭脂扣》竟就是两个早亡人。或者当初他们挑中梅艳芳与张国荣，也不过是因为他们眉宇间本就带着几分烟花气，美则美矣，却让人担心。
梅艳芳的美不在于五官，但她一穿上戏装，就如白珠映照上光华，丝巾落进了美人的玉手，不平凡起来，看她厚厚的嘴唇密密涂上胭脂，再风尘也不过与之一吻。50年前的石塘咀当红阿姑如花当然当得起一个“红”字，粤剧腔调软绵绵地说出“一个驼背佬背两个圈圈”，男人听了都愿意当她的胭脂。“这只是生计……我晓得以白牡丹或银毫香片款客。我百饮不醉。我对什么男人讲什么样的话，但不过是伎俩。”如花那年方才二十二。艳芳那年二十四。
可惜如花碰上了十二少。十二少不过行二，兄长早夭，家里虚张声势取了这个称呼。李碧华还让他叫做“陈振邦”，一个中流击水的名字，其实是一个嫖客，一生爱好是鸦片和女人。只不过他长得太完美，正如同张国荣，甫一亮相，楼梯走到一半便要回过头来一笑，导演站在楼下两位阿姑的身边，看得喜欢。
本是个很庸俗很势利的故事，妓女遇见年少多金的富家子，以为能脱离肉海，这样的爱情能有多纯粹。李碧华却偏要他们欲死欲仙，父母不同意，本是老桥段，双双服毒自尽却是勉强了那个男人，难得服的还是鸦片，嘴角流出嫣红的血，美丽得像胭脂，颓唐得像鸦片。故事到此还不是悲剧，男的却偏偏被救活，在世间苟活了50年，到后头，人鬼相见，一个老态委琐，一个媚颜依旧。
跟电影不一样的是，演十二少的那个演员不肯苟活，在《英雄本色2》里无奈的死，在《阿飞正传》里宿命的死，在《红色恋人》里壮烈的死，唯独在最该死的一部戏里，他没有死。少年得志的万人迷与南北行中药海味铺的英俊少东一样，受不得委屈，却刚烈得多。那个春天，他在香港的夜空中飘过，如花不在，却伤了艳芳的心。那个誓言竟以最戏剧的方式实现。
旧日繁华，缱绻西塘，关锦鹏还原半个世纪前的这一个烟花场，到头来还是个现在的故事。还是李碧华的功力，小说写到后面还拖拖拉拉留几笔，却最见悲凉：“这便是人生：即便使出浑身解数，结果也由天定。有些人还未下台，已经累垮了；有些人巴望闭幕，无端拥有过分的余地；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并无想象中之美丽。”
关锦鹏：一直以为能再与张梅二人合作
我的电影与我的成长有关
我的父亲在我十几岁时就去世了，我母亲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主妇。我那时已经懂事了，也经常在旁边观察母亲所做的一切。从母亲的身上，我看到了女性的坚韧。所以我的作品比较关注女性，而且从小就对细节很感兴趣，我个人也是感性多于理性，尤其对于一些生活细节我会很感性。
因为我的母亲很喜欢戏曲，包括粤剧电影，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电影。开始的时候是想做演员，所以报名参加无线电视台演员培训班，兼职做助理导演。结果演员没有做成，却成了专职副导演。1984年第一次能够独立导演的影片，就是《女人心》。
《地下情》是我最喜欢的影片
1986年的《地下情》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讲的是几个年轻人对待爱情和死亡的态度。当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惧怕死亡，也怕坐飞机。小时候，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身边人的离去，对死亡既害怕又疑惑又好奇，“死亡”给我很多疑惑，电影是可以缓慢接近这种疑惑的。
如果让我选择重拍一部自己的影片，我会选择《地下情》，因为当时的情绪最为饱满也最为真实。《胭脂扣》是一个机会，《阮玲玉》是一个机会，机会是当时存在的，让你赶上了。《地下情》有些不同，它是属于你的，从感性情绪出发的，也将永远伴随你，就好像20年前我怕黑、怕坐飞机，现在同样害怕，只是年龄大了。
梅艳芳给我很极端的两种感觉
一直觉得导演和演员的关系不应该那么表面化，也不应把眼光只局限在他们的作品上。其实在《胭脂扣》之前，我没有接触过梅艳芳，只是看她在舞台上的表演，觉得她很有表现力，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所散发的味道很吸引我。李碧华觉得梅艳芳最适合演如花，尽管开始设定演员时也有很多种声音，选十二少的演员时，考虑过刘德华、郑少秋，到最后我定下张国荣，大家也都不愿意改掉梅艳芳，她自己也很喜欢。
她是很爱热闹的人，一路嘻嘻哈哈走过来，然后坐下来非常安静地听我讲戏，给我很极端的两种感觉。梅艳芳总说自己不漂亮，但是女鬼如花的造型她非常喜欢，也曾经说“好喜欢‘如花’的造型，如果以后死了，希望用这张剧照作为遗照”。
一直以为还能再与张国荣、梅艳芳合作
合作完《胭脂扣》之后，我本希望梅艳芳来演《阮玲玉》，那个时候一切想法其实都是从她出发的。说实话，她的离开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阮玲玉的自杀在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中国默片时代的结束，两个人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原来的设计中有梅艳芳与阮玲玉进行对话、交流，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她不能来拍这部电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遗憾。
2002年时，我想拍一部叫做《逆光风景》的影片，想请梅艳芳和张国荣合演，张国荣饰演一位不得志的艺术家，同时喜欢上梅艳芳演的角色和她的儿子，故事背景在西班牙展开，但因为预算庞大而延后了。我一直以为还有机会与他们两个人再次合作，遗憾的是未能实现。
2003年张国荣和梅艳芳相继辞世了，那个黄金时代也远去了，就像现在拍《长恨歌》时的上海与十几年前《阮玲玉》时的上海感觉完全不同，你进入到一个华丽的房子里，却再无法感受到那种雍容典雅的氛围了。应该说我很幸运，因为只有我，才拥有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电影。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妈妈再爱我一次》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都是一枚重量级的催泪弹。
台湾苦情戏《妈妈再爱我一次》
两年后在内地空前轰动
应该说从上世纪80年代走来的观众，大抵都还记得记忆里的那一次集体挥泪——《妈妈再爱我一次》。几乎每个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人，手里都攥着哭湿的手帕。一部台湾苦情戏在内地获得如此之广的共鸣，这是当时发行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的。或许因为母爱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题材，或许是因为那个时代还不像现在这样喧嚣，或许是因为它给了善良的人们一个宣泄感情的端口。
让我一次哭个够
《妈妈再爱我一次》是低成本拍摄的家庭伦理悲剧片，在台湾公映时并未受到台湾观众的重视，映了几天便静悄悄下片了，在海外市场更是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不料在两年之后，《妈妈再爱我一次》竟在内地造成了空前的轰动。
请带手绢进场
那个年代的台湾片不如香港片火，我们当时在试印《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个片子的拷贝时还有点犹豫。一般来说，我们试印拷贝不多，但因为这个片子在台湾片中算比较好的，我们内部人员看了之后都很感动，但不知道能不能让观众感动，结果洗印了130个左右的拷贝，还觉得这个数目太大胆了。当时河南、江苏、浙江、辽宁、湖北、福建、四川等几个大的省份是拷贝需求量比较大的大户，我们还想，万一人家没有订购那么多，我们就多给他们一些。没有想到的是，观众反应特别强烈。《妈妈再爱我一次》是那几年中拷贝洗得最多的一部电影，素材带都被洗烂了。一般来说，每个拷贝放映300场就要报废，但当时有的拷贝连续放映500场的都有，有的因为放映次数太多，开头和结尾都没有了，还在放映。
这个电影不属于教育部推荐的影片，但是很多老师主动带学生去看，它比任何教材都有用。实际上，当时我们对影片进行包装的观念不是很强，因为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说观众都哭成一片，不光是女性，包括男性都哭，所以我们后来就给这个影片加了一个宣传口号：“请带着手绢进场”。
预洗拷贝对片子很有利，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每个片子都发行试映拷贝，宣传是跟着发行走的。但1985年我们进中影公司的时候，领导就对我们说，你们要把自己定位为商人，我们听了之后觉得特别怪异。但大家都很敬业，我们发行科的人都非常熟悉市场。记得当时我们都整天忙着接电话下订单。那时洗印拷贝也没有现在的条件，工作人员三班倒，调色配色还需要人工参与，尤其是剪片特别麻烦。但当时我们感觉到市场的反应很强烈，所以预先洗印了许多拷贝，这样就把发送拷贝的时间差缩小了，对于这部片子特别有利。譬如，我们发现江苏、上海要增加拷贝，那么我们可以猜测到那些需求量差不多的河南、湖北、广东也可能要加洗，接到订单之后就可以直接发过去，这种快速的反应是以前没有过的。
煽的不是爱情是亲情
1990年6月，《妈妈再爱我一次》开始在全国试映，首先是在武汉热起来，然后是上海，在全国铺开放映是在9月份。到1990年底的时候，我们发行了397个拷贝，观众达到了2亿多人，票房上亿元——当时的电影票价有1元到3元的，也有三五毛钱的。这个电影在当年是越映越好，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部片子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特别煽情。“小强”和“母亲”的扮演者都不是很美，煽的也不是爱情而是亲情，电影也叙事平淡没有任何花里胡哨，但它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心理需求。因为在它之前观众看了太多动作片，需要调剂一下口味，这种伦理悲情剧刚好满足了观众的需要。其实我们发行部门和宣传部门都没有把这部小制作的电影当回事，它完全是靠观众的口碑来宣传的；另外，它的主题曲在片中出现了四五次，街上小孩都会唱，这也是间接地为这个电影做了宣传。观众们都知道看这部电影要带手绢进场，不仅花钱买票，还哭个痛快。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住在大房子里的一个小孩子———这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末代皇帝。
贝托鲁奇执导《末代皇帝》
意大利大师推开故宫大门
1987年，一扇气势恢宏而又异常沉重的大门在全世界眼前被徐徐推开，展现了一片曾被视为不可亵渎的皇权禁地，以及其中发生的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悲凉历史。推开这扇门的是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末代皇帝》的背景材料主要来源于溥仪生前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和紫禁城清宫档案史料。由意大利、英国、中国电影公司联合摄制。中国背景、中国故事、中国人物，混杂了西方人的观念与技法，获得了奥斯卡评奖的胜利，但在中国也受到了“离我们的历史片观念太远太远”的质疑。
中外合作从意大利人开始
1979年，当意大利方面带着他们的《马可·波罗》拍摄计划来到中国，国内还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对接的机构。经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才成立了一个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
以元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事迹为题材的电视电影《马可·波罗》，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中外合拍片。据说，当时到意大利去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和意大利总理交谈时，对方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剧组正在你们中国拍戏，请多关照。因为两国高层的重视，所以《马可·波罗》的拍摄非常顺利，这部多集电视电影拍了5年，在中国放映的是电影版。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英若诚出演了忽必烈大帝，他的英文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可·波罗》后来获得美国电视最高奖艾美奖。
《马可·波罗》成功以后，意大利电影人和资金开始对中国情有独钟，但又不知该拍什么。据《末代皇帝》的一位中方人员徐春青回忆，当时外文出版局刚刚出版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英文名《从皇帝到平民》），徐春青就把这本书介绍给了意大利朋友，迷倒一大片意大利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