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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商业时代的军阀
1911年，清王朝终于倒下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结束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接触西方商业的时期。孙中山生于广东，一开始是一名医生，后来成为革命者。1905年在日本流亡时他聚集了数个反对满清统治的团体。他创建的国民党利用苏联顾问和苏联资助创立并培养了新的中华民国。他和正在萌芽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合作关系，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5年，孙中山死于癌症。而他的继任者——蒋介石，痛恨共产党。
蒋委员长曾任孙中山的军事助手，他赶走了苏联人，并且在国民党内部清扫共产党，引发了历时25年的内战。委员长建立了自己的支持基础，包括富有的中国地主和商人，外国在华商人和他们各自的政府。从1911年到1937年日本占领大部分中国领土之间，西方贸易和私有商业在中国蓬勃发展。所有的大公司都进入了中国。标准石油公司为油灯供应燃料，伯利恒钢铁公司＇8＇为中国海军建造军舰，英美烟草公司在全中国建立了数以百计的仓库，西门子将贸易港口用电报线连接在一起，而IBM公司则在北京安装商用机器。现代中国公司也出现了，它们从日本银行获得贷款，雇用欧洲和美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并建立技术学校培训中国的产业工人。
对于在华外国商人来说，生活无比美好。他们在自己的豪宅中有佣人伺候，周末则打打高尔夫，赌赌马，或在由一队苦力拉着的游船上悠闲地沿着运河而下。年轻的西方人看了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前来中国工作，在上海的外国领事区有七万多名妓女填补他们无聊的闲暇时光。Harold Sheridan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名美国青年，他在1913年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告诉您，我很容易就能理解远东的魅力所在，在这里，生活是如此轻松，白人连小手指都不用抬，除非他自己想这么做。”
蒋介石允许商业的繁荣，前提是他们从财政上支持他的政府。黑帮团体伙同国民党向小商人收取保护费。大张旗鼓的逮捕活动则教训教训大资本家。随着委员长的在美国受教育的夫人——宋美龄的家人渐渐把中国经济转变成一项家族业务，资本主义在中国被共产党冠以罪恶之词也就不足为奇了。商业在大城市中兴起，共产党则组织起乡村的农民，躲避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反对外国运动和工人罢工也遍布全中国。1931年，日本占领了满洲里，一些西方商人开始离开中国。随着日本占领更多中国领土，三三两两变成了汹涌之潮。1937年北京、上海和诸多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相继落入日本之手，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逃亡到了新的战时总部，远在西部内陆的重庆。
共产主义的成功和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经济破碎不堪。美国军事和外交顾问们试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扮演调停者，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美国站在了国民党这一边。来自美国的金钱和武器曾帮助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现在蒋介石把枪口转向了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向数百万中国民众对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的腐败和贫穷进行的批判太强大了。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到了台湾。美国和欧洲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封锁了在其它方面大获全胜的共产党政府。中国的大亨们逃到了香港、台湾、美国、欧洲和东南亚，并在那里重建他们的商业。
虽然毛泽东和他的同胞从苏联获得了财和物的资助对抗国民党，他对斯大林始终保持警惕。他无意像东欧一样成为苏联的卫星。他挫败了苏联控制中国军队的企图，但是还是与苏联签署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需要金钱和技术援助，苏联是唯一可依靠的。1950年2月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照搬苏联的工业模式，得到了4。3亿美元的苏联贷款，一万名苏联技术专家，以及其它重新武装和改组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形式的援助。20多年过去后，当中国准备再次和西方谈生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回到了起点。50年代苏联援助下高速工业化的成果在1958年大跃进的政治疯狂和1966年开始历时十几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烟消云散。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毛泽东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经济，撕裂了维系中国社会的纽带。
＇1＇译者注：原名Charles GeorgeGordon，在英国被称为Charles GeorgeChinese Gordon。
＇2＇译者注：关于这个故事应该是属实的。当时戈登被李鸿章任命围攻太平天国镇守的军事要地苏州。驻守苏州的太平军将领郜云官由于久久没晋升而对洪秀全心怀不满，戈登利用这点对他进行劝降。郜云官与清军将领程学启秘密在苏州城外进行谈判，戈登充当保证人。他担保：清军不杀一个降兵降将，并根据在投降中的表现可长官晋级。于是郜云官等人杀了太平军驻苏州主帅谭绍光，带领全军投降清军。但清军占领苏州后，李鸿章和程学启立刻翻脸，在苏州郊外把郜云官等两千五百多名太平军将士全部斩首示众。劝降的证人戈登非常生气，据说，他操起手枪声嘶力竭地狂叫：“背信弃义，天理难容！上帝不会饶恕你们！李鸿章！程学启！我崩了你们也不解心头之恨！”他气愤得要找李鸿章等人拼命，并想夺回苏州城还给太平军。他狠狠向空中连开三枪，并骂自己是千古罪人，死有余辜！在有关人士调解下，李鸿章被迫亲自哭祭郜云官，又是烧香又是叩头，戈登才勉强作罢。清帝为安慰他，赏他一品顶戴和万两白银，遭到拒绝。电影《投名状》中，亦有类似情节，不过戈登变成了刘德华所扮演的角色。
＇3＇译者注：1853年和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hewPerry）准将率领舰队两度叩关日本（“黑船事件”），迫使幕府与美国签署了不平等的《日美亲善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德川幕府两百余年的“锁国”政策宣告破产。欧美列强以炮舰为后盾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又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殖民权益，把日本变成了欧美近代大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销售市场，日本面临着和同时期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厄运。接下来的十多年间，日本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倒幕运动，并最终爆发了“戊辰战争”。内战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彻底垮台，将日本从腐朽落后的幕府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依靠枪炮建立起了的明治政权也从此领导近代日本走向工业化、军事化并对外侵略的道路。
＇4＇译者注：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ey）上任伊始，便训令驻英、俄、德、意、法、日等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这就是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通牒。照会中提出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主要内容包括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1900年7月，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从而使门户开放政策化为泡影，便于这年7 月3日向各国发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 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史称第二次门户开放。
＇5＇译者注：作者在这里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1898年，赵三多揭开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当时竖的大旗是“扶清灭洋”，并非要推翻清政府，这也是慈禧在初期默许义和团运动的原因之一。
＇6＇译者注：即《辛丑条约》，此处为原文翻译；从国外文献看，该协定应为“Final Protocol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Disturbances of 1900”，又称《辛丑各国和约》。
＇7＇译者注：《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四亿五千万即当时中国总人口，以示每人一两，达羞辱中国人之意），史称“庚子赔款”。
＇8＇译者注：伯利恒钢铁公司，成立于1907年，是美国第二大钢铁企业。2002年申请破产保护，2003年以15亿美元被国际钢铁集团收购。
大门再次打开
战争，和平，以及一次总统大选在1970年12月重新点燃了中美关系的希望。尼克松总统暗地里向北京透露他希望和中国开始一场认真的对话。尼克松希望中国对北越施加影响，配合美国体面地撤出南越。他还希望与中国建立合作性的联盟，以诱使苏联缓和和美国的关系。一些重要的民主党人士，包括休伯特·汉弗莱＇1＇和爱德华·肯尼迪＇2＇，不断发表意见，提出开启对华贸易和政治关系、放弃台湾国民党政府是全中国的政府这种自欺欺人的假象。尼克松进行对话的邀请得到了积极的相应。中国在4800英里的中苏边境上面临着苏联45个师的虎视眈眈。1969年春季和夏季中苏军队之间发生的暴力冲突＇3＇让中国人感到了自身的脆弱。这个国家迫切需要资金、技术、技能和海外市场来重建其支离破碎的国民经济。
在两国就准备尼克松来华一事互换照会时，周恩来展示出中国并未丧失其引导蛮夷斗蛮夷的能力。他发消息说中国可能邀请三名民主党人士——肯尼迪、穆斯基＇4＇和麦克戈文＇5＇参议员——也来中国访问，而这三人当时正联合起来对付尼克松。被吓坏了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警告说任何其它美国“政治访问者”都不能先于尼克松进入中国。尼克松的到达和精心安排的北京、上海和杭州之旅在全世界进行了报道，成为巨大的商业宣传。上海公报规定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表示美国希望“由中国人自己”来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尼克松许诺将逐步减少美国驻守在台湾的8000名美军，并将建立中美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的渠道。但是后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辞职，以及双方各自的一些内部政治问题，使得两国直到1979年才在外交上正式相互承认。然后邓小平访问并迷倒了美国，开始了中美之间长达十几年的蜜月时光。美国对中国的承认不仅使得大批美国企业涌入中国，它还缓解了欧洲和日本的紧张情绪，这些国家比以前更积极地开展在华贸易和商业活动。北京饭店人满为患，来自纽约的银行家和来自德国的工程师们只能睡在饭店走廊里的帆布床上。中国人在北京建造了谈判大楼，里面是一间挨着一间的屋子，外国公司被邀请到屋子里就政府投资和采购合同相互竞争。中国的谈判人员们则在这些乞讨者中来回周旋，不断地迫使对方做出更大让步。最后，很多外国公司获得了赔钱的买卖，作为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费。但是当有新的生意机会时，很多先行者却连参加投标的邀请都没有。外国商人的时间都被花在了“爬墙和填鸭”之中，即雷打不动的游览长城、永无止境的北京烤鸭宴。期间会说英文的中国人得以有机会从外国人口中打探商业消息，嗅出国外谈判者之间的龃龉。
不可阻挡的力量
新时代版本的“贸易港口”进一步刺激了外国公司涌入中国。经济特区，作为外国公司新的基地，提供了税收优惠，简化了审批、批文规定。但这一次的“不平等条约”都特意、自豪地站到了中国人这一边。很快这种不平等就很明显了。外国公司希望在中国建立工厂，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而中国希望投资能够转变为出口生产，为中国赚得外汇，为中国人提供就业机会。邓小平希望跟随台湾、新加坡、香港和其它基于出口经济而繁荣的亚洲小虎一样的道路。经济特区就是中国公司向外国同行学习的教学中心，学成后的中国公司向全中国提供行业所需，并打造中国自己的品牌和消费产品。
外国商业界很快就开始向各自的政府抱怨合同违约、无法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美国公司尤其发现美国政府更关注通过在华业务来建立与中国的战略性关系，而非商业本身。1983年2月，当里根政府的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北京时，他被来自美国公司高管的一片抱怨声淹没了。一名怒气冲冲的商人指出，日本和欧洲国家比美国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在华企业的商业需求反应更迅速更积极。
“那你怎么不搬到日本或西欧去？”舒尔茨不耐烦地说。
然后是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外国公司的高管和员工挤满了飞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