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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国芳
原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2004年3月，其运作的一项大型钢铁项目被江苏省政府责令全面停工，戴国芳则以“涉嫌虚开抵扣税款发票”被提起公诉。铁本案在2006年3月28日开过一次庭，但至今仍未宣判。
▲ 袁宝璟
原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2003年11月24日，袁宝璟因涉嫌雇凶杀人被辽阳市公安机关抓捕。2005年1月，辽宁省辽阳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袁宝璟死刑，袁上诉后被辽宁省高院终审维持原判。2006年3月17日，袁宝璟被执行死刑。
▲ 唐万新
德隆系创始人，一度控制着资产超过1200亿元的金融和产业帝国，2003年唐氏兄弟位列胡润富豪榜第25位。2006年4月2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两项罪名判处唐万新有期徒刑8年。
▲ 黄宏生
原创维集团董事长，曾领导创维进入中国彩电业前三名。2004年11月，黄宏生因涉嫌造假账及挪用公司资金被香港廉署传讯。2006年7月13日，黄宏生因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创维数码5000多万港元被香港法院判监禁6年。
▲ 张海
原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曾是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老总。2005年3月，张海涉嫌挪用7亿资金被广东公安机关刑拘。2008年9月27日，张海因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两项罪名被广东省高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 周正毅
原上海农凯集团董事长，曾获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1名。2004年6月，周因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虚报注册资本两项罪名获刑3 年，2006年5月获释。仅半年多后，2007年1月，周正毅再次被逮捕。2008年1月，上海市高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周正毅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
▲ 郁知非
原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因卷入上海社保案被有关部门调查。2007年1月，郁知非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安徽省公安厅刑拘，2008年4月，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 张荣坤
原上海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2006年7月，张荣坤因涉及上海社保案被拘捕。2008年6月22日，吉林省高院对张荣坤案做出终审判决，张犯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五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9年。
▲ 吴英
浙江本色控股集团董事长，曾位列“女富豪榜”第6位，2007年2月，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刑拘，2008年2月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目前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 黄光裕
国美集团主席，曾在2004年、2005年、2008年三次登上胡润百富榜的榜首。2006年底，黄光裕曾因贷款问题遭到相关部门调查。2008年11月，黄光裕因涉嫌“操纵市场”等行为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资本运作的玄机与顾雏军样本（5）
sina 2009年02月02日 17：26 《法人》
记者手记
民营企业家的烦恼
文 本刊记者 吕斌
在中国，企业家出事儿的概率离奇的高。往往昨天还是万人敬仰的成功人士，今天便沦为阶下囚，反差之大、变化之快，令人难以接受。
细数这些“出事”的富豪名单，郁知非、黄光裕、顾雏军、周正毅、戴国芳、仰融、袁宝璟……无不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创造了非凡财富的同时，也曾经是无数创业者的楷模。
钱有了，名也有了，他们还需要什么？
看看他们最后的结局，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在企业家们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时、当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为所欲为时，往往很难控制住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
家电业做大了，便觊觎房地产；实业做大了，就觊觎资本市场；企业界做大了，又开始觊觎官场……正是这些不断膨胀的欲望与野心，为他们的“落马”埋下了伏笔。
当年，铁本的戴国芳曾被称为“民营钢铁大王”。然而，时运不佳的他不幸撞在了宏观调控的枪口上，铁本庞大的违规贷款、混乱的内部管理成为了监管层重点关注的目标。
再看三任首富黄光裕，其家电业的渠道霸权早已被外界所诟病。而他个人的性格则被盛传为嚣张、暴戾，甚至被指有类黑社会行径。所谓枪打出头鸟，成为首富的黄光裕无时无刻不被外界注视，从做实业到做资本，他的任何举动都会被拿来炒作一番。最终，国美电器的发展势头依然良好，而资本市场的糟糕状况则可能把他拖下水去。
而“隐藏富豪”袁宝璟直到涉案后媒体传出其要将位于印尼海域的一口价值500亿人民币油井的股权无偿捐献给国家时，人们才知道，这位民营富豪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如此程度。当然，钱无法买命，遇到问题时就雇凶杀人——这位富豪在面对司法的权威时，显得过于有些肆无忌惮。
曾几何时，“家电大王”顾雏军被誉为商界奇才，在最高峰时，他掌控着四家上市企业，拥有科隆、美菱、杭州西冷、上海上菱、吉林吉诺尔、江西齐洛瓦、河南冰熊等众多家电品牌。
然而，资本收购方面的违规操作使得他旗下这些公司成为了他倒台的直接因素。由于资金有限却急速扩张，格林柯尔在完成了前几次收购后就严重现金不足。而家电行业的利润率偏低，现金回收速度慢。
性急的顾雏军等不了自己的帝国缓慢发展。于是，挪用自己所掌控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资金成为了他后期收购的主要资金来源。
纵观近年来落马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罪名无非是“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虚开增值税发票”、“操纵市场”之类，其手段和方式并无过人之处。
一般来讲，这些行为是中国企业界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比较倒霉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这些常规违法行为较为普遍而且长期存在？监管部门显然难择其咎。长期以来，中国法治的不健全、监管的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违法成本过低的局面。
一个健全的市场是需要法治来维护的，成就富豪群体的社会原因是中国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期，规则的不透明和监管缺失为不少胆大的商人留下了制度漏洞。由此看来，在指责这些民营企业家践踏法律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监管如何才能切实有效？游戏规则如何进一步健全？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顾雏军的资本拼图
发布时间： 2005…08…05 17：45 字体： 放大 缩小 还原
在由“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和“收购目标”共同构成的国际化“收购三角”里，由于各地区法例与监管制度的不同，使得任何一方的内部监管都将面临着来自外部信息缺失的巨大困难
2005年，顾雏军登上了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的榜首。有意味的是，第一届的这个位置是属于德隆唐氏兄弟的。顾毫不掩饰对这个评价的厌恶，他认为这只是他打造产业帝国的“副产品”。
但不可否认，从2000年7月，顾雏军创办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来，就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资本攻伐。
到2005年顾雏军已拥有4家A股公司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短短五年时间，顾雏军就搭建了一个庞大的“格林柯尔系”。
前后“格林柯尔系”
关于“格林柯尔系”的通常说法，是由四家A股公司和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构成。但这一普遍看法与实际情况有着极大的出入。倘若以2001年收购科龙为界，把顾氏企业收购分为前后两期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完全不同意义上的“格林柯尔系”。
简要回顾顾雏军在收购科龙前的投资与经营包括：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海外经营；1995年投资天津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工厂）；2001年，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下简称香港格林柯尔）。
此阶段往往被忽略的细节在于，天津工厂是由顾雏军个人通过总部位于加拿大的格林柯尔集团间接控股，与香港格林柯尔并无股权从属关系。正是这一细节，使得顾雏军对科龙的收购资金来源最终得以澄清。
据公告证实，顾雏军收购科龙的首笔款1。5亿元为减持香港格林柯尔股权所得，而其后的近2亿元收购资金却无法查明来源。2001年10月底，也就在与科龙签字的前夕，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改为广东格林柯尔）成立，作为一家有限公司，顾个人占90％以上股份。
此前的五六月份，顾两次在高价位抛售格林柯尔9500万股的股票，总计套现约3亿港元。“我手头已有3个亿，剩下的2。6亿就拿不出来？我还有天津的厂呢！还有国际业务呢！”当媒体对格林柯尔收购能力表示怀疑时，顾十分不以为然。
直到今年，香港证监会1月11日发布的一份谴责声明才透露出其中玄机，声明表示：今年1月11日，香港联交所对格林柯尔科技（08056。HK）及有关董事，对2001年向天津格林柯尔工厂预付2。3亿元货款关联交易隐瞒不报，予以公开谴责。
而在2004年年报中，首次透露科龙公司控股股东广东格林柯尔（原顺德格林柯尔）股权结构为顾雏军个人占60％，而天津工厂占40％。结合对天津工厂盈利状况的质疑，有理由推测香港格林柯尔预付的2。3亿元正是收购科龙的另一部份资金来源。
在收购科龙后，“格林柯尔系”旗下的企业又可以分为两个部份：一是动用科龙资金，以科龙名义收购的非上市企业及生产线，如吉诺尔、上菱电器、阿里斯顿等；另一部分则是以顾雏军私人控股的企业名义收购的上市公司，如以广东格林柯尔（原顺德格林柯尔）名义收购的科龙、美菱，以扬州格林科尔名义收购的亚星、襄轴。
在对后三家上市企业的收购中，共涉及出资约7亿多元，分别为美菱2。07亿元，亚星4。18亿元，襄轴约1亿元，而且均为现金出资。如此巨大的出资金额，顾雏军被怀疑把科龙当作“现金牛”。
谁是真正的“现金牛”？
面对种种质疑，顾雏军提到“我的钱有国际背景”。他还多次表示，收购时“用的我个人的钱，是格林柯尔集团内部的钱。”既是“有国际背景”的钱，又是“个人的钱”，顾雏军的话是否前后矛盾？或是有意敷衍？
纵观2000至2004年历年香港格林柯尔年报，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无论其经营利润如何起伏，其银行存款数量均稳步上升，而在2001年及2004年两次银行存款出现与利润及总资产增长未能同步的时期里，“恰巧”与顾雏军的两次并购有着密切关系。
第一次并购即2001年收购科龙。该年度香港格林柯尔的盈利高达31400万，而银行存款仅增加了30万。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述：高达2。3亿元的利润被作为制冷剂预付款转入天津工厂，再以参股方式进入顾所控股的顺德格林柯尔，成为收购科龙的资金。
第二次收购为对商丘冰熊冷藏设备有限公司的收购，据香港格林柯尔2004年年报称：公司“于2004年8月向商丘冰熊冷藏设备有限公司购得冷藏汽车制造及生产设备连负债、土地共计18400万元。现金支付15600万，应付2800万。”
然而商丘冰熊冷藏设备有限公司这一公司名称并未出现在年报内公司的“附属公司名单”内，而是出现了一个名为 “Shangqiu Greencool Refrigeration Truck Co；。Ltd。（商丘格林柯尔冷藏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高达2亿的“国内责任有限公司”。尽管对这一公司的股权结构尚不清楚，但有理由相信，它与顺德格林柯尔一样，是一家由顾雏军控股的私人企业。
这样一来，收购链便已清晰呈现：由顾雏军私人持有的 “Shangqiu Greencool Refrigeration Truck Co；。Ltd。 （商丘格林柯尔冷藏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冰熊设备，再将其“转手”给香港格林柯尔，由香港格林柯尔承担收购资金及收益。
以香港格林柯尔2004年年报为例，公司当年总资产为13亿5000万，但对附属公司的投资即高达13亿2900万。自2003年起，公司未再公布公司预计投资与实际投资额，但其银行存款除了两次并购外，依然处于持续增加之中。
假如以实业公司的角度来衡量，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