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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指出的是，日本的工会权力极大地下降。它们对就业工人的组织率从1970年的35。4％跌落到2003年的19。6％。特别是，1985年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日本国有铁道公司（JNR）、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TT）和日本烟盐专卖公司三大国营企业的私有化，重击了劳工运动的最有战斗精神的派别。日本工会总评议会（SOHYO）曾是左翼劳工运动的全国性中心，主要以公有企业为基础，结果解体了，1989年与日本劳工联盟（DOMEI）合并形成一个新的国家工会组织日本工会联合会（RENGO）。
这一演变也冲击了日本社会党（JSP）。日本社会党曾在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支持下在国会占近三分之一的席位，现在其席位逐步丧失了。1996年，它改名为日本社会民主党（SD－PJ），现已萎缩为一个小党，在2003年众议院共480个席位的选举中，只得到6席。90年代，日本共产党（JCP）的力量曾有所加强，从而也补偿了日本社会党小部分的损失，但在2003年选举中也遭受丧失11席、仅得9席的重创。
因此，日本的劳动人口已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通过工会和他们的政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力量。随着更廉价的非全职人员和其他类型临时工作工人的增加，平均工资一直趋于下降。劳工法普遍地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对超时工作解除了管制。取消了对自由支付报酬和非全职就业期限为一年的限制，以为私人公司剥削更廉价的（通常是女性）非全职人员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在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压力下，紧张的超时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恶劣工作条件已明显地增多。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2002年，与工作相关的死亡案例增加到317个，包括160例过劳死。1998年，年度自杀人数首次超过3万，2003年达到34 427人。日本的自杀率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是美国的两倍多。在自杀的原因中，经济和生计问题占26％，工作失败占6％，疾病占45％，后者中很多是与工作或多或少有关联的精神和生理疾病。过劳死和自杀人数增加如此多象征着大多数日本工人正面对失衡的、日益恶化的和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与资本主义大公司恢复盈利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
人口减少的威胁
日本劳动人口的社会条件日益恶化的另一个重要症状是平均出生率的急剧下降。要使人口停止减少，平均出生率就需要达到1个妇女生2个以上小孩。70年代初，一个日本妇女还保持2个以上小孩的生育率，而自此以后持续地下降，2003年1个妇女仅生育1。29个小孩。这样，据估计，2006年后，日本人口将开始下降。该趋势如长期延续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口将减少一半，而到下个世纪末将萎缩到封建制度的江户时代的人口规模。
在许多发达国家（除了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中，出生率普遍下降，但日本将成为人口最快速下降的国家之一。向一个老年社会的迅速转变颠覆着日本战后经济的所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比例关系。这种转变将加深国家预算危机；减弱与消费需求和劳动力补给增加相关联的国家经济活力。因此，这将使处于结构性困境的日本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日本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在持续的不景气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压力下的资本主义重建过程中，相对廉价的女工被大规模地动员进人装备有各种各样信息技术的自动化车间，她们结婚时间就这样被推迟了。年轻人很难得到合理定价的住所。保证生育小孩的休假期以及公共儿童保育中心等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工作的长工时和低工资、没有什么前途（或者说很容易失业），以一己之力养育一个家庭的传统模式对于年轻一代的大部分人已变得越来越难。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瓦解公共社会单位和组织、使人的劳动力商品化的基础上的。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总人口增加了四倍。在1973年前的战后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随着年轻的一代进入城市资本主义劳动人口行列，大家庭（典型地是三代同堂）普遍地分裂为只有两代人的原子家庭。其后，在信息技术对以资本主义公司为中心的社会的影响下，在应对全球竞争的压力下，原子家庭进一步分裂，单身工人这种更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扩大，同时对手机、个人音乐播放器和计算机游戏等高度有利可图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大了。这些消费品和服务，就其性质而言，不是售给整个家庭的，而是售给单身汉的。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劳动力的商品化的过度成功，日本等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形成一个极端原子化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市场社会，这正逐渐破坏其自身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基础。从而，日本的人口减少根本不是劳动人口的条件安逸的表现，而是原子化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深层次结构性痼疾。
日本经济的结构困难，以现有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是不可能解决的。而民主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复兴既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必需的，它是一种值得劳动人口向往、历经苦难和付出牺牲去争取的未来。
（摘自2005年第9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