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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作者：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赵荣潜 桑炳彦 朱泱 胡企林 译
胡企林 朱泱 校
中译本序言
陈岱孙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一1873年），在1848年发表了他名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以下简称《原理》）。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吹捧《原理》为19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一本无可争议的经济学的圣经。可以不同意这一说法；但不能否认，直至19世纪末年，这本书一直是英、美等讲英语国家的大学初级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教科书。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所谓“边际主义革命”对这本书中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严重地动摇了它的权威地位。但只是在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它的地位才完全为后者所代替。
穆勒自认为《原理》只是祖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经济理论的著作。在本书导言中，他说，他的目的只是在于写一本适应现在时代更广泛的知识和新进的思想的“现代《国富论》”。对于李嘉图，穆勒认为他只是对李嘉图的学说作一些补充或引申。在他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说，“我怀疑在这本书中，有任何一个思想不表现为来自他（李嘉图）的学说的推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者不完全承认这个说法。他们认为，虽然《原理》的确祖述了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原理》，但恰恰是在结合现代广泛的知识和新进的思想对旧理论加以补充、引申时，穆勒提出了许多他自己的意见。然而，他们却也不能不承认穆勒的意见实际上是折衷主义的综合物。在《原理》中，混合了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的和以后种种反古典的经济思想。
经济理论的调和折衷主义是公认的穆勒《原理》的特征。追随者认为，这一特征标志着《原理》作为一承前启后的著作，总结了从亚当·斯密起到19世纪中叶大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而批判者则认为，穆勒的调和折衷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宣告。
追随者和批判者在论证穆勒的折衷主义特征时，似乎都忽略了《原理》中也应该作为折衷主义一部分内容的、结合理论分析和政策结论二者矛盾的调和论。也许只是为简便起见，我们都称这本书为《政治经济学原理》，而略去实际上很重要的“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的副标题。而恰恰是这个副标题意味着穆勒在写本书时力图把经济学从李嘉图以次的英国经济学家们的教条精神中拯救出来；在经济理论分析中注入大量的对人类福利的关注和容忍的精神；从而对他先前所服膺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之为社会哲学基础的李嘉图经济学，作了修正。这一新立场部分是受浪漫主义者的影响，但更多地源于英法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原理》是在这一转变之后的产物。写于1829－1831年间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不具有这个特征，而表现为基本上与李嘉图相同的观点，就是一明证。
穆勒并没有完全放弃功利主义，也没有对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失去信心。但他理解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对于利己主义的自发功利作用发生怀疑。于是在《原理》中就出现了接受对现行制度的某些改革的主张，甚至容忍这些改革所可能带来的政府对于私人经济行为的干预。这种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新看法自然形成英国经济界主流的传统。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穆勒之所以自认为《原理》只期待着成为一本“现代《国富论》”的含义和半个世纪之后出现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可以看作穆勒《原理》的后继者的论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经济思想传统仍然存留于今日的英国经济学界。因此，在今日，《原理》不但是一本有历史意义的书，而且由于在一种思想体系传统的发展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它对于了解眼前国外经济学界的发展还具有某种启迪的作用。
特别导言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
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它所记录的那些经济理论曾推动了19世纪前半叶政治形势的发展。不管我们认为它有关人类行为的分析正确与否，它都无疑是一份价值极高的历史文件。也许穆勒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描述是不全面的乃至错误的，但毫无疑问，他非常精彩和真实地描述了19世纪中叶知识阶层的行为方式。为穆勒的这本书写导言，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叙述一下它是在哪些因素的影响下写出来的。因为，正如伊丽莎白时代马洛或莎士比亚的戏剧，其灵感来自观众，其人物反映了德雷克和雷利的精神那样，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则从19世纪英国公众那里获得其感并反映了当时政治家的精神，这些政治家在19世纪上半叶已为商业英帝国奠定了基础。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发表于1848年。相同主题的另一本书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于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就对公众的影响而言，只有这部书能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相匹敌。比较对照一下这两部著作可以给人以启发，特别是因为这两部书的作者在气质上有某种相同之处。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对于凡人来说，享有这样的地位是危险的。假如穆勒不是那么伟大，这样的地位很可能毁了他，使他不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一个人在这一代是深孚众望的大师，到下一代则往往名誉扫地，尽管这也许不那么公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产生了穆勒的那个时代与条件，在音乐方面产生了门德尔松，在文学方面产生了麦考利；门德尔松和麦考利表现出一幅对过去无所不知、对未来确信无疑的神态。这使上了年纪的莫尔本勋爵禁不住感叹道：“但愿我能象汤姆·麦考利那样对一切都确信无疑”。莫尔本历尽沧桑，不相信只需一代人整个世界的智慧便会达到顶峰。那些忽视未来的人，已遭到未来的报复。门德尔松正象当年被评价过高那样，现在则被评价过低；麦考利对未来的确信无疑，常使人用这样一句名言来讥讽他的作品：“既然其他一切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总是宁愿作快活的撒谎者而不愿作呆子。”
穆勒则较为尊重未来，因而也得到了未来的较好回报。的确，很少有人能象穆勒那样经受住成名的考验。他能避开成名后可能遇到的陷阱，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敬畏心和同情心。穆勒在其《自传》中描述了自己所受的教育，若是性格不那么坚强的人，这种教育也许会窒息这两种感情，但就穆勒来说，反而使这两种感情更加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情心使他不洋洋自得，敬畏心使他不为任何人的吹捧所动，不把任何人的评判当作最后定论。即便在他的这本书里有些话语带有师长的口气——比如，穆勒在一著名段落中说，在基本价值法则方面，几乎没有剩下什么东西或根本未剩下任何东西可供以后的作家加以改造——令人惊奇的也不是为何会出现这种权威口气，而是这种权威口气为何出现得这样少。
尽管穆勒竭力不摆权威的架子，但他却能很好地利用自己享有的各种有利条件。他对读者心中有数。他与亚当·斯密不同，不必先对历史进行考察，以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准备，能吃下他预备的丰盛宴席。他发现读者已作好了准备而且饿得很。斯密曾不得不创造出公共财富或国民财富这一概念，而穆勒只需把这一现成概念拿过来进行分析就行了。对斯密的读者而言，财富自然指的是一笔钱，因而他不得不经常尽力消除他们的这种错误观念。对穆勒的读者来说，财富包含的内容则要多得多。尽管他们非常熟悉皮尔和科布登的富于机智的讲演，但他们所受的教育却使他们不相信纯粹重商主义的国家政策理论，而把国民财富看作是可用以增进人类幸福的全部商品。如何生产这些商品，如何分配这些商品，如何交换这些商品，这些便是斯密所要考察的题目。他只需分析当时在英国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哲学提供的材料。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他的分析不仅具有更强的条理性，而且还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不过，正是从同代人那里，他不加怀疑地接受了他所考察的那些概念。论断是他自己的，但所讨论的问题却取自当时几乎显得陈腐的思想。
当时的那些思想观念对穆勒产生了非常强烈而又微妙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诸如卡莱尔或金斯利的著作中看出来。这两位作家试图采取与穆勒相对立的立场，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这样－健全而有益的观念，即不应把物质财富提升到独立实体的高度，而与享用者的幸福断绝关系。但无论是卡莱尔还是金斯利，似乎都未能真正有效地表达出这种反对意见。他们不是拒绝接受穆勒的概念，而是谩骂指责他所得出的结论。同穆勒一样，在他们那里，所讨论的问题是现成的，论断则是他们自己作出的；但他们都不如穆勒那么有条理，不如穆勒那么耐心地考察，因而所作的论断便不如穆勒的那么正确。
过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穆勒的方法与假设才受到了真正致命的批判。诚然，历史学派先是在德国，然后在英国和美国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与穆勒的分歧远非象表面看到的那么巨大。他们抱怨穆勒把其时代特有的某些制度和行为方式当作所有时代普遍存在的制度和行为方式。白哲特的《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假设》，就是这种批判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但这并未触及事情的本质。穆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弱点与其说是在于它把特殊形态的财富当作绝对和独立的思考对象，还不如说是在于它以这种方式看待任何形态的财富。向前真正迈出第一步的人是杰文斯及其同代人；他们分析的不是人们假想的物品固有的效用，而是物品在什么条件下才对活人具有效用。在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问世以来的28年间，这在年轻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直是清晰的主音调，而且一直在给予他们的分析以新的灵感，在加宽他们的论述范围。
尽管如此，这些年轻人的著作却没有一本能够取代穆勒的著作。他们的研究工作仍处于发育期，既有发育期的长处，又有发育期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