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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他们承认非现金零售交易是一种弊害，承认法律应以完全取消这种交易为目的，但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坏方法，莫过于让那些得到他人信任的人欺骗和掠夺他人而不受到惩罚。一般说来，法律不应利用人类的恶行惩处无辜者，如果法律要阻止某种行为，它应运用法律手段来阻止，而不应不保护那些如此行事的人，听凭坏人掠夺他们。一人犯了杀人罪，法律应判处他死刑，而不应听凭抢他钱包的人把他杀死而不给以处罚。轻率地相信他人的话，固然是不对的，但却不致为了阻止这种行为，听任轻信他人的人遭受掠夺。然而，自从放松破产法以来，这种情况却非常普遍。如果人们以为只要剥夺债权人的所有合法逼债权，实际上就会消除那种被认为是不好的信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流氓和骗子终究是极少数，人们还会相互信任的。生意兴隆的大商人固然可以拒绝赊欠，正象现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做的那样：但是在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中，或者处于乡下小店主的卑微地位，由于每一主顾都十分重要，商人或那些正试图经商的新手会如何行事呢，即便风险再大一些，他们也会冒这一风险的；收不回欠款，固然会破产，但货物卖不出去，同样会破产。说他应仔细调查顾客的品行，不可轻易放款，也是毫无用处的。破产法院受理的一些大案中，债务人都肆意挥霍他人钱财，但这些骗子在骗取借款以前，都能提供极好的品行证明书。
第十章 论以错误理论为依据的政府干预
第一节 保护本国工业的学说
前面我们曾讨论了政府必须执行的各种职能，并讨论了有效地或拙劣地执行这些职能对社会经济利益产生的影响，下面我们进而讨论这样一些政府职能，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我称其为任选职能，政府有时执行这些职能，有时不执行这些职能，而且人们对于是否应该执行这些职能，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一般性原则以前，我们应该先清除掉所有这样的政府干预，即由于政府对干预的对象抱有错误的看法，因而干预带来了有害的结果。这样的干预不认为政府干预应有适当的限度。有些事情政府应当干预，有些事情则政府不应当干预。但无论干预本身是对还是错，如果政府不了解所干预的对象，干预必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所以，我们首先将粗略看一看各种错误理论，这些错误理论常常为政府行动提供依据，而这些行动或多或少是有害于经济的。
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总觉得要用很多精力和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幸运的是，现在至少在英国，我们可以大大省略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政治经济学中那些曾造成很大危害的错误理论，如今已在所有那些进步入土当中完全名誉扫地了。立法机构几乎已不再依据这些错误理论颁布法令，因而法律的形象也不再因此而受到损害了。我在本书其他地方已详尽阐述了反对这些理论的理由，这里只再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在这些错误理论中，最为著名的是“保护本国工业”的理论；保护本国工业意味着用高额关税禁止或阻止国内能生产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则根据这种理论得出的实际结论也应该是合理的。根据这种理论，购买本国物品会给国家带来好处，购买外国商品则会给国家带来害处。然而很明显，只要外国商品价廉质高，消费者就会购买外国商品而不购买本国商品，因而在这方面，消费者的利益似乎与公众利益是对立的；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允许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肯定会做有害于公众的事情。
然而，我们在分析国际贸易的影响时，已经象以前的作家经常做的那样告诉人们，在一般贸易活动中，除非进口外国商品从经济上说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即能由此而用较少的劳动和资本获得同样数量的商品，否则就决不会进口外国商品。所以，禁止这种进口或课征关税阻止这种进口，就是降低该国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就是把国内生产所需要的费用和从国外购买所需要的费用两者之间的差额浪费掉。由此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可以用本国商品价格和进口商品价格之间的差额来衡量。就制造品来说，这两种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都被用于补偿生产者浪费的劳动和资本。那些被认为得到了好处的人，即被保护物品的制造者，除非他们能建立起一排他性的公司，不仅对外国人而且对本国人都拥有垄断权，否则他们是不会比他人获得更高利润的。无论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所带来的部纯粹是损失。当被保护的商品是农产品时，由于所浪费的劳动并不是落在全部产品上，而只是落在所谓最后一部分产品上，因而所支付的高价只有一部分用来补偿浪费，剩下的则成为缴纳给地主的租税。
这种限制和禁止进口的政策，从根本上说依据的是“重商制度”。重商主义认为，对外贸易的利益仅仅在于输入货币，因而它主张人为地鼓励商品出口，而反对商品进口。不受这种限制的仅仅是重商制度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对于原料和生产工具采取鼓励进口的政策，然而目的是相同的；原料和生产工具可以自由进口，而不准出口，为的是制造商能以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工业必需品，能以较便宜的价格出售其产品，从而能更大量地出口。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某一国家来说，如果另外一些国家从它那里输入的货物比输出给它的货物多，则不仅应允许甚至应鼓励从这些国家进口商品，因为贸易顺差会给它带来财富。作为重商制度的一部分，建立殖民地是为了迫使它们购买我们的商品，或迫使它们不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为了回报，我们一般则愿意承担相等的义务，即只购买殖民地的主要产品。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甚至常常奖励出口，用人为的低价诱使外国人购买我们的商品，不购买外国人的商品，而所谓人为的低价就是我们用自己的税款为外国人支付一部分价格。这做得太过分了，即便商人招揽顾客也不会这样做。我想，没有哪个店主会这样收买顾客，即永远按亏本价格向顾客出售货物，而用自己的其他钱款弥补损失。
现在，即使是仍然抱住限制主义不放的作家和政府，也已放弃了重商主义原则。限制主义之所以仍能赢得一些人的支持，除了人们有道理或没有道理地担心放弃他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外，依据的已不再是那种认为实行限制主义可以增加国内货币的旧观念，而是另外一些荒谬的看法。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貌似有理的看法是，应该雇用本国人和维护本国工业，而不应养活外国人和维护外国工业。根据前几章阐述的原则，对于这种看法的答复是不言自明的。关于劳动就业的性质和源泉，这里不必再讨论前面已讨论过的基本原理，而只复述一遍自由贸易论者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够了：这里可供选择的不是雇用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而是雇用本国的这一部分人还是那一部分人。进口商品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用我们自己的工业产品来支付的，与此同时也就提高了我国工业的生产力，因为我们由此而能够用与以前相同数量的劳动和支出生产出更多的物品。那些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往往以为，我们能否出口相同数量的产品来支付我们所消费的外国产品，取决于种种偶然事件，即取决于外国是否同意相应地放松进口限制，取决于外国出口商是否因此而更多地进口我国商品，如果没有发生这类事情的话，我们就必须用货币支付进口商品。实际上，首先，只要市场状况使得用货币偿付是最有利的偿付方式，用货币偿付就同用任何其他媒介偿付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其次，用货币偿付进口货物很快就会降低我国产品的价格，从而停止一部分进口，或增加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由此而得到的货币足以偿付进口货物。我承认，国际需求的均衡因此而被打乱，在某种程度上会给我们购买其他进口商品带来不利；并承认，如果某一国家禁止输入某些外国商品，则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确实会以较低的价格获得那些它不禁止输入的商品。换句话说，如果某一国家取消或完全阻止一部分对外贸易，从而使整个世界得不到这部分对外贸易可能带来的普遍利益（这种利益会按某种比例由它自己和其他国家分享），则在某种条件下，它确实可以使外国遭受损害，从它允许存在的那部分对外贸易中得到较大的利益份额。但只有当其他国家不采取相等的禁止或限制进口的措施时，它才能做到这一点。总之，毁灭两种利益中的一种，以占有剩下那种利益的较大份额，这样做是否公道，是否得当，是无需多加讨论的，况且，被毁灭的那种利益，按贸易额来说，肯定是两种利益中的较大者，因为如果听凭自然的话，它无疑是资本所选择的那一方。
保护主义作为一般理论虽然已经破产，但在某些情况下仍能得到人们的支持，这不仅仅是出于节省劳动的考虑，而是出于粮食自给自足和国防等方面的考虑。有关“谷物法”的讨论，已使人们熟悉了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在粮食供给方面不应依赖外国。颁布“航海法”的依据，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公开宣称的意图上看，都是我们必须为海军培养水手。对于这一点，我愿立即承认，为达到这一目的是值得作出牺牲的；一个国家如果有从海上遭受侵略的威胁，在紧急情况下又不能得到充足的船只和水手来组成所需要的舰队，那它即便是在经济上作出牺牲，即不要低廉的运输，也应该培养自己的水手。当初英国颁布航海法时，荷兰人由于航海技术高超，国内航运利润较低，因而能够以较低的运费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运输业务，由此而使所有其他国家很难为自己的舰只招募到有经验的水手。航海法补救了这种不足，同时削弱了当时经常与英国为敌的那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因而航海法虽然在经济上是有害的，但在政治上却可能是有利的。然而现在英国的船只和水手已经能够象任何其他国家的船只和水手那样以较低费用从事海上运输，能同任何其他国家展开势均力敌的竞争，甚至能争夺到他们的海运业务。由此可见，颁布航海法所依据的那些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已没有必要再违反一般自由贸易原则维持这个令人厌恶的例外了。
关于粮食的自给自足，保护主义的这种论调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了，这里无需再说什么了。一个国家只有依赖于最广大的土地，才能最充足而又最容易地得到粮食供应。一个国家同时与所有国家交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把一般政策建立在这样的可能性上是荒唐可笑的；认为一个国家（即便它的海军处于劣势）会象一座城镇那样被封锁，或者认为在我们希望得到外国农民的粮食时他们自己却希望丧失这一有利可图的市场，也是荒唐可笑的。不过，关于粮食自给自足问题，有一点是需要加以特别考虑的。当粮食实际歉收时，或当人们担心粮食将歉收时，许多欧洲国家往往会停止输出粮食。这究竟是不是健全的政策呢，毫无疑问，在目前的国际道德状态下，如果一国人民象一个人那样，不愿使自己挨饿来周济别人，我们是不能责怪他们的。但是，如果国际行为准则的目标是要使全人类得到最大的幸福，则这种集体吝啬就确实应该受到谴责。假设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贸易是完全自由的，从而一国粮价高于其他国家粮价的幅度，通常不会超过运费外加适当的进口利润。假设后来粮食普遍歉收，所有国家都受到了影响，但程度却有所不同。假如某一国家粮价的上涨幅度大于其他国家，那就证明该国的歉收最为严重，允许粮食自由地从其他国家输往该国，也就是让歉收较轻的国家节省一些粮食来周济歉收较重的国家。由此可见，当考虑到所有国家的利益时，自由输出是最符合人们需要的。单独就输出粮食的国家来说，至少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输出粮食是不方便的，但考虑到现在的输出国将来有一天也会成为输入国，考虑到现在受惠于自由输出的那个国家所得到的好处，我不能不认为，即便是粮食暴动者也会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希望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
在象美国那样的保护主义正在衰落但还没有被完全放弃的国家，出现了一种介乎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之间的理论，认为为保护而保护固然不妥当，但认为如果单单为获得财政收入而课征的关税附带产生了保护作用，则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甚至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