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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条件可以有很多种，就是人的体力、智力等都是局限。大概地分类，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局限条件有八项：财富、知识、价格、成本、产权、竞争、边际产量下降、交易费用等。很显然，产权及知识可以归纳在财富之内。不同的经济学者可能有不同的归纳处理。高斯（R。 H。 Coase）喜欢把所有局限归纳在成本之内；艾智仁（A。 A。 Alchian）则认为产权与竞争是同一回事；史德拉（G。 J。 Stigler）不喜欢谈交易费用的整体，只把其中的讯息费用（information cost）抽出来分析。这些前辈对我的影响很大。人各有法，我自己喜欢先看问题才决定局限要怎样处理。
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可以简化，但以之解释世事不可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我说过了，以经济学解释世事来来去去只有两招：需求定律与局限下争取极大化。前者我在卷一分析过了，后者在卷一也分析过，但局限条件的处理是卷二与卷三的重点话题。需求定律不容易学得通透，但只要细心思考，反复运用，假以时日总有所获。「极大化」可以搞得复杂，但容易学。懂数学的容易，不懂的若能掌握「边际」的理念就差不多了。困难的所在，是局限条件的调查与处理。这是以经济理论解释行为最困难的地方。我自己的经验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十之八、九是因为搞不清楚真实世界的有关局限条件。
第一节：什么是交易费用？
我本来打算在卷三分析制度的选择时才开门见山地分析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的，因为这项局限与制度的选择有最大的关连。我们介绍了利息与成本等理念，要转向分析市场供求的现象了。然而，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没有交易费用是不会存在的。在一九八二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那本小书里，有两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结构或不同的经济制度，是不会对资源使用造成影响的。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固然会带来高斯所描述的情况：资源使用达到最高的价值。但在另一个极端──没有业主的公有产权──「局限下取利」的行为也会令资源使用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原则上，生产和消费是不需要透过市场才能进行的；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和一个运作灵活的市场的效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零的话，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它的生产要素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源的租值分配，及其它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这样推理，没有市场价格也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结局。」
虽然这两段话高斯与阿罗（K。 Arrow）都认为重要，但发表后十九年，其影响近于零。我的意思是说，完全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这观点把传统的分析打上一个大问号。传统论市场，一般是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要是市场的运作失灵，传统就或明或暗地把交易费用加进去。但没有交易费用，怎会有市场呢？市场的存在是因为哪些交易费用而起的？市场运作失灵，有关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这些不是浅问题，是后话，按下不表。
广义上，交易费用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这定义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来的：没有人反对过，但引用的人不多。（一九九八年佛利民读到我重提这定义时，来信叫好。）这定义很广泛，因为在一人世界中不可能有商人、律师、法庭、银行、公安、经纪、经理、公务员等。这些行业都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存在，而这些行业的收入都是交易费用。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了。
一人世界没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在多人的社会才出现的。多人的社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要决定竞争的胜负准则，制度就出现了。从广义的角度看，制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这一点，高斯是同意的。但「交易费用」一词是高斯在一九三七年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在一九六○年的一篇后来变得家喻户晓的鸿文中，他旧词重提。落地生根，要改也改不了。
问题是，好些制度费用──交易费用──与明显或直接的交易扯不上关系。例如中国在文革期间，男女老幼天天拿《毛语录》背诵，付出的时间费用奇高，在一人世界是不会出现的，算是交易费用，但究竟是在作什么交易就不明显了。又例如，我家的大门装了锁，是防盗的，其费用在一人世界也不会存在，应该作为交易费用看，但交易也是不明显的。
好些行内朋友认为我提出的、与制度费用相同的交易费用定义太广泛，应该收窄一点，或把广义中的费用分门别类。例如，广义的交易费用可分为合约费用、讯息费用、量度费用、保障费用、执行费用、议价费用、政治费用等等。我的响应是：在边际上是可以的，但从整体或平均的角度看，却不可以。那是说，广义的选择，是因为「分门别类」往往分不开来。
举一个例。香港的海底隧道有收费员，这些职员的薪酬是交易费用了。细想一下，我们知道收费员其实身兼两职。其一是交易收费，其二是执行隧道的使用权：闲人免进（不缴费的车辆不能使用）。在边际上，这两职的费用是可以分开来的；繁忙时间，因车辆增加而增加收费人手，是「交易」的边际费用；午夜车少，保安不减，是「执行」的边际费用。但要是一个人身兼两职，生产要素没有因为产量（车辆量）之变而变，我们就不能把两职的费用分开来了。
以上的例子与有名的联产（joint products）例子相同。一个生产程序同时制造出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在逻辑上平均成本分不开，但边际成本还是可按不同产品的边际变动而分开的。
无可置疑，广义的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很庞大，若处理得恰当，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会暴升。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虽然精彩，但有时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有时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高不可攀，而有时关于交易费用的什么假设也没有。这种拖泥带水的做法，不仅把可取的理论自废武功，而若明显地把交易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说出来，大有名堂的理论可能变得互相矛盾，溃不成军。
例如，你说假设市场没有交易费用（说清楚了），我问：没有交易费用怎会有市场呢？你怎样答我？又例如，分析华若斯（L。 Walras1834…1910）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学者，都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说清楚了），而又假设物品的数量是N，相对价格是N减一。我问：没有交易费用，物品的数量（N）是怎样决定的？你怎样答我？再例如，在卷一我说过，传统的垄断者订价分析是胡说八道。我的理由，是这订价有传统所说的浪费。我问：如果没有交易费用，垄断订价怎会有浪费的？你立刻改口，说有交易费用，所以有浪费，那我就问：是怎样的交易费用促成这浪费呢？
我敬仰的十九世纪顶级经济理论大师──英国剑桥的马歇尔──下意识地知道有交易费用的存在。不幸的是他避重就轻，发明了「短线」与「长线」、「均衡」与「非均衡」等理念来处理他没有说出来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与不存在的情况。是高人的发明，其用处是左推右挡，使不明白的世事有个好去处。后来的市场分析就有了「纯竞争」（pure ompetition）、「不纯竞争」（impure petition）、「完善竞争」（perfect petition）、「不完善竞争」（imperfect petition）等理念。这一切，对解释行为是毫无帮助的。
（《经济解释》之四十四）
第二节：处理交易费用的困难
上节提到大略有八项局限条件，其中五项比较容易处理，读过经济学的耳熟能详。在消费需求那方面，熟知的局限有价格（或代价）与财富（或收入）。在生产供应那方面，熟知的有生产成本、知识，与约束生产的边际产量下降定律。
以上五项比较容易，可不是因为大家耳熟能详，而是这五项局限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中也存在。我说过好几次了，一人世界的经济分析很容易。多加了一些人，成为社会，经济学者还可以向简中求，避去了复杂的世界。他们把需求放在一边，供应放在另一边，把二者加起来，其局限条件还是上述的五项。这样的分析对解释世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数学可以用得湛深，很有艺术性。华若斯（L。 Walras）的一般均衡分析就是例子。佛利民（M。 Friedman）说：华若斯的经济分析没有内容。似乎夸张一点，但庶几近矣！
余下来的三项局限──竞争、产权、交易费用──其处理都不容易。经济学者在竞争（petition）这项局限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而有关架构的主要建造者是马歇尔（A。 Marshall）。对或错，马氏的经济分析有内容，可惜他的巨著今天再没有学生研读。马歇尔对成本理念的掌握略嫌不足。竞争与成本合并的处理，先达大成的是佛利民于五十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讲义。这些讲义发表于一九六二年。
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这两项局限的引进，主要是起于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说在这之前没有人提出过，或没有师级高人早就重视产权及交易费用，而是零散的分析，没有一唱一和，更谈不上一呼百应，所以模范式的学派（paradigm）就搞不起来了。
重于解释行为的经济学者，五十年代开始科学方法大辩论。这基础使不满意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的，于六十年代初期搞起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佛利民当时搞他的货币大争议，好不热闹）。当我的老师艾智仁在洛杉矶加大高举产权的重要性时，机缘巧合，高斯（1960）、史德拉（1961）、阿罗（1962）一连三篇鸿文，指出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从那时起到八十年代初期的博弈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可观地发展了二十年。时来风送滕王阁，躬逢其盛，在整个时期我混在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之中。一九六七年我写好的《佃农理论》与一九七○年发表的《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的理论》，火上加油。这是我平生所遇到最幸运的际遇了。
上述的发展我不仅知之甚详，而且可能知得比任何人多。精彩而有趣，是本书卷三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回头说产权及交易费用的局限，其处理是所有局限中最困难的了。现代的数量经济专家避之惟恐不及，因为这两项局限的转变不容易（往往不能）以金钱数字或基数来量度。没有这些数字，方程式或计算机的处理总有点缚手缚脚。产权的分析是卷三的话题。但一点要提出的，是产权是抽象之物。法律文字或风俗习惯是一回事，究竟一个人的某种权利有什么保障，执行有什么困难，却不能单看明文规定就可以心安理得。
可幸的是，大部分的产权问题可从交易费用那方面来处理。保障与执行权利的费用是广义的交易费用。我认为，同一问题若可从产权的局限或交易费用的局限来处理，二者选其一，首选的是后者。这是因为产权是抽象之物，而交易费用在原则上是事实，可以考证。
问题的所在，是调查考证交易费用的变动很困难。要是你从抽象的产权入手，不管其保障与执行，单看明文法律就知其局限，问题就简单了。但那不一定是真实的局限。若选从不抽象的交易费用入手，以下的困难你要解决。
（一）一般来说，交易费用的转变不会是经纪佣金的或高或低那样简单。大部分的情况是没有明显的金钱数字可以量度。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判断在不同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况下，哪个情况的某类交易费用较高，哪个较低，然后把不同的情况排列交易费用的高低。这样的排列是量度。不要说这种武断的量度不够精确。量度的精确性不是靠数字的详尽性来衡量的，而是靠不同观察者的认同性。
（二）前文提及的不能把交易费用「分门别类」是一个困难，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