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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习惯，是人多时各出自己的消费，组合给一人付账。这样，各自出钱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小账。一些城市的五星酒店也强迫小账百分之十至十五。这现象我理解一小半。有些城市政府抽酒店的房间税是不算小账那部分的。但为什么强迫小账不增加而房租减少呢？为什么只是五星或高档酒店强迫小账？
最不容易明白还是香港中级或以上的食肆，百分之十的强迫小账是例行的。那是为什么？说这百分之十要与员工分享，不通，因为食肆大可以加食品之价而从价中抽百分之十出来分享的。我想来想去，认为这强迫小账有点欺骗的成分，有点取巧于费沙所说的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餐馆似乎要说，我们的餐价不高，强迫小账是服务费。这解释牵强。无论怎样，只要大多数的中、上级食肆强迫小账，类同的食肆都要跟做，因为在竞争下，离群之马是不智之举。
我没有解释小账的理论。没有深入研究过，但间中地想了很长时日，有两点建议可能与答案有关。其一，随缘乐助的小账可以鼓励服务态度，但也可以对服务有反作用，后者可见于好些监管不当的食肆，顾客「乐助」的小账不够多，侍应就黑口黑脸，甚至粗言粗语。其二是一些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有尊严，认为他们的服务本来就是好的，所以不收小账。日本是不收小账的。好的服务拒收小账令人欣赏。
（《经济解释》之八十八）
第八节：失业的理由
「失业」是经济学的一个大题目，是社会最关注的。传统把这话题算在「宏观经济」之内，应该是错误的归纳。正确的处理是把失业放进这里的生产要素的合约安排。可不是吗？劳力是生产要素，而失业是合约安排的失败。在《佃农理论》之前，经济学者不关心合约安排，而虽然今天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视合约，但没有谁把失业看作找不到合约伙伴。一士谔谔，就让我在这里说说吧。
政府的统计数字是有「失业人数」这一大项的。然而，到今天经济学者还不能肯定失业为何物，有些行内高人甚至不肯定有失业这回事！传统的失业定义，大概是由剑桥的庇古（A。 C。 Pigou）提出的。这定义说：一个人有能力工作，愿意工作，但找不到工作，就是失业了。这定义有三个困难，使后人不知所指，虽然庇古的同事凯恩斯（J。 M。 Keynes）的看法类同。
第一个困难是该定义没有说工资或薪酬是多少。愿意接受够低的薪酬，任何有能力工作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说愿意工作但不愿意接受低薪，有点前言不对后语，而这样界定失业近于套套逻辑，没有什么内容。为了挽救这定义，英国的经济学者首先提出了隐藏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这个理念。他们认为一个大学教授在街头卖花生，学非所用，虽有工作，但隐藏真正的失业。这说法牵强，难以接受──例如教授转替学生补习的收入可能比卖花生还要低，但却是学有所用。后来在五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学说中，隐藏性失业被看为边际产值是零或负值，盛极一时，皆胡说八道。
第二个困难是该失业定义通常是指遭解雇，或找不到雇主，而这些是替外人工作的问题（即合约问题）。自己工作的选择则少被提及。一个人当然可以自己工作，或在家中读书求学，或作其它知识投资，皆有所业，有没有饭吃是另一回事。
第三个困难是该定义含意失业是非自愿（involuntary）的。是的，失业通常是指involuntaryunemployment。这可能是最大的麻烦。「非自愿」是说不是自己的选择，但不是选择性的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是无从解释的。这是说，要以经济理论解释失业，我们一定要从失业者自己选择失业的角度看。当然，不同的局限条件对这选择有不同的约束。失业于是可以看为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局限提升而导致的选择。
让我先处理几项政府干预市场而引起的「失业」，然后分析比较困难的。
（一）福利制度，包括香港今天的综援金，肯定是会增加政府统计的失业人数的。不工作（尤其是要证明没有工作）而有福利收入，薪酬不够高就当然不工作了。
（二）一些国家有最低工资的规限，例如今年（2002）美国规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六点九美元，加上其它政府指明雇主要付的，近八美元一小时。一个劳工不值这工资，找不到工作，统计说是失业了。
（三）一些国家，得到政府的批准，工会势力庞大。说要罢工，工人非罢不可，也算作失业。
（四）一些地区──如香港──政府规定有强积金，或解雇员工时要付长期服务金。这些或促使雇主解雇，或减少雇用，因为工资是间接地提升了。统计失业也会增加。
上述的「失业」，不容易说服经济学者算是失业。政府干预市场，什么奇形怪状的现象都可以发生。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学者没有谁会同意上文所说的庇古建议的失业定义。事实上，写到这里，我还没有告诉读者失业究竟是什么。不是有意故作神秘，而是要先谈一个「失业」现象肯定是真实的。那就是政府的干预不变，统计的失业数字却时高时低，有大幅度的上落，其规律是经济不景失业人数上升，欣欣向荣失业数字下降。不管失业是什么，其数字有规律的升降与社会人士的关注是重要的现象，需要解释。
上述失业数字的大幅升降不能归咎于政府干预或不干预市场。主要的原因，是员工被解雇后，一时间他的劳力不容易再卖出去。这与任何其它生产要素或资产往往不容易在短期内卖出去一样，只是劳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性质不同，在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任何市场成交都有合约，但因为没有奴隶制度，劳力的出售不是卖断的，所以雇用劳力的合约有结构性。这样看，劳力不能卖出与房子不能租出类同，只是性质不同，细节上出售的困难有别。是的，空置的房子可以作为「失业」看。
任何资产（包括劳力），不能卖出或租出的主要原因，是出售者要价过高。那为什么失业的劳力会要价过高呢？答案是讯息的问题，今天经济学者大都同意。但讯息的问题有好几方面，究竟是哪些讯息不足使失业数字上升，经济学者就有分歧了。老师艾智仁（A。 A。 Alchian）认为找工作有讯息费用，被解雇后的员工选择专业找工作，在寻觅期间被算为失业。这是一部分的解释，但我认为不是那么重要。
我认为主要的讯息困难，是失业的人（劳力卖不出去或找不到合约伙伴）不知道，或不能肯定，自己劳力的市价。经济不景，被解雇，失业者知道工资是要下降的，但应该下降多少呢？调查市场，如果与失业者有类同本领的工资大致一样，讯息费用不高，这失业的人会比较容易接受一个下降了或甚至暴跌了的工资。但如果类同本领的工资有大差别，他就偏于继续求职，选择「失业」。这是说，失业是因为求职的人认为自己有不错的机会以某价（工资）出售其劳力，但因为有讯息费用他难作取舍。他是有机会获取他要求的工资的，但要求低一点机会较高。选择不容易，何况市场的情况可能不断地变。
为什么不骑牛搵马呢？有些人选择这样做，但往往不是明智之举。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工作转来转去对工作者有不良的信誉。其二是暂时接受了大幅下降的薪酬，将来不容易大幅上升。一个人的薪酬是他的所值的讯息，不一定对，但将来的雇主会那样看。
关于劳力的工资或薪酬的讯息困难是这样的。经济不景，劳力市场的需求下降，类同本领的工资下跌一般是参差不齐，在观察上出现了大差别。这是因为加薪皆大欢喜，但减薪却不容易被员工接受，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顽固性。有规模的商业机构，恐怕集体罢工，不采取集体大幅减薪的办法。他们选择小幅减薪与部分解雇。倒过来，经济好景，工资上升会因为失业的或工资偏低的升幅比较大，而使类同本领的工资差距收窄。
香港的经验可能是最好的示范例子。这个以经济自由而知名于世的城市，统计失业率历来大约是百分之二。今天──二○○二年七月──是百分之七点七，还在上升，看来百分之八以上是必达的了。从失业率升幅的比例（倍数）看，香港应该破了世界纪录。福利的增加与强积金的推行当然是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公务员的薪酬高企不下，误导了市场，增加了市场工资的跌幅不一，其结果是类同的本领有很大的薪酬差数。这是说，出售劳力的讯息费用高，因为失业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市值工资。
想想吧。你原有月薪四万元的工作被解雇了，但昔日考试成绩比你差的同学，还在政府工作，月薪是五万。你去找工作，有月薪一万元的你要不要？你对自己说：打政府工的同学是天之骄子，算了算了。问题是你有另一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同学被减了工资，但月薪还有三万。月薪一万你要不要？这可能是你的真正市值，你信不信？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可以胜任的工作，其观察到的工资差数（variance）很大，使你无所适从。因为有讯息费用的局限，你选择失业。时间有说服力，可能有一天你会后悔没有接受月薪一万的工作。
你可能问：「如果我的劳力市价真的只值月薪一万，为什么那位在私营机构工作的旧同学，本领和我一样的，月薪还有三万呢？」让我告诉你吧。那位同学的机构减了工资，解雇了部分职员，可以守一段时期。但如果经济没有好转，或不加工同酬，或不改变经营，工资一定要再减，否则在竞争下该机构会倒闭。
不断或继续的经济下跌，会导致工资的市值不断地下降。这使工资的水平在下降中，其大差数持续存在，而讯息费用也就顽固不下了。失业率是可以持久地高企的。如果市场没有讯息费用，同样劳力的市价如金价一样，升降划一，失业不会存在。你的劳力就是值这个价，卖不卖？卖就签约，不卖就自己工作生产，或读书投资，又或像我那样，卖书法！
（第八节未完待续）
（《经济解释》之八十九）
第八节：失业的理由（续）
上文的失业解释可以简化。经济不景，劳力的需求下降，同样劳力的工资下降有不同的顽固性，导致工资差数上升。这差数越大，讯息费用越高，被解雇了的不容易知道自己的工资所值。另一方面，骑牛搵马，先接受低薪然后另谋高就，对劳力的资历讯息有负面影响。一个人选择失业，是因为他认为应值的工资其劳力卖不出去，而可以卖出的工资他又不愿意接受。被解雇是解除合约；解雇后找不到新的合约伙伴，是失业。
为什么会有经济不景或经济衰退呢？这问题与失业有关，但是另一个问题。一个制度稳定而又不大受外地影响的国家，经济的上落差不多可以单看该国的货币政策而知端详。这方面佛利民（M。 Friedman）数十年的勤修苦练，加上天才绝顶，其研究所得令人拜服。
然而，有些地区的经济盛衰就不能重于货币量的增减那方面看。香港是一个例子。一九九六年末与九七年初，我两次公开说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衰退，而这衰退是与九七回归无关的。一九九八年我再说，香港政府当时决定的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七点二与势在必行的强积金，将会火上加油，导致灾难性的发展。这些推断不用水晶球，也不要需要碰巧，而是摆在眼前的局限转变不容许其它看法。
中国大陆是香港最主要的经济伙伴，也是香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九六年我见大陆青年的知识增长快得惊人，比八十年代时我能想象的快得多。屈指一算，同样本领的青年，大陆的工资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朱镕基在九五年成功地控制了中国的通胀，而香港则有联系汇率，使工资与物价不能以汇率调整。九七年八月的亚洲金融风暴我事前看不到。这风暴使我对香港的不景推断提早出现。
一九九八年我对曾荫权打趣说：「你是财爷，经济数据在你手，但我有水晶球。如果香港的公务员不大幅减薪，而政府又推行强积金的话，香港的失业率会超百分之八。」他不相信，而我则没有想到四年之后还差一小点。无论怎样说，上述的局限转变含意香港的工资与物价会向下作长时期的调整，又因为工资的下调有不同的顽固性，提高了市场工资的讯息费用，失业暴升是后果。
失业主要是劳力或员工被雇主解约后一时间找不到新的合约伙伴。经济学者没有集中地这样看，除了讯息的处理失当外还忽略了两件事。其一是失业只能在分工合作（有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