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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风头一时无两。但这个二级市场上的惊人暴利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原来，惊人暴利背后的业绩支持，完全是靠沈阳市政府不断的财政注入。沈阳市政府不仅为这家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财政补贴，而且还不断许诺注入所谓优质资产。这个“业绩”背景与环保股份二级市场的炒作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只有傻瓜才相信这不是操纵。但又有谁能够动用市政府的公共资产来进行股票操纵呢？答案再明朗不过了：沈阳市的政府官员，是能够掌握沈阳市国有资产命运的政府官员。“慕马案”（原沈阳市市委书记慕绥新、市长马向东腐败大案）曝光后披露的部分事实将环保股份的股票操纵直接与地方权力集团的腐败联系在一起。据报道，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就收受过100万股环保股份。很容易推论，在环保股份的操纵中获利的绝不是贾桂娥一人。
与所有股票操纵有相同的特征，环保股份也有大量内部职工股。经过反复送配，到这批职工股上市的时候，其数量已经达到4914万股，持有者的获利达到几十倍。很有可能，环保股份的连续多年的市场操纵就是冲着这一批职工股上市来的。
慕绥新、马向东两位大人物在位的时候，环保股份几乎每年都有大笔财政补贴进账，业绩也随之突飞猛进，“慕马案”的爆发，却一夜之间断送了环保股份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幸福生活”，也终止了环保股份的成长神话。一个上市公司的兴衰与一批地方官员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只能证明，环保股份的幕后庄家实际上就是沈阳市的一小撮权贵。正是这批人，在环保股份的操纵中轻易获得了普通投资者不敢想象的无风险利润。显然，地方权力集团在“康赛”与“环保股份”的股票操纵中所显露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中国证券市场十余年的发展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及至1999年“5·19”行情之前，中央政府一直扮演着某种规范和防范风险的角色，这很容易使人们将中央政府的博弈对手简单地想象为某种民间自发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最初阶段，民间的自发力量起到主要推动作用以外，中国证券市场始终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是在改革中毫发未损的行政权力，而绝不是新生的民间或民间资本。民间或民间资本的参与，不过是这一出传统剧目的新道具。“政治权力”的导演们意图通过这种别致的方式告诉我们：看，这是一场全新的历史演出，赶快参与吧，你也有机会！
但主角就是主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游戏中，民间及民间资本扮演的只能是配角和牺牲的角色。这种权力的独角戏，在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反复的重组中，其性质会呈现得更加清楚。
第18节 重组之“利”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最有号召力的题材恐怕就是资产重组了。在网络、绩优、成长等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概念黯然失色之后，资产重组的魅力依旧长盛不衰。无论是在牛市还是在熊市，资产重组都是二级市场上最重要的暴利来源。而这其中，地方政府的“积极介入”可以说居功至伟。
坐庄，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它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如果坐庄仅仅是一个二级市场收集筹码然后高位抛出筹码的过程，那任何一个资本雄厚者都可以轻易做到。所有的人都知道，吸纳筹码容易，而高位抛出筹码兑现盈利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除非在大牛市中，没有“盘”外的一系列条件的配合，出货将变成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在资产重组题材的炒作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因为它牵涉到优质资产的注入。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个最关键的“盘”外环节上，地方政府总是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这种离奇的案例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简直不胜枚举，其泛滥和简单重复的程度让人窒息。我们还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来解读吧。
华信股份（000765），原六渡桥，早在其1997年11月上市前就已经是一堆垃圾。不仅职工工资无法按时领取，还拖欠职工集资款数千万元。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商业企业，还拖欠着供货商的大量货款，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职工经常为工资及集资款闹事。
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出场重组了，其旗号是如此冠冕堂皇：为了当地社会“稳定”的大局，为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如果真是对地方政府的形象很在意，六渡桥大概就上不了市了，所以，这个借口才显得尤为滑稽）。于是，1998年6月武汉市行政主管部门一纸批文，就为六渡桥找来一个名头颇有点想象力的大股东，武汉市华中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对于具有无上权威的当地政府而言，这样的操作只需要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即可。注意，当这个所谓的“重组”紧锣密鼓的时候，六渡桥在二级市场的价格正在接近上市之后的最低价，而且密集放量。很清楚，庄家已经开始进场建仓。
然后，必然要出现的奇迹出现了，经过魔术式的一系列关联交易，六渡桥的业绩在短短半年之内就由每股收益004元“超常规”地跳升至04元。不出意外，其股票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到2000年2月达到接近40元的历史峰位，如果算上这其间的送配，庄家获利之巨大可想而知。随着庄家的获利出局，华信股份的业绩也复归其改名前的困窘境地，其2001年报所显示的每股收益为3分钱，又一次接近亏损边缘。这不是重组失败的迹象，而是操纵完结的明确信号。
一次精心策划的重组操纵就这样完成了，一切都配合得如此完美。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将操纵二级市场的巨大收益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大部分人可能已经对这个疑问麻木不仁，所以我们就更有必要重复那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谁重组谁受益，既然是权力主导的重组操纵，当然是一切收益归“权力”。
有媒体指控，在六渡桥的整个重组过程中，当地政府并没有注入什么优质资产，完全是通过关联交易和报表重组来取得业绩增长的，其勾结当地国有公司和中介机构的手法与所有的重组丑闻如出一辙。可笑的是，有著名的评估机构竟然将华信股份排在了中国上市公司100强的第40位，成为湖北上市公司中效益最好的一个。这位记者最后悲叹道：“华信神话”真是越来越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
如果说华信股份的重组操纵还有点偷偷摸摸的话，湖北另外一个地方政府对ST猴王的操纵则完全是明目张胆的。在宜昌市政府通过国有大股东从股市中无偿吸走了13亿巨款之后，ST猴王已经成了一个负债累累的黑洞。因为其金额巨大，手段凶狠，ST猴王一时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大股东掠夺上市公司最有名的案例之一。然而，就在大股东金蝉脱壳，宣布破产不多久，宜昌市政府却开始突然关心起还有些利用价值的上市公司ST猴王来了，不仅通过承担债务和解除担保的形式“慷慨”地为上市公司注入资金4亿元，而且还找来一家新的大股东上海国策。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慷慨”，说不出理由的慷慨背后就必然有某种不为人知的东西。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宜昌市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们至少知道，这肯定不是真正为了挽救公司。因为以ST猴王的高达“…228元”的每股净资产及其他糟糕透顶的财务状况，它不仅不值得挽救，而且简直就是一个火坑。即便是国有资产，如果没有其他利益的驱动，这种“慷慨”的资产注入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与所有股票重组后的表现一样，ST猴王在二级市场的价格从2000年4月份的5块多涨到了7月份的8块多，其启动日期几乎与地方政府“注资”的消息同步。我们不知道谁从这个“消息”中获利了，但可以肯定有人获利了。只不过，ST猴王的摊子实在太滥，这次操纵好像并不太成功。但4亿元的国有资产则铁定打了水漂。
对此类重组过于认真的人注定是要失望的。《大众证券》记者后来的调查证明，曾经为ST猴王重组带来无限想象力的新任大股东，上海国策公司，本身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它与ST猴王的姻缘不过是中国股市上一出了无新意的双簧。
在上面的决不鲜见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重组与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走势配合几近“完美”。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地方权力集团）以公共政策的名义，向上市公司注入公共资产，并通过股票市场合法的私有制形式，将公共资产据为己有。这是一个被操纵的“公私”循环过程。公共资产的最后接收者，正是公共资产的“赠送者”，毫无疑问，他们是同一种人。在这里，重组是外壳，是权力集团化公为私的又一个新式武器。
这种抢劫行为如此野蛮，以至于根本无须顾忌普通中国人的基本智力。因为它惟一相信的，就是权力的力量。这种丑陋的信仰，在ST黄河科的精彩表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熟悉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投资者都知道，ST黄河科是中国资格最老的亏损公司，也是反复重组次数最多的公司。从某种意义上说，ST黄河科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重组史。它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顽强存在，既反映了中国改革背景中传统国有经济的逐渐衰落，也更深刻地体现了在同一背景中中国权力经济强有力的崛起。此消彼长，无非一个“权”字。
ST黄河科（现已改名为陕西广电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广电网络），作为一家传统的国有企业，上市一年后即开始出现重大亏损。在经历了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的亏损后，ST黄河科开始进行第一次资产重组。这个时间是1996年8月22日，在这一天，公司发布公告，称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决定成立长岭黄河集团公司。由其辖下的另外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长岭机器厂持有黄河科的大部分股份，涉及金额超过四亿元。看得出来，这个时候的重组依然是最老套的政府拉郎配形式，地方政府的重组目的还是以解决当地国有企业的实际困难及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为主。虽然如此，其股票在二级市场的价格却在消息公布后的四个月内翻番。
然而，这种以短期效应为主的重组必然是好景不长。在连续两年微利之后，1999年上半年公司旋又陷入亏损。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又一次出面，不仅为ST黄河科专门召开了省长办公会议，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为ST黄河科增收减负。最能显示地方政府魄力的是：省行政主管部门竟然命令财政厅一次性购买ST黄河科3000万元多媒体产品，美其名曰政府采购。真不知道，省政府买这么多多媒体产品干什么？不明底细的人肯定会以为陕西省政府要当多媒体的经销商了。但这一次政府出面重组的目的可就不那么单纯了。在ST黄河科的K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0年4月份当ST黄河科报出1999年度“漂亮”的年报时，其股票价格已经一飞冲天，达到其上市之后的最高价格18元左右。鉴于“5·19”之后，中国权力资本对股票市场的操纵已经在事实上名正言顺，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这是一次策划周密、配合默契的操纵。这个特征也可以从市场主力在建仓拉高的时机上明确地判断出来。
不过，只要权力资本的胃口没有被彻底满足，ST黄河科就还会是一个相当有利用价值的工具，ST黄河科的故事就不会完结。果然，在2000年度，ST黄河科又一次让人啼笑皆非地亏损了。但这种亏损对于操纵者来说，则绝对是又一轮操纵的崭新机会——它们可以借此低价吸筹，开始新一轮规模更加宏大的洗钱运动，颇有一点将洗钱进行到底的豪气。
最新一次合谋操纵的结果是：2001年10月，在当地政府的鼎力“扶持”下，ST黄河科变成了证券市场上最有垄断利润因而也最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传媒股，几乎在同时，ST黄河科的股票价格逆市而动，创造了大熊市中最耀眼的奇迹，从9元左右一直上涨到24元。如果不知内情，庄家又岂能有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涉及如此巨量国有资产置换的知情人又能是哪些人呢？最庸常的头脑也能想到，但却没有任何人有能力阻止。
令人感叹的是，在市场黑幕不断，投资者对庄家一片喊打的背景下，人们曾经一致认为：ST黄河科肯定要退市了，它再也无法创造耸人听闻的市场“奇迹”了。但结果却又一次侮辱了那些对市场规则抱有最后一丝期望的人们。可以肯定，只要躲在庄家背后的制度背景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