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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具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
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全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在骨子里被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在这个环节上，蓝田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与中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涌现的造假明星一样，蓝田造假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拙劣的造假却在掩盖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呢。按照最后给了蓝田封喉一剑的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女士的说法是：“我没去过蓝田，就能看出这么多明白摆着的毛病。最基础、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能看穿的骗局，怎么早没人吱声呢？”刘女士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在最终揭开了蓝田神话之后，刘女士自己所遭遇的凶险处境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蓝田，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民营企业，而是一种权力，一个权力集团浮在水面上的经济承载物。面对这种力量强大的庞然大物，即使有人想吱声，也未必敢吱声。刘女士一介书生，未必懂得这其中的厉害，难怪她要在记者面前痛哭失声。支持这个结论的另一个事实是：如果蓝田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中，就获得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属于机密的内参文章的。显然，蓝田并非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我们并不关心蓝田背后究竟是谁，我们只想提醒，站在蓝田背后已经是合法化的体制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权力的合法性连接在一起，而且正在凭借权力赋予的超市场力量在疯狂攫取超市场的利益。一个蓝田这样做不要紧，怕就怕有千万个蓝田。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是市场精神的彻底毁灭。
企业并不是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的，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的。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上都厌恶竞争，遑论平等之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蓝田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它们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权力资本。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权贵企业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非常必然的。在蓝田的案例中，蓝田向各家银行贷款达到20多亿，其中包括农业银行9亿，工商银行10亿。我们很难想象银行对蓝田存在的明显财务缺陷没有丝毫察觉。与这种不同寻常的“疏忽”相印证的是，这几年，证监会三下蓝田，竟然全部无功而返。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蓝田获得了其他企业想都不敢想的超市场待遇呢？答案不言而自明：权力。取之于权力，回报于权力。但蓝田却给纳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不仅套牢银行20多亿元贷款，而且在二级市场上同步蒸发投资者流通市值25亿元。这样的民营企业难道不是在毁灭财富吗？在一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泛滥成灾的权力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同样容易感染权力的毒瘾。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更甚，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地投靠权力的动机。这种艰难的处境，我们可以在瞿兆玉在家乡人面前大搞慈善事业的举动中看得清清楚楚。这种一箭双雕（既争取社会同情又炫耀经济实力）的慈善事业好像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惯用手腕。只不过，与国外资本家的慈善有所不同，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拿的是银行的钱。但可以预见的是，民营企业投靠权力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无存之时。蓝田是一个典型的投靠成功的范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毁灭全社会资源为代价而快速进行私人财富积累的过程，你难道相信这能够同时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吗？至少我不相信。
值得所有的观察家玩味的是蓝田掌门人瞿兆玉先生的一句话。他说：“1999年蓝田股份承认股票发行上市中的四项违规事实，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人们动辄就以此说事。”据他说，此后沈阳市政府专门给证券监管部门发过公函，说明此事非蓝田所为。
既然并非蓝田所为，蓝田为什么又要充当吃黄连的哑巴，不将他的苦衷和盘托出呢？既然敢追杀刘姝威，蓝田又为什么不敢挑明事实真相？其实仔细想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瞿先生的苦衷。根深叶茂的权力之网罩住了瞿兆玉，也罩住了蓝田。凭人力之三头六臂，恐怕很难挣脱。可见蓝田与现有权力体系融合之紧密。
我们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惟一功能只能是迷惑良善之辈的道具。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毁灭所有人的市场精神。在资源和市场日益加深的双重约束下，中国民营企业如果不想在这个伪市场中被迫消亡，就必须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权力的庇护之下，从而彻底沦为权力资本的附庸。我们尤其想指出的是，一场民营企业大规模消亡和投靠的戏剧，已然在市场的幕后上演。
对于民营企业，蓝田提供给我们的警示是：以权力为惟一推动力量的中国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环境，正在大规模吞噬曾经生机勃勃的中国民营企业，这不仅是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消除这种外部环境，民营企业全面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果如此，我们就会不幸地重温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式或许会稍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毫无二致。到那时，历史就会给我们这些一直热切地期许着私有经济的人们一个巨大的嘲讽。但愿我们不要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蓝田固然套牢了社会，但又是谁套牢了蓝田呢？这是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
第33节 民企变质（1）
福布斯的尴尬与民企的冬天
1999年，一个英国小伙子开始以福布斯的名义为中国富豪正式计算身价。从此以后，这个每年一次的排行榜就成了中国公众与新闻媒体翘首以盼的新闻事件。那些一直以来只有机会分享外国资本家成功故事的中国人，现在终于可以观赏发生在自己这块土地上的财富传奇了，其引起的兴奋和好奇可想而知。
在中国，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范围，实际上意味着“富豪”这个题目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而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质变。这似乎也颇为符合胡润——这个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策划者的本意：透过中国富豪的财富神话来展示中国20年的变化。然而，令福布斯和胡润感到尴尬的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们苦心孤诣排定的中国富豪榜就迅速沦落为人们的笑柄，而这个富豪榜的发布日，简直就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愚人节。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富豪榜的专业水平太低，而是因为这个富豪榜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频率演变成中国民企的丑闻榜、问题榜。
自从2002年年中刘晓庆因税案入狱之后，从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数量成加速度增长。而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2001年分列中国富豪榜二、三位的杨斌和仰融竟然也在“摘牌”之列。当然，这并不仅仅是福布斯的尴尬，更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
与国内的这种趋势相对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成为投资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烫手山芋。继格林科尔、欧亚农业之后，超大农业也受到审计师的广泛质疑。这等于宣布，象征中国民企高速成长奇迹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时间中已经折损了三家。讽刺的是，就在前不久，香港还试图将大力引进内地民企作为维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码，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热。但好景不长，对于内地民企，目前香港基金经理最大的感慨就是：让人睡不着觉。不过，最近的事态表明，民企不光是让基金经理睡不着觉了，那些推荐民企在港上市的保荐人也要睡不着觉了。许多愤怒的投资者和政治人物已经扬言要追究这些保荐人的经济责任。
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共十六大的一个关键议题就是，将把在体制外徘徊多年的中国民企纳入体制内。而一些权威人士更透露，十六大之后将有民营企业家进入地方领导行列。这一切似乎暗示，在经过20多年艰难跋涉之后，中国民企将迎来他们的春天。然而，中国富豪快速凋零的事实却显示：民企在没有等到这个决定性的春天之前，即重又进入了冬天。实际上，许多富豪的快速消失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作为企业家，他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们仅仅是富豪，而不是企业家。
所谓民企，不过是私有企业的别称，而比较宽泛的意义则是指国有企业之外的所有其他企业。在这个为了规避意识形态而发明的奇怪称呼之后，隐藏着中国民企早年的特殊坎坷。在中国民企最新一次发轫之初，民企不仅要在经济的夹缝中寻找企业的生存之道，还要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中苦苦寻求合法性。与现在的风光景象相比，中国民企当年胼手胝足的艰辛和如履薄冰的心态，大概早已经被人们忘却。不过，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证明，民企的确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仅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中再也不能忽视的一股新兴力量。这与国有企业令人绝望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西方观察家还是在中国自由主义改革派眼中，民营企业都无可辩驳地成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信念，完美的像另外一种无懈可击的意识形态。但很显然，这种信念正在受到上述一系列民企丑闻的严重伤害。这种伤害在杨斌事件中达到了高峰。
杨斌，这位有着中国暴发户典型行为特征的中国传奇人物，以一次眼花缭乱但却惊世骇俗的角色转变（由一个富豪一夜之间转变为异国的特首，然后再在短时间中沦为阶下囚），将中国民企最近一段越来越精彩的戏剧演绎到了极致。很难说以后还有没有超越杨斌的后来者，但在中国民企20多年的历史中，杨斌似乎已经“前无古人”。对于那些一直对民企怀有偏见的人来说，杨斌事件不过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的偏见，而对那些沉溺于民企迷信并将民企当作医治中国经济灵丹妙药的自由主义者而言，杨斌事件则不啻于当头一棒。看得出，杨斌事件带给中国自由主义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仅就我们初步的检索，杨斌事件爆发后，就有三家颇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媒体发表了社论。它们分别是香港老牌财经报纸《信报》，中国内地的《财经》杂志及《经济观察报》。有趣的是，这三篇社论不仅立意相同，而且题目也非常相似。《信报》社论的题目是“瑕不掩瑜，民企潜质远胜国企”，《财经》杂志胡舒立的文章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而《经济观察报》社评文章的题目则更是直截了当：“欧亚农业只代表它自己”。显而易见，杨斌带给中国新兴民企的创伤是相当沉重的。所以，这三家自由主义媒体在震惊、失望、沮丧之余，一口咬定：杨斌及其欧亚农业仅仅是个案，人们不能由此而推导出中国民营企业的整体情况。的确，就杨斌充满创造力的政治技巧而言，杨斌的确是独特的，个别的。但掩盖在这种技巧之后的，却是中国民营企业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杨斌及其欧亚农业并非是个别的，独特的，它所代表的样本群体，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据相当的比例，决不可以在统计意义上加以忽略。这个事实，或许是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欧亚农业及其他一系列事件提醒我们，这是所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抱有某种期望的人们，所必须直面的事实。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看好民企，乃是出于这样一个常识：民企是产权明晰的，而这种产权特征将对民企产生远胜于国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