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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glage
égalisation
Bureaucratie ce la mort！
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是死亡！
标准、官僚就是死亡！
“欧盟宪法是完美的，虽然可能比美国宪法要略逊一筹，”2005年4月20日，法国前总统、欧盟宪法之父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如是说。
随后的5月29日，法国人民首先对欧盟宪法说“不”。法国人和随后的荷兰人都没有发现这部由政治精英们所撰写并且为政治精英们所撰写的宪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800页的规章和原来的一些条约协议让普通人难以理解。而“略胜一筹”的美国宪法只有12页，只规定了总的原则，十分通俗易懂。法国和荷兰对欧盟宪法的否决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其他许多国家都因此推迟了全民公决。虽然这对于宪法的支持者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但是对欧盟的25个成员国人民来说却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可以趁此机会对它进行修改，使之成为一部可以为全体成员国服务的宪法。
自此之后，欧盟宪法一直进展缓慢。许多人都在讨论批准它的必要性，而认为应该对它进行修改的声音却相对微弱。但是，除非对它进行修改并且使之显现出为各国人民所带来的利益（当然，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好处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大家对它的抵制才会消除。欧盟正面临着应对人民正当要求的挑战，比如制定一部合理的宪法、使大家理解一些必要的经济措施，如减少昂贵的福利项目等。这对欧盟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和未来的方向。
四十多年前，当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刚刚起步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天自己将会居住在欧洲，我是不会相信的。那时我正在去亚洲的路上，打算在泰国住一年。那是1967年，我还在IBM工作，那时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只有首先使人们了解改革能够带来的利益，改革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当时我要在泰国开展一个项目，帮助东北部地区加快农业发展。我们极力想说服农民种植三分之一的稻子，并且在稻子中间种植其他庄稼。但是他们却抵制这一做法。我们后来发现，他们之所以会抵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们知道基础设施是无法供应多余的粮食生产的。在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立刻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新的种植方式并且享受了由此带来的收入增长。
自此之后，每年我都会去几次亚洲，并且发现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只要确信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会不遗余力地抓住机会，适应任何变化，我经常被他们的这种活力深深打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人都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海外华人也成为国际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现在当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商机后，他们又重新回来了。海外华人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知识方面的支持和商业上的活力，而中国国内数亿的农村人口也在努力脱贫致富。在上海我们就认识了其中的两个：李凤和李闯（音译）夫妇。
他们是在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长大的。李闯的父亲是一位菜农，李闯从小时候就和父亲在这块祖祖辈辈耕作的农田里辛苦劳作。后来他就娶了李凤，然后似乎也要重复老一辈的生活。但是即使在这个偏远的小村庄里，人们也听说了大城市中的工作机会。因此，李闯开始考虑，如果自己收入能够好一点，就可以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赡养自己的父母，最终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这个前景似乎相当诱人，值得他为之努力。
我和多丽丝是在几年前一次访问上海的时候认识李闯的。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都是住在波特曼丽嘉酒店，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提供的良好服务，还因为它紧邻上海的老城厢，让人感觉新老中国就在咫尺之间。这是一家五星级豪华酒店，其中有些套房一天的价格要比大多数上海人一年的收入还要高。而它的周围就有一些老房子，人们把衣服晾在窗外的晾衣竿上，或者干脆就在树上或者路灯杆子上扯根绳子晾在上面。（当然，每次我们去上海，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老房子已经被拥有现代设施的现代建筑所取代。）
从酒店出来后的一个拐角处有一间简陋的小屋，一个小柜台，李闯夫妇就在这里卖水果、小吃和饮料。在柜台后面还有一个看起来像帐篷的东西，我们猜测可能是储藏室。多丽丝特别想知道这对夫妇怎样看待自己的小柜台和50米之外的佛莱格默（Ferragamo）、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等国际品牌之间的巨大落差的。她向经过多年的交往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朋友的酒店公关部总监温雪薇询问这对夫妻的情况，于是雪薇向我们讲述了李闯的故事。
李闯夫妇是冒着失败的危险离开了原来的农村生活的。他们的想法就是在上海有许多建筑工地，那么卖些小吃和饮料应该是个不错的生意。于是他们在酒店旁边设立了那个小柜台，因为周围的建筑工地是24小时不停工的，而且他们的主要顾客就是建筑工人，因此他们也是24小时营业的。我们以为是储藏室的帐篷就是他们的家，夫妻两个在里面轮流休息。
这样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我们知道不能够以己度人。雪薇向我们保证说李闯夫妇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是十分满意的，稳定的建筑工人客源使得他们有了足够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能够养活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比起老家来还是不错的。雪薇还补充说，2005年底的时候，她曾经问过李闯为什么他的妻子露面的次数比原来少多了。李闯告诉她说，妻子在这条街上又开了一个小卖部。2006年7月我们再次来到上海的时候还在他那里买了一些桃子，而且我们注意到他们已经不再住在那个简陋的帐篷里了。
在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的强烈愿望使得人们乐意四处迁移。这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情况截然不同。欧洲人的定见与中国人是相反的，他们必须首先看到利益才愿意为之努力。他们不会随着工作而迁移，许多欧洲人都是在等待工作找上门来，而且仍旧认为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座房子应该是一辈子不变的事情。最近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其中的讨论让我深感不安。其中的一些维也纳年轻人说，他们宁愿失业，领取政府的救济，也不会选择离家一百英里之外的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维也纳年轻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奥地利人，更不能代表所有的欧洲人。欧洲人的确喜欢坚持传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会墨守陈规，一切都会一成不变。所不变的是我们都要维持生计，不管是做老板还是为别人打工，而且那些最早接受必要改革的人会获利最多。体育仍然是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回忆一下我在定见1《尽管许多事物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章可循的》中用到的篮球投篮的例子吧。篮球的规则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单手投篮的优势面前，很少有人再顽固地反对汉克？路易塞提新的投篮技术了，毕竟，以单手投篮的方式赢得比赛还是以双手投篮的方式输掉比赛这两种结果哪个更诱人是不言而喻的。纳特？霍尔曼（Nat Holman）歇斯底里的声明，“如果我的队员这样打篮球，那么我宁愿辞职，”最终也成为了人们的笑谈。
福斯贝利式跳高刚刚发明后情况也是如此，他的教练开始的时候也试图让他回到传统的跨骑式方式。迪克？福斯贝利的跳高方式挑战了传统思维，但是它打破了世界记录，并且彻底改变了跳高技术。在体育界，成绩很快就能够决定未来的道路。
在商业领域，变革所需要的时间有时可能稍微长一些，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市场，就像体育运动一样。
当然，有些人对于改变的抵制也可能是由于固执或者无知，但是希望在生活中进步的人们一般都不会因为无法承担变革的代价而抵制它。相反，当人们察觉到潜在的利益时，大家通常都会热烈欢迎变革的。
只有脚下的东西有足够的价值你才会弯腰
在心中思考一下下面两个问题：什么会给你带来回报？什么会使你受到惩罚？比赛的结果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变革会带来回报，什么时候鼓吹变革只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因此，对变革的抵制可能是有道理的，也可能是固执的表现。
让公众明白变革的好处是那些引领潮流的人们的责任。领导者如果想要成功地实现变革，就必须要让下属明白变革的好处。普通民众并不是变革的倡导者，除非他们真的相信变革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的。
不要小看人民的智慧。如果他们抵制变革，抵制你所认为的他们应该欢迎的变革，那么这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把变革的利益显现出来，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为他们的抵制而感到悲哀，你应该首先寻找他们之所以会抵制的原因。请注意，在我前面讲述的体育运动的故事中，抵制变革的并不是运动本身的参与者——运动员，而是教练。
定见9 成功靠的是利用机会（1）
通情达理的人适应环境；不通情达理的人让环境适应自己。所有的进步都是依靠那些不通情达理的人才实现的。
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成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是他长期以来的梦想。任何一个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在家乡奥地利施蒂利亚州（Styria）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施蒂利亚橡树”（Styrian oak）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迟早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而且要进行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与计划。
当时是2003年，下一次的州长竞选是在2006年的12月，而初选时间是2006年的春天。谁有可能在共和党的初选中崭露头角呢？为了赢得初选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做些什么准备呢？民主党中也会有人在2006年春天的初选中胜出，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考虑的是如何先在共和党的初选中获胜。竞选计划开始了。
但是就在2003年，时任州长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遭遇信任危机，人们强烈要求进行投票来决定是否罢免他。就这样，一个通向州长之位的大门突然敞开，施瓦辛格也已经做好准备。施瓦辛格的话说得很好：“历史性的选举已经到来，因为加利福尼亚的领导严重脱离了人民。”
2003年10月7日，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回答了两个问题：
问题 1：（在前一年的11月份刚刚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任期的）州长格雷？戴维斯应该被罢免吗？应该还是不应该？
问题 2 ：如果戴维斯州长被罢免，你认为谁应该取代他的职位？
在第二问题的后面还附有一个135名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就包括施瓦辛格。谁得到的票数最多就获胜。结果是，戴维斯被罢免，施瓦辛格当选了新一任州长。在竞选过程中，施瓦辛格曾许诺如果自己胜出，那么将不再继续拍摄电影。这一承诺对赢得选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施瓦辛格获胜的秘密就在于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旦机会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铁幕的一个裂缝
20世纪80年代末，一个巨大的政治转机出现在了东德。
那是从铁幕上的一个裂缝开始的。铁幕的这一说法最初来自于剧院。19世纪，在欧洲的剧院经历过几次严重火灾后，政府强制它们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安装了一道铁制的幕帘，以防止大火从舞台蔓延到观众席中。进入20世纪，这个词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1946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把它变成了一个政治地理学标志：“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德丁（Stettin）（波兰北部的一个城市）到亚得里亚海域的城市里雅斯特（Trieste），已经拉下了横贯大陆的铁幕。”社会主义国家警惕地守护着自己的领地，这一铁幕的冷酷标志就是那堵把柏林城一分为二的柏林墙。直到柏林墙被推倒前夕，铁幕和柏林墙看起来似乎都是牢不可摧的。
东德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部分要归因于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的转变。为了避免苏联的解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开始了改革，并且放弃了对华沙条约集团成员国的领导权，同时还计划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进程。从1989年末起，匈牙利开始允许东德人穿过边境到奥地利，然后转往西德。这样，铁幕上的第一个裂缝出现了。
在大批东德人逃往匈牙利的同时，东德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也在逐步壮大。德共总书记埃里克？昂纳克（Erich Honecker）在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