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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密码中那些三个字母的词在所有生物中都是一样的。CGA的意思是精氨酸，GCG的意思是丙氨酸——在蝙蝠里、在甲虫里、在白桦树里、在细菌里，都是如此。即使是在那些古细菌（名字有些误导＇说名字有些误导，是因为这些“古细菌”现在仍然存在。——译者注＇）里以及那些名叫病毒的微小而又狡猾的囊状物里，它们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尽管这些古细菌有些生活在大西洋表面之下几千英尺处温度达到沸点的硫磺泉里。不管你去世界的什么地方，不管你看到的是什么动物、植物、昆虫或其他一团什么东西，只要它是有生命的，它就用的是同一个字典、理解的是同一套密码。所有的生命原是一体。除了在个别小范围内有些改动——主要是由于不明的原因而发生在有些纤毛原生动物里——之外，每一个生命体都用同样的遗传密码。我们都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这就意味着——信仰宗教的人士也许会发现这是一个有用的说法——只有一次创世纪，生命的诞生源自一个单独的事件。当然，最初的生命仍然有可能是发源于另一个星球并由太空船播撒在地球上的；也有可能最初有过千万种生命，但只有露卡在那一“锅”原始汤里那种无情的、“谁有本事谁拿”的竞争中幸存下来。但是，在60年代遗传密码被破解之前，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了的东西：所有生命都是一体；海带是你的远房表哥，炭疽菌是比你更发达的你的亲戚。生命的统一性是从经验中得到的事实。伊拉斯谟·达尔文当年不可思议地接近了这一事实：“所有的有机生命都源自于，且仍然产生于同一种有活性的纤维。”
就这样，从基因组这部“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一些简单的真理：生命的统一性，RNA的重要性，地球上最早的生命的化学特性，大的单细胞生物可能是细菌的祖先，细菌不是单细胞生物的祖先。40亿年前的生物是什么样的，我们没有化石可以研究。我们只有这部了不起的书：基因组。你的小指头上细胞里的基因，是第一个有复制功能的分子的嫡系传人。这些基因通过一条永不断裂的复制链，在复制了几十上百亿次之后到达我们这里，它们携带着的数码信息里仍然留有最早的生存竞争的痕迹。如果人类基因组可以告诉我们原始汤里发生的事情，它会告诉我们多少那之后的4000万个千年里发生的事！人类基因组是一部我们历史的纪录，它由密码写就，为运行的“机器”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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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四号染色体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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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您告诉我们的这些，只不过是科学的加尔文主义。——一位姓名不详的士兵在一场通俗讲座之后对威廉·贝特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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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号染色体命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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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任何一份人类基因名录，你面对的，不是人类到底有多少潜能，而是一个疾病的名单。这些疾病，大部分是以一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中欧医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基因会导致尼曼—皮克氏病，那个基因能导致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如此种种。你会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基因是用来导致疾病的。“新的导致精神症状的基因”，一个关于基因的网站这样宣布来自科研前沿的最新消息：“导致早发性肌无力的基因、导致肾脏癌的基因被成功分离；幼儿自闭症与血清素传输基因有关；一个新的老年痴呆症基因；偏执行为的遗传学。”
但是，用它们可能导致什么疾病来定义基因，跟用人体器官能得什么病来定义这些器官一样，有些荒唐。好像是在说：肝脏的功能是得肝硬化，心脏的功能是得心脏病，大脑的功能是中风。基因名录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对于基因的了解，而是反映了我们对于基因的无知。对于某些基因来说，我们对于它们的了解仅限于它们出故障的时候会导致什么疾病，这是事实。但这只是关于这些基因的所有知识里细微得可怜的一个信息，而且还误导性极大。它导致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法：“某人有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的基因。”错！所有人都有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的基因，除了那些——这听起来有点滑稽——有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的病人。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病，是因为这个基因从他们身体内丢掉了。在剩下的人里，这个基因起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作用。病人有病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殊基因，而是他们有正常基因的突变种。
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如此少见又后果严重——也就是说，它的基因的作用非常关键——病人通常很年轻就死去了。但是坐落在四号染色体上的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基因，事实上却是“致病基因”里最著名的一个，因为它与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病也是联系在一起的：亨廷顿舞蹈病。这个基因的一个突变种导致亨廷顿舞蹈病；这个基因的整个丢失导致伍尔夫—赫茨霍尔综合症。我们不太了解正常情况下这个基因每天的功能是什么，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基因可以怎样出错、为什么出错、在哪里出错，以及出错之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后果是什么，却有无比清晰的了解。这个基因含有一个词：CAG、CAG、CAG、CAG，……这个词被重复了很多次。有时候这个词被重复6次，有时候30次，有时候100多次。你的命运、你的神智、你的生命，就都悬在这条重复的线上。如果这个词重复35次或以下，你就没事。大多数人体内这个词是重复10～15次。如果这个词重复39次以上，到了中年之后你就会慢慢开始失去平衡能力、生活逐渐变得不能自理，最后过早死亡。能力的下降先是表现在智力开始出现轻微的问题，这之后，四肢出现震颤，最后出现深度抑郁，间或有幻觉和妄想。得了这种病是没法“上诉”的：这种病无法医治。但是，这种病的病人死之前要受15～25年的折磨。很少有什么命运比这更悲惨了。事实上，一旦家族里有人出现了这种病的早期症状，那种恐惧感对于很多自己还没有得病的人来说，也是很严重的：等待疾病袭来的时候，那种压力和紧张，简直是摧毁性的。
致病的原因在基因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你要么带有亨廷顿突变，会得病；要么没有亨廷顿突变，不会得病。这种决定论、这种事先注定的命运，是加尔文做梦也没想到的。乍看上去，这简直是基因决定论的终极证明，基因决定一切，我们对其无可奈何。你吸烟也好，补维生素也好，有锻炼习惯也好，整天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也好，都没关系。亨廷顿舞蹈病在什么年龄发作完全是由那一个基因上CAG这个词被重复的次数决定的，一点通融余地都没有。如果一个人带有39次重复，那么，有90％的可能是他在75岁的时候已经成了痴呆，按平均值来看，他会在66岁的时候出现这个疾病的第一个症状；如果带有40次重复，那么平均是在59岁发病；41次重复，54岁发病；42次重复，37岁发病。如此类推下去。那些带有50次重复的人，平均在27岁就会因病失去正常思维。这样打个比方：如果你的染色体长得能够绕赤道一圈，那么健康与发疯之间的区别只差多长出的一英寸。［2］
哪一种占星术也不可能如此准确，哪一种人类活动因果关系的理论也没有这么精确，不管这理论是弗洛伊德的、是马克思的、是基督教的，还是泛灵论的。《圣经·旧约》里的先知们，古代希腊那些内视的神喻代言人，英国伯尼奥·瑞吉斯（BognorRegis）码头上那些玩着水晶球的吉卜赛算命的，不仅没有谁能够预言一个人的生活会在哪一年被毁掉，他们根本就没有假装过自己有这个能力。我们现在在对付的是一种恐怖的、残酷的、无法改变的预言。在你的基因组里有大约10亿个3个字母的词，但是，这一个词的重复次数，就决定了你是正常还是发疯。
在1967年，歌星伍迪·格思里（WoodyGuthrie）死于亨廷顿氏病，之后这种病就变得尽人皆知、臭名昭著。在1872年，它被一位名叫乔治·亨廷顿（GeorgeHuntington）的医生在长岛（LongIsland）东端首次诊断出来。他注意到这种病似乎是在家族里传播的。他之后的研究发现，长岛的那几个病例是发源自新英格兰（NewEngland）的一个大家族的一部分。在这个家族12代的历史里，可以找到1000多个病人。所有这些病人都是两个兄弟的后代，这两个人是1630年从萨佛克（Suffolk）移民来的。他们的后代中，有几个人在1693年被当成是巫婆，在萨勒姆（Salem）＇萨佛克是英国东部的一个郡，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几个州的总称，萨勒姆则为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城市。——译者注＇被烧死了。这也许是因为她们得病的症状太吓人。但是，因为这种病的症状要在病人到了中年之后才出现，也就是说，当病人有了孩子之后，所以致病的基因突变没有被自然选择淘汰掉。事实上，有几个研究还发现，带有致病的基因突变的人比起他们的没有病的兄弟姐妹来，生孩子生得更多。
亨廷顿氏病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完全显性的人类遗传病。这意味着它跟尿黑酸尿症不一样。要出现尿黑酸尿症的症状，你必须有两份致病突变，从你双亲那里各得一份。而对于亨廷顿氏病，一份致病突变就够了。如果这个突变是来自于父亲，病就好像更加严重。在这个父亲所生的子女里，出生得越晚的孩子，基因里重复的次数越多，突变越严重。
20世纪70年代晚期，一个意志坚定的妇女决心要找出亨廷顿氏病的基因。伍迪·格思里因亨廷顿氏病而痛苦地死去之后，他的遗孀建立了抗亨廷顿舞蹈病委员会。一个名叫米尔顿·韦克斯勒（MiltonWexler）的医生加入了她的行列，这位医生的太太和她的三个兄弟都有这种病。韦克斯勒的女儿南希（Nancy）知道自己有50％的可能带有致病突变，她着了魔一样想找到这个基因。别人劝她：还是算了，这样一个基因可能是找不到的，找这个基因就好像是在一个跟美国一样大的草堆里找一根针，她应该等几年，等科技进步之后有可能找到这个基因的时候再说。“但是，”她写道：“如果你有亨廷顿氏病，你没有时间等。”在看到一个委内瑞拉医生阿米里柯·尼格里特（AmericoNegrette）的报告之后，她在1979年飞到委内瑞拉，访问了马拉才博湖边的三个村庄：圣路易斯、巴伦其塔和拉古尼塔（SanLuis，Barranquitas，Laguneta）。马拉才博湖（LakeMaracaibo）实际上是个巨大的被陆地环绕的海湾，位于委内瑞拉的西端，在科尔地勒拉·德米里达（CordilleradeMerida）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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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号染色体命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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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有一个非常大的家族，在家族里亨廷顿氏病的发病率很高。据家族成员之间流传的故事，这种病是从18世纪的一个水手那里来的。韦克斯勒成功地把他们的家族病史追溯到19世纪早期一个名叫玛利亚·康色普申（MariaConcepcion）的妇女那里。这位妇女生活在帕布罗·德阿古阿（PueblosdeAgua），那里有一些由高高地立在水上的房屋组成的村庄。她是个多产的女人，她之后的八代一共有1。1万人，在1981年的时候仍有9000人活着。在韦克斯勒去访问的时候，他们中的371人患有亨廷顿氏病，另外有3600人发病的可能性在四分之一以上，因为他们的祖父母里至少有一人患有亨廷顿氏病。
韦克斯勒有着超人的勇气。她本人就可能带有致病突变，“看着这些欢蹦乱跳的孩子，真是让人心碎，”她写道：“尽管贫穷，尽管不识字，尽管男孩子要乘着小船在波涛翻滚的湖上打鱼，又劳累又危险，尽管那么小的女孩子就要操持家务照顾生病的父母，尽管无情的疾病夺去了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姑姑、叔叔、表兄表妹……，他们仍然满怀希望，快乐地尽情地生活——直到疾病袭来。”
韦克斯勒开始在草堆里捞针了。第一步，她采集了500个人的血样。“炎热、喧嚣的采血的日子。”然后，她把血样送到了吉姆·居塞拉（JimGusella）在波士顿的实验室。他开始通过测试基因标志的办法来寻找致病基因：随机选择一些DNA片段，可能与正常DNA相同，也可能不同。好运向他微笑了。到1983年年中，他不仅分离出了一个与致病基因距离很近的标志，而且确定了它是在四号染色体短臂的顶端。他知道这个基因是在基因组里那百万分之三的序列里。完事大吉了吗？没有这么快。这个基因所在的区域有100万个字母长。草堆变小了些，但还是很大。八年之后，这个基因仍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