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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的户籍也迁回到了上海，他也迎来了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此时曹景行已经31岁。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留在了皖南山区的茶林场。他带回到上海的是一个完整的家，与已告别青春的人生，包括他对生活的重新理解，“十年给予我的就是极好的承受力。到后来再多的苦看起来都没有当初艰难。这是我坚持下来的一个极好的理由”。
学习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在此际得到充分的爆发。“四年的历史系本科生活，他把历史好好地端详了一番，从类人猿直到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在大学里，他是个狂热的学习者。他似乎要夺回失去的时间。除了历史，他还大量选修了世界经济、国际关系以及新闻课程，但最能激发他兴趣的则是世界经济。美国及欧洲经济、科技、文化实力雄厚，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经济兴起，让他深有感触。在乡下待过10年的他知道，中国太穷了。他花了大量时间自修英文，这是接触真正的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他希望能看懂英语世界里真实的原貌，而不是经过翻译过滤后的残渣。他自学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史纲》，像是一个热情的小学生。这种学习热情的巨大动力来自于山区十年的资讯饥渴。他觉得自己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在补课。他在复旦，学校要求120分的学分，他拿了180分。曹景行说：“我读大学的时候，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学本科的东西，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向更多和更广的范围做一些了解。”
第四章：向前进……（4）
1982年，曹景行大学毕业进入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美国农业以及美国和亚太经贸关系。在这里，他又待了五年。这五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个接近世界的窗口。社科院有一个中外报刊资料室，那里有许多外人无法看到的其他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主要报刊。这是一次更为重要的学习，资料室几乎成为他的磨刀石。
这种学习，其实带着一种相当的下意识。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些吸收进体内的水分，什
么时候会被挤出来，什么时候可以找到出口？在那里的五年时间，可以讲述的似乎只有一本他闲暇时与老同学合作翻译出版的一本《谈判的艺术》以及上百篇关于遥远的美国、欧洲政经变化的研究文章。这些就是他的成果。
面对这样的生活，曹景行开始觉得自己的一生如果是每年写两份也许从来没有人关注的研究文章，将变得毫无意义。“中国当时的体制下，人很多，空间却不大。研究的课题被限制，每年要把许多精力放在评职称、加工资、分配房子等琐事上。”
命运的启承转合自有它不可人知的神秘妙道。曹景行的妻子与女儿当时已移民到了香港。曹景行得到了一个去香港的机会。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前一周，42岁的曹景行移民香港。他给自己的理由是，“有机会到香港，我为什么不试试呢？况且，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曹景行自觉自己从农村到上海，再到香港，起码可以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遍地拾金的香港正在出现变局，不安的香港人正在紧张地等待八年后的回归。他一脚跨进了另一种制度和世界。生活让他开始体验资本体制下的新式人生。
两进两出《亚洲周刊》
◎ 他接受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数易其职
香港与上海是对奇异的城市。
时局与世事变化改变着这两个城市的关系。香港在早年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殖民者云居之地。1930年之际的国际化中心在上海，香港不过是陪衬，更多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向往的东方明珠在黄浦江畔。但很快，两次战争改变了这个城市。日本攻陷上海，香港似乎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上海人开始搬到香港。张爱玲以及更多的电影明星们开始来到这里。文化是由人创造的，那些象征着上海的名人们，随着老上海的旗袍，半遮半掩地搬到了这个曾被他们忽略的殖民地。这次文化转移只是一个开始。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一半以上的资本与行业巨富们，“拿着他们的财富与脑袋到了香港”。
1950年的《时代》描述这次迁移“改变了那里语言的成分。越来越强势的吴越软语正在分割着这里的势力。那些做派洋化的女士与先生们成为这里新的移民贵族。银行巨头与老板们拿着财富在这个城市里重新打算未来。电影界的明星与导演开始重新拍戏。甚至青红帮的头子也在这里忍气吞声。左派与右派的文化明星与学者占据报刊阵地。据称，仅这一年，就有近20万上海人拥入香港。他们很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并拥有这个城市”。
对于具有多年国际化洗礼经验的上海人，似乎很喜欢这个城市。他们也愿意在这个与自己背景相近的城市，寻找到新的命运。香港人的势利可以显示出上海人在这个城市的尊严。香港人统一叫大陆人为北佬，20世纪80年代修改的称呼叫阿灿。这个阿灿是香港一部电视剧里的喜剧化的人物，其蔑视心态与瞧不起的感觉较上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香港人对上海人则另眼相看。
香港百年历史表明，这里只不过是个舞台，演戏的全是外来的人。经济、文化亦如此，这里出头的本土人很少，即使权力也掌在英国人手里。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城市甚至没有香港人的概念。曹聚仁来到这个城市时，在周围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个北佬外江人。此时，香港人的概念还没有成型，香港基本上处于一个自由状态下的外地人占主导地位的竞争格局，上海人则成为了这股势力的最重要的来源，上海人的文化与香港的广式性格组合成了真正的香港人概念。曹景行来到香港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基本成型的香港主流社会。这个社会，又恰恰处在一个变化的不稳定的时代。他所经历的不过是香港社会的重新组合，变化，包括即将回归的“末世心态”。
第四章：向前进……（5）
曹景行到达香港，生活的压力陡然上升，找工作，找房子，给孩子找学校等一大堆现实的问题立刻摆在眼前。曹景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亲友与父亲好友的帮助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他开始放弃这条许多大陆人移民香港的初始生存模式。他想试试自己的实力，能否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位置。他与香港的对接是在寻找工作之始时开始的。再一个就是找房子。找房子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他从来就没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一切都重新开始，有时候甚至会怀念大陆公有体制的优越。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他的学历在这里失去了效用，因为香港根本就不承认大陆的学历。他想，至少承认经历吧。只用了一周时间，曹景行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他从报纸的招聘广告上，看到中文《亚洲周刊》招聘国际电讯的翻译与撰述员。他投出应聘简历，参加了面试，改写了两篇稿子，然后回家等消息。一周后，《亚洲周刊》编辑部增加了一名42岁的WRITER（即撰述员）。他到周刊上班时，连身份证都还没有办下来。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9000港元，三个月后，就升到了13000港元。这份工作对他在香港能够活下去是一个重要的心理保证。
《亚洲周刊》由新西兰人麦克·奥尼尔于1987年创办，与姐妹刊物英文《ASIA WEEK》同属于美国《时代》公司。全盘照搬美国《时代》周刊的所有运作模式，在中文的新闻周刊里还是第一家。采编方面，外面有记者，编辑部里的工作是撰述员初步整理记者的文稿，然后由编辑定稿，另外还有研究员为每篇文章收集资料、核对事实。广告经营方面走的也是跨国跨地区的办法。曹景行体验了这种纯美式模式，受益匪浅。同时也感到外国人办中文杂志把握不住华人读者的口味，营运成本高，结果是连年亏损。
一开始时，曹景行面临语言障碍，周刊的“官方语言”是广东话和英语。同事听不懂他的普通话，他只能用自己并不流利的英语去与大家沟通。他的适应能力显得非常强，在最短的时间里，他学会了听，再用几个月时间，他已可以用半生不熟的广东话与同事讨论文稿了。改变还在继续。1993年，香港媒体已开始电子化运营。从来没有经过电脑训练的曹景行，自学了几周后，已能用电脑撰写文章。他用了最短时间，试图与香港同事同步，了解他们的行为与思考方式，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因为他必须尝试用香港人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
他的学识储备在《亚洲周刊》这份杂志上得到施展。他的分析能力与文笔，得到了认可。一年后他升为编辑。不到一年又成为独当一面的资深编辑。
到香港三年后，母亲在上海去世，他才把女儿接到身边。给女儿寻找学校的过程，让他对香港社会对移民的态度有了切肤认识。香港多数学校对大陆来的孩子看不起，英文名校干脆不接受。曹景行历尽周折，才在周刊同事帮忙下，让女儿在一所非常有名的中文学校培正中学就学。
《亚洲周刊》的经历对曹景行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他接触到全新的新闻理念，也曾兼任周刊评论的主笔。1993年时，曹景行内心中的不安再次使他做出选择。他希望改变，让自己不再局限于编辑部、办公室里，于是提出辞职，改做特约记者，就是与公司不再是雇佣关系，而是作为这本杂志的特约记者，采访供稿。四年后的上海正处在重新的开放初始，活力正在涌现。曹景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打量故乡，用半个月时间采访，撰写了《上海陆空巨变——市场经济大潮中动力澎湃》的封面文章，刊载了近30页的篇幅。上海方面更是对此给予关注。
曹景行很喜欢自由记者的身份与感觉，辛苦但却自由。1994年3月份，《亚洲周刊》转手给金庸先生创办的《明报》。《明报》新老板于品海企图以此打造一个全新的倡导华人声音的平台，请曹景行就任副总编。曹参与了杂志其后几年的转型，精减架构层次，降低成本。《亚洲周刊》为了集中资源，压缩撰述员和研究员，加大编辑和记者力量。在题材方面，《亚洲周刊》的焦点由国际转向了内地、港台，增加了评论的内容，代表华人立场与声音的风格开始成型。
第四章：向前进……（6）
曹景行在就任副总后，仍没有放弃采访的机会。他觉得只有实地观察，才能真正地感受到那里的情况，同时也可藉机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台湾进行县市长选举的时候，他和同事开着一部车，跑遍了全台湾，遍交各界媒体人士。在有内地背景去台湾采访的记者中，他可能是较幸运的一位。
通过每天大量的阅读，曹景行对香港与台湾的媒体非常熟悉，他知道哪些新闻在哪些版
面，知道不同杂志的不同特色与不同立场，消息来源的可靠与否，不同媒体的内部运作方式，甚至知道哪个记者跑哪条线，哪个主笔水平如何。
1996年年底，他50岁。他回顾自己来香港后的这八年时间，感到在《亚洲周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不多。这本杂志由于资源与格局的约束，很难再有巨大的突破。
他选择了第二次辞职。他学会了香港人选择职业的方式：跳槽。
离开《亚洲周刊》后，他进入于品海创办的电视台CTN（传讯电视）就任中天新闻频道的总编辑。这是曹景行接触电视的开始。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在于他从来没有做过电视，一个外行做电视的快感可能在于你对这份职业的陌生。他觉得自己惟一的优势，就是拥有平面媒体的经验。
在这个电视台，他虽然待了只有四个月，却参与了两件大事。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全球所有媒体中他们最先报道出来，引起世界的震动。于品海与他拍板于凌晨1时在电视新闻中发布这一消息，同时请来在《快报》做主笔的杨锦麟先生做现场评论。为表扬自己的这一胜利，他们拍了一个专题，来记述这个过程。他们用了一个略有些傲慢的名字“我们唤醒了世界”来总结这次新闻报道。
但紧接着发生的围绕收购与反收购的事件，又使曹景行提前结束了与电视的机缘。台湾辜振甫家族“敌意”收购了这家电视台，这个过程对于一直参与经济研究的曹景行，大开眼界。这个电视台后来又几度易手，现在转到了《中国时报》手里，差不多六年换了四个老板，由最初的梦想成为华语CNN，最后只不过为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