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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认知彻底改变了他对节目形态的整体操控。
他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学习”。在回顾自己的主持经历时，董最感高兴的是“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在职硕士研究生课程”。对于台湾问题，他认为倾听了一年左右时间，加上收集台湾方面的消息与资料，至少已算是半个“台湾问题专家”。
这个磨合的过程显然并不有趣。他修炼的是讲话中的“发球方式”。如何精确地投入谈话的“诱饵”，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台湾问题对于他这个在内地的认知模式下获得的许多常识，很快就被香港与台湾的报章论点搅得稀里哗啦。他需要找到经得起考验的论点，至少，这件事的最中间状态的事实是什么，可以为大陆官方与听众接受的尺度在哪里，这些都是问题。
他面对的更现实的问题是，在解析某件台湾事件时，假如不了解背景和相关新闻事件、尤其是对各种传媒的分析评论没有研究，你就无法找到真实的问题。“真实的问题”就是他手中“最好的球”。董的好学与谦虚再次发生作用。除了对当天议定的题目寻找相关报刊与书目进行恶补外，他会与曹先生或者其他评论员一起讨论此事的重点在什么地方，他需要从什么方向入手或传球。董坦言，很多时候与评论员讨论问题和线索的时间，往往是节目长度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
第六章：模型……（2）
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个用功的年轻人，没有人会对一个早晨9点钟就上班、然后钻进资料室猛攻所敲定题目的相关资讯、浏览其他电视台的录像、与曹先生热烈讨论并在开讲前几小时内做“功课”的年轻人熟视无睹。当然，他也会把自己的研究心得顺便与同仁分享。同事窦文涛曾抱怨董嘉耀：“他对我有一种误解，老觉得我的节目需要那种有情色内容的新闻，他每天会收集大量的新闻，正经的新闻他都自己拿去用，不正经的新闻他都留起来，一见到我就推荐：‘文涛啊，有俄罗斯女主播报新闻不穿衣服的片断，你要不要啊？’我听了就不高
兴：‘你怎么能以为我喜欢看那种东西呢？拿来研究一下吧。’”
当然，技术性的心得也成为他把脉这个节目的基本要素。这个节目在三个多月后大致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运作模式。这个两人的节目带着鲜明的个性，他们基本不开会。起初台里曾询及曹先生是否需要一个助手。他想了想回答说没有必要。因为这件工作是不可能需要助手的。形式可以复制，但思考不能替代。
两个人结对操作的形式反而使许多问题简明扼要。曹先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董嘉耀学生似的心态与曹先生学者型的性格，显得默契而又实际。曹景行觉得与董合作简单而又愉快。通常他们碰面后，会偶然谈论几分钟，确定下开讲题目后，分头准备。两个人分工明确，到6点钟时，曹景行打开电视看其他频道的新闻报道，然后给各地朋友打电话，收集这些专家学者的不同意见，以使观点清晰明确。而董则根据讨论范围，准备相关电视片断及设计一些电视表现手法。到晚上9点30分《时事直通车》结束时，曹会把三页据说“大概只有自己才可以看得清”的提纲给董嘉耀，以便他了解自己的“开讲重点”，以利于他“发球”。
晚上10点30分，正式录像。董嘉耀掌握节奏，并不时做些补充。节目处于准直播状态，一气呵成，不可能修改内容，时间似乎永远不够。董坦承他在节目中，起初并不适应，他不但要掌握时间，在中间的广告时段开始前把前一部分讲完，还要注意倾听，并根椐现场的情况，不时提问，使内容层层推进，直到把最精彩的内容讲述出来。他最担忧的仍然是超时问题。包括到现在，这个节目仍然是凤凰卫视所有节目中超时最多的节目。话题似乎永远都讲不完，现场导演不断地通过戴在董左耳的耳机，提醒他们不能再挤掉广告时间。他们妥协的结果是，与评论员们约好，每次快到时间的时候，由董设法提醒。董的方式是，在距最终几分钟的时候，拿一支笔在胸前画圆圈。这几乎成为董的一个固定手势。每到这时候，评论员都会明白，《时事开讲》又快超时了。
至于他们的选题模式，带着先天的即兴与即时性。他们大多数的时候，只是挑选晚上9点钟之前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这是他们可以在录制这个节目时的最后的时限，11点后的新闻事件，除非直播，他们仍然无法去关注到。时间的限制使更多的新闻都遇到了一个深度评论的问题。一般的情况是，他们在当天上午的时候，就会对晚上开讲的题目有了基本的判断，这时候董嘉耀与曹先生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只是差不多所有的题目到最后，都被最新发生的大事给遮盖。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天内发生多起事件的时候，他们尝试在晚间的节目中谈两到三个话题。但这种形式并不受观众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样的讲述并不解渴，甚至只是蜻蜓点水。后来慢慢形成每天只讲一个话题。
准直播状态以及成本概念决定了这个午夜节目遭到最多的指责
◎ 两岸三地顶尖时评员成常驻嘉宾
◎ 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邱立本在节目中亮相引发内地关注
节目的推进以及最后的成型总是随着不断发生的事件改变。在节目进行到快三个月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实际问题。曹先生有许多大事需要出差。而且他一个人担任嘉宾，遇到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第六章：模型……（3）
他们起初的对付办法就是提前做几期时效不强的题目，录好放着，以对付一些紧急情况。但这显然并非长久之计。他们需要寻找新的评论员。
起初进入这个节目的大部分是当初曹先生在《财经论坛》时找过的经济界的学者。这里面就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高级研究员朱文晖，他对亚太经济有着独到的见解。甚至，在最初进入他们节目的嘉宾名单里，还有一位女性：赵海英。这位曾供职于世界银行
以及著名的布鲁金斯智囊团，及亚洲发展银行中国经济顾问的经济学者，对金融问题研究独到。最初她有多期节目谈到中国加入WTO的即时性话题及中国教育问题的弊端。
但嘉宾可以选择的范围实在太小。
《财经论坛》当初遇到的难题同样困扰着这个新节目。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香港很难找到顶级的某个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至少要有较好的口才，还得有一定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必须会说普通话。这个节目的技术性难题限制了他们的选择。因为准直播的播出方式，他们无法在这个节目上打字幕。一部分英语界人士至少在当初，是无法上这个节目的。
最初作为嘉宾上这个栏目“议政”的评论员，多数是曹先生从事媒体时圈内的朋友。现在有许多人因为这个栏目而成为他的同事。但最初，大家并没有认为这样一个栏目会对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改变。事实上，节目的形态与气质却因他们的到来，发生了改变。
这个节目的常客之一是邱立本先生。
这位曹先生在《亚洲周刊》的前同事，惯于用优美的文笔去撰写各种尖锐的时评。他的美国经历以及对于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亚洲式认识，使他在议及论题时，总是出其不意地直指要害。在那次偶然性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直播中，他的锐利与对问题切中要害的中肯解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其后成为《时事开讲》的嘉宾评论员。他喜欢在这个别具一格的时评电视节目中，对大陆问题讲话。当然，他在这个节目中更多触及的是围绕两岸问题的最新发展，尤其是当年的“大选”，他认为“结局出乎大家意料，未能准确预测陈水扁上台，反映大陆对台湾资讯的了解，仍显不够”。他建言：“加强认识台湾，必须从真实开始，如果两岸之间由于资讯的扭曲而出现误判，形势会非常危险……”
邱立本在香港出生、长大，有38年的媒体工作经验，毕业于台北政治大学经济系，获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校经济硕士。曾任职台北《中国时报》、纽约《星岛日报》、旧金山《远东时报》，曾兼任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等。他的经历注定了他解读问题的公正性，也使他的评论时时引发特别的关注。
每个不同的嘉宾总是会带给这个节目不同的外延。他们也在寻找可以与这个节目相融合的特殊气质的嘉宾。董嘉耀在接触这些嘉宾的过程中，也开始从主持人的角度，重新打造这个节目的程式与相关的要素。曹先生事实上的超脱，使他必须担负起这个栏目的统筹职责。他通常会根据曹先生出差的时间表，拟制嘉宾表。曹先生每周只需拿到这个表，就知道这周自己上几天班了。董嘉耀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人脉。往往嘉宾通过曹先生邀请，来到《时事开讲》后，以后的联系就常常是董嘉耀的工作，甚至他们会通过一次接触，而喜欢上他的热情、开朗，包括这个年纪的青年人少有的谦良。
曹先生一个人包打天下的局面，在半年后得到了微弱的批评声。人们认为曹先生每天一个人在那里，“什么都懂，什么都谈，像万金油。”
曹先生觉得这个评价很准确。评论员就应当是万金油，因为你至少要达到在新闻层面上，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多的相关的信息，以及对于此事的及时判断。我不一定要给你一个结果，但我一定可以给你关于这件事的所有信息。当然，曹先生也在有意识地淡化自己在这方面的全知全能角色，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上，如财经问题、台湾问题、周边国际问题等，他们希望得到专家的解读。曹先生有意识地开始“让自己闲下来”，让新的声音告诉大家一些希望了解的东西。
第六章：模型……（4）
这时候，有三个重要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文汇报》的前主笔何亮亮先生、台湾一家英文报总编辑阮次山先生和某媒体集团杂志执行主编杨锦麟先生。这三个都从职媒体的评论员，在偶然的机会下进入了这个节目，并且因为这个节目改变了自己与凤凰卫视的关系。
何亮亮起初的出现，是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了解而作为通行证的。董嘉耀与曹先生商议计划在2000年初的时候，讲解普京的相关情况，在市面上流行的一本何先生撰写的《普京传》，引起了曹先生的注意。他请董嘉耀打电话邀请何先生来做节目。
何先生逻辑严密的理解力，以及屏幕形象的大气，注定了他与这个栏目的关系。但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嘉宾，每周在他到报社上班前，到《时事开讲》做一次节目，凤凰卫视与他都没有想到其后关系长远的合作。但作为偶然的嘉宾，他开始喜欢上了这个节目。他回忆起初他上这个栏目时，表情有些僵，但他很认可董嘉耀的主持风格，认为这个节目就像跳舞，“董是个带舞者，他带得很好，我的舞也跳得不错”。
杨锦麟是香港《信报》专栏作家，与曹景行相识多年，并有过数次合作。杨是《信报》这张报纸惟一一个长达十年没有更换专栏的作者，他以陈子帛为名所撰写的台海关系的专栏，嬉笑怒骂，火力十足，最“过火之处”是不断地进言大陆的对台政策，甚至提出批评意见，不过大多数时候的批评集中于“对台湾发生的事件”针对性不够等。他的许多意见在两岸间多次引起反响。他的专栏也成为两岸研判台海局势的重要参考。曹先生请他与董嘉耀对谈台湾问题。杨锦麟个性十足、率直敢言以及他专为上电视而制作的唐装，都显示出他的特立独行，包括言论“过火”而过瘾的特点，被大陆观众追捧。在节目中嬉笑怒骂式的杨氏风格，成为一部分人追看他的理由。
从一开始就进行的试验，包括他们对于这个节目个性化打造的随意，注定了相当多独特人物的出现成为必然。他们竟敢请一位讲话“口吃”的老先生来做嘉宾。2000年4月初从台湾移居香港的阮次山先生，是曹先生多年的朋友。
曹先生请他某次补缺。这位留着“列宁式胡子的小老头儿”，以他的资历和独特的讲话方式，成为风景。他会在谈到台湾“大选”时的某个问题时，告诉董嘉耀，我当时曾与谁交谈过，他说什么，或者说，我就在现场。当然，他还会说，我某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