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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多人开会来解决的事，只是变成了一个几分钟的交流。大家早已习惯了这种独特的办公方式。
时间快得总是在某个关节点上让你叹息。这样一个节目竟然已做了将近一年。董嘉耀开始寻找与整理这个节目一年来的素材。回顾总会给人全新的认识。这样一个节目被人重视的证据是什么？是收入将近2000万元的广告赞助额还是一个节目本身的形态与品质？
董嘉耀希望能有一个数据给自己最清楚的交待。他觉得肯定有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存在，这些也许是一年来节目最佳的形态，也是这个节目构成的一些要点，他希望从中找到理由甚至“套路”。
在他的类似于会计分析师式的文章中，他总结出了这样一些数据：播出的252期节目中讨论了将近400个话题。在这当中，经过交叉综合计算发现：73％的话题指涉台湾局势和两岸关系。这是这一年来的时事重点，这一年中间的台湾仍然被大多数人关注。28％谈到中国大陆的话题，33％关注国际社会，18％与美国相关，11％讲到香港，36％涉及到经济问题，19％和科技有关，还有8％谈到文化、道德与艺术等范畴。这些数字量化地反映了《时事开讲》的“紧贴时事”。
这就是他们指涉到的《时事开讲》的范围。这个节目的边界几乎拓展到了他们认为应当论及的所有范围。有媒体评价他们的节目：“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一是报道新闻，二是分析新闻，二者兼具的《时事开讲》是一个全新且具话题性的时事评论节目，其中特点是紧贴时事，当天或隔天的新闻，即在节目中予以多角度的分析与评论，‘WE REPORT，YOU DECIDE’，让观众全面深入了解事件的真相与内幕。这个节目强调‘时间、事件、开明、讲究’，已成为‘时事阶层收视群’中的一个重要资讯来源。人们从这个节目中发现了许多不同的秘密与真相，对于时事资讯的渴求超过了这个节目的障碍，时间太晚包括节目太短，大家忍受了这个节目的一切不足，并且被它的节目时间调整了自己的作息。从来没有一个节目会有如此大的魅力。”
第六章：模型……（8）
这是个恰到好处的赞美。凤凰卫视的另外一个令人尊敬的传统是要发扬自我表扬乃至夸奖自己。每个人都需要鼓励与表扬。老板刘长乐觉得表扬自己是一个巨大的优点，他甚至鼓励大家自我表扬。刘老板在接受某次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凤凰人都喜欢表扬，喜欢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时手法甚至高超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可我觉得这种快乐的陶醉，并不是孤芳自赏，它还是我们凤凰的优点。”
老板总是把表扬拿捏得恰到好处。他记得自己曾是这个节目最初的“反对者”。但做了一年之后，老板承认早期反对上这个节目是“怕谈话类节目多了容易枯燥，结果证明我错了”。老板给予他们肯定的表示是，他吩咐董嘉耀在一周年时安排请所有的嘉宾吃饭。据说，这是老板惟一一次请一个栏目的所有嘉宾吃饭。董嘉耀与曹先生把这视为老板对这个节目最大的肯定与表扬。他们设计了一个一周年的专题，将《时事开讲》的前因后果与一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梳理。
这个节目也是他们表扬自己的一个总结。
这年8月底的时候，正是凤凰卫视扩张加骤，凤凰卫视资讯台即将开播之时。在早期设计节目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时事开讲》模式的低成本、高收视、高效益现象。凤凰高层设计在资讯台里开设类似的栏目。这种新闻加评论的方式，将会成为资讯台的重要特色。老板其实把这次请客看做了一次交流与挖角的“猎头宴”。
那天，邱立本、朱文晖、何亮亮、杨锦麟、赵海英等十多个人会聚一堂。老板考虑到大家的内地背景，特别选定了饭局地点在尖沙嘴一间豪华的川菜酒店。刘老板举杯敬酒时，坦诚地说：“差一点咱们今天聚不到一块儿。”《时事开讲》的重要嘉宾阮次山先生，因病没有出席。老板在电话里与他长聊了一阵。那顿饭是老板与评论员们的一次交流，也是他认识大家的一个机会。许多机缘就在那次结下。
几个月后，出席那次宴会的何亮亮先生与阮次山先生接到了凤凰卫视的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加盟凤凰。
2001年，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何亮亮与阮次山正式加盟。
何亮亮与曹景行共同主持《时事开讲》，而阮次山先生有了一个新节目《新闻今日谈》，周一至周五由他一个人来评，周六、周日由何亮亮主讲。这个日间的《时事开讲》类型节目，开创了凤凰的泛时评化类节目的整体加强。这个评论节目的开播再次体现了凤凰卫视在新闻评论方面的雄心。“院长”王纪言认为，《时事开讲》在晚上12点结束后，时事仍在继续，在西方与其他的不同时区，是一个重要的时事发生区。因为这时候正是其他地区的上午。而《新闻今日谈》节目，将会为大家提供一个中午资讯带。这个节目仍然在新闻节目之后，为大家解读新闻。
《时事开讲》也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盘整与改造期，并且开始有了新的形态与理念。
第七章：门风优美……（1）
深得家传门风感染的知识分子
◎ 何亮亮师从萧乾与冯亦代诸前辈，在社科院主修国际政治
◎ 夫人要他去香港养家，由此带着一套自认为重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离开内地
当你希图看懂一个人时，其实你想知道的无非是他的历史，包括学识的由来，本人的秘密，甚至某种力量的来源。对于1951年出生于前电视时代的何亮亮来说，很难在记忆中寻找到电子力量的印迹。他迷恋与擅长的更多的是字面的推敲以及文史知识的重新编织。他在回顾从前时，发现从来不是自己选择历史。历史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两种道路，一条是机遇，一条是身处时代的个人角色。他称自己在某些方面，如对时事的兴趣是早慧，某些方面却是晚熟的。他的角色由这样一些时间与要素组成。
出身仍然成为某种意味深长的标志。对于门庭贫贱之人的成功来说，出身是个奋发的理由。但门风优美仍然是制造传统精英的一个最佳的信道。何亮亮自足于自己的出身，双亲是分别来自浙江和广东的知识分子。他对陈寅恪先生所欣赏的“门风优美”很有感触。陈寅恪是何亮亮最尊敬的学者，陈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和真正贯通中西的学问，都令他深怀敬意。他说自己当然不可能达到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境界，但却认为找到了一个类似宗教理想的精神家园。
门风是无法选择的，但可以从陈寅恪先生的为人与学问的高度看到门风优美的传统。而何亮亮身上弥漫的就是这种文化精英门第中的传承与培植。何先生的父亲何为是浙江舟山人，幼年即移居上海，曾经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的名作《第二次考试》在1978年全国高考的语文试卷中被作为题目。在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柯灵主编《万象》时，何为就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同代的袁鹰、董鼎山、董乐山、冯亦代等均是当时倾向进步的青年文人。父亲喜爱文学和艺术，富于生活情趣。何亮亮显然在这方面都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何为给自己的三个孩子分别取了几个大有深意的名字。他给在天亮时出生的儿子取名亮亮，两年后出生的弟弟则跟着取名堂堂，父母寄望他们亮亮堂堂地做人。四年后出生的妹妹叫卿卿。他的命运使自己的儿子发生了变化。何亮亮在八岁的时候，随父亲从上海南迁福州。从1949年开始，上海向全国各地输送了上百万专业人才，何为就是其中之一。何为在福建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文学编辑，同时从事散文创作，并在1965年成为专业作家。
何亮亮的母亲徐光琳祖籍广东中山，其父是中山的大地主，在清末变卖了地产移居上海做寓公。她在18岁时，参加中共，曾经担任上海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后于抗战时脱党，“文革”时期几经审查，终被证明没有变节。何亮亮认为母亲的正义感和为人的大度对自己影响甚大。母亲知书达礼，从不强迫孩子。但在一件事上，却从不放松，她要求何亮亮背诵古诗文和练习书法，这在革命化的年代，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严重缺陷，何亮亮自觉至今仍然受用。母亲受过俄罗斯声乐专家的正规教育，曾经是上海合唱团的成员。童年时，母亲在家中用西洋美声唱法练习各种艺术歌曲和歌剧中的咏叹调，这种氛围是何亮亮酷爱古典音乐的重要原因。
在少年时期，何亮亮就开始面临时代的鼓励与诱惑。“文革”中，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他与读初一的弟弟一起参加了造反派红卫兵。“文革”初期，1966年秋天他就与弟弟一起登上了大串联的火车，到达上海，童年的回忆和作为“文革”策源地的上海，都在发出召唤。上海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争夺激烈，革命的激情与青春的骚动相互激发。上海人对外地的红卫兵充满敬畏。15岁的革命者何亮亮带着13岁的弟弟，作为支持上海造反派的外地红卫兵纠察队参加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和占领《解放日报》大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外地红卫兵都作鸟兽散。何亮亮的祖父是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生活养尊处优，为人胆小怕事，“文革”中被抄家，失去了大部分财产。两个从外地来的红卫兵孙子穿着军装，使老人乍一见还有些害怕。不过两个孙子并没有和祖父划清界限的意思，反而在祖父的带领下，重温了上海点心和宁波烹饪的美味，成为大革命时代中的温馨插曲。
第七章：门风优美……（2）
何亮亮在香港长大的女儿就读于中文大学，有一次她的课程项目是采访自己的父亲。何亮亮对女儿回顾了自己的家庭和成长过程，在谈到“文革”的时候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抄家，没有打过人，没有参加过武斗，因为我不喜欢野蛮的举动。不过我偷过很多书，偷过学校和机关图书馆的书，不偷书，就没有书看，那些书也难逃被毁弃的命运。”
1967年夏，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看两派叫骂、文斗，觉得好玩，但只是旁观
的感受。他给女儿讲述他很难理解这段历史的心情时说：“当时就是快乐，不用上学，四处游走。” 一个人的成长只会是两种结果的制造者，一是家庭的影响，再就是时代的影响。时代风暴过后，你会发现自己不过是时代的残骸。
但每个人总是在时代的变化中寻找到开始以及结束。父亲青年时代曾经在上海《文汇报》工作，采访过1945年侵华日军的投降仪式和其他一些事件，这刺激了何亮亮对历史和新闻的兴趣。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用彩色铅笔编了一份《小小日报》，其中既有国内外大事的简记，也有家庭的动态。退休后住在上海的父母有一次整理旧物，居然还发现了几份《小小日报》，堪称家中文物。在“文革”期间，何亮亮经历了一个中国新闻最自由的时代。1967年他独自创办了一个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红卫兵通讯社”，用油印的方式印刷《红卫兵通讯》，搜集和发布各种有关“文革”的消息，再邮寄给订户，一切都是免费的，为时大约两三个月，这是那个荒诞年代的趣事之一。
1966年至1968年，在他的记忆里的形态是：这是个火红的年代，是对文化的革命。在国际上，从巴黎到法兰克福，从东京到洛杉矶，到处都是反战和反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何亮亮认为，塔里克·阿里和苏珊·沃特金斯合著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是对那个年代最好的描述和分析，该书缺了有关中国的部分，是一大缺憾，红卫兵运动正是在1968年走向衰亡的。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是一种幸运。少年的激情消解后，他开始在冷静中寻找自己。福州不是“文革“的中心，他的家在那时幸存下来，没有受过冲击。坚强的母亲在图书馆工作，她负责整理古旧书，何亮亮有空就在那里看书，读了很多同代人无法接触的旧书刊，使他对官方以外的中国近代史有了一点自己的认识。那些与当时时代气质不一样的文字，成为他成长经历中新的部分。
这使他坚信文字是一种可靠的记录，文字可以让人寻找到真实的依据。快乐其实永远都是不同人的体验。1969年春，算是中学毕业了，其实只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