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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前总理霍克、巴基斯坦前总统雷加理、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和大会秘书长、前东盟协会秘书长辛格。而需要翻译说话速度较慢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只好割爱。
这个名单单方面敲定后，他们还不能确认这批人能否到来参加。到了27日上午，答应参加的只有辛格、雷加理和比斯塔，拉莫斯和霍克都原则同意，但要在当天下午电视峰会开始前半小时才能最后确认。但麻烦并不在此，等到这两位老兄答应并赶到现场时，现场的灯光和通讯系统出了问题，必须等待。
作为主持人的阮次山首次遇到这种问题。这些在场的首脑人物，一向都是别人等待他们，很少会自己枯坐在台上等待，尤其是性格急躁的霍克，更不会甘于苦等。最糟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要等多久。阮次山必须“收拾”这个局面，并且让他们能够等下去，并保证这次直播的安全播出。
为了“安抚”这些贵宾能够忍耐，“我只好不断地和拉莫斯及霍克聊他们喜爱的高尔夫球，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并且眼观四方地随时督促工作人员加快解决问题，但又不能露出紧张状，以免贵宾们心情烦躁。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在场贵宾竟枯坐了35分钟。霍克几度想站起来离场，其余贵宾势必会‘鸟兽散’，因此逼得我不得不使出绝招与鄙招，我告诉霍克，这次峰会卫星现场转播使用的是澳大利亚的卫星，他若有所造次，可能会出丑。他只好一面嘀咕，一面又坐在原位。
“好不容易听到转播室传来一声‘可以了’时，我的心脏才重又启动逻辑，这时已到下午5时10分，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可用，只好急急地介绍五位贵宾，立即展开峰会。
“据我主持会议的经验，开场后每位贵宾发言时的这段时间最沉闷。因为此时各说各话，尚无法进入交战状态。我主持辩论会一向喜欢逗与会者交战、辩论，以期会场气氛热烈……但我刚把交战气氛烧热，讨论会已过45分钟，会场工作人士，尤其是贵宾们的秘书、随从已不断示意我结束峰会。我结束这次峰会时，在场五位贵宾起立鼓掌，我不知道他们是对于这次讨论会议终于结束而鼓掌，还是为我的表现鼓掌，但我只感到，我大概是惟一让五位国际政要一起枯坐等待了40分钟的主持人吧？”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7）
这次峰会，阮次山试图与这些前首脑谈论的话题是“亚洲前途何处去”。在这样一个巨大而又宽泛的话题下，这些前领袖们因大都不在台上，故讲话相当直接坦诚。同时由于他们都曾经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曾接触到国家机密，所历经的决策过程非常人能比。他们所讲的一些信息以及想法的由来，大多基于他们任内思考的结果。他们的见解对于未来亚洲的方向仍具有重大的影响。
45分钟的峰会上，阮次山至少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的要点，并成为西方通讯社以及国外媒体引述的依据。参加会议的雷加理坚定地澄清了“中国保持协助巴基斯坦研发飞弹科技以及核武科技”的传言。而直截了当的霍克则告诉他：“美国有意让澳大利亚分担其在亚洲地区的防务，并签署过具有上述构思的军事协议，对于这种军事合作，我认为是一种极愚蠢又危险的概念。”
但在亚洲何处去这个问题上，这几位领袖几乎有一致的主流思维：亚洲是个具有自己独特情况的地区，不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方面去主导、去指使。这也是霍克、拉莫斯等地区领袖出席“亚洲论坛”的主因。
阮次山对这次峰会相当满意。他找到了自己的立场与位置，甚至赢得了这些国家政要的关注。拉莫斯离开会场时，这位雪茄烟不离手的前总统邀请他有机会到菲律宾，共打一场高尔夫球。巴基斯坦的雷加理也把阮先生拉到一边，叮嘱把专访录像带寄给他。
阮先生利用本身的力量得到了他想拿到的东西。那些重要人物的理论正在通过他的访谈表现出来。这是真实的评论。
这次博鳌之行，阮先生认识了独特的凤凰卫视风格与力量。他在那里认识了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赵群力，这位酷爱航空飞行的传奇人物，自驾小型飞机拍摄的博鳌优美的画面与他们的访谈，共同构成了这次完美的媒体行为。采访结束回程的飞机上，阮次山对陈鲁豫说：“我觉得赵群力真是个有赤子之心的人。”比他早几年进入凤凰卫视的陈鲁豫告诉他说：“其实凤凰卫视还有很多赤子之心的人。”
一年后，赵群力先生在浙江航拍时失事。阮次山闻后大放悲声，在《新闻今日谈》节目中，他打破常例，将这件事进行了一次解读与怀念。
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一句话，就是“赤子之心”。
每天看20多份报刊，评论时，均要得到事件发生地“线人”的证实
◎ 坦承做评论员不容易，评论员必须专精
◎ 亲历式评论成为他的主流风格
◎ 以台湾人的出身批评台湾毫不手软，身为美国公民却万分爱祖国
阮次山的消息来源令人感到他的“情报”准确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力。
阮先生在做专栏作家时，从不认为自己是“万金油”。他不是全知全能者，但一定要从自己熟悉的角度去谈论这件事，即便如此，他也得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这是他进入评论的方式。
阮次山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坦承“做评论不容易。评论员必须专精，尤其是国际课题，范围很广泛，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法等等，不容易评论”。阮次山觉得较其他人幸运的是曾在两岸三地、西方寓居，使他在评论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广泛的人脉。这种亲历式的评论成为他的主流风格。
“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在台湾度过，所以，对于台湾问题我是亲历了它的每个层面。台湾社会深层的一面，不是一般人看报纸就能够了解的，很多评论员分析台湾课题时，单凭媒体报道反映的‘现实’及客观环境是不准的。其实就台湾问题来说，我们看到的台湾永远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真实的台湾生活，再一个就是媒体所制造的台湾。我身历其中，并且深谙他们所想要什么。起码我可以区分这个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与为什么。”
当然，阮次山漫游四海累积的履历与经验，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搭通了“天地线”。任何风吹草动，只需一个电话，他便可以从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朋友中，得到言之有据的信息，所以写起评论来，他可以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甚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8）
“遍布眼线”不过是他的另外一种说法。阮次山擅长的做法仍然是利用采访得到的消息与观点来印证自己的立场以及说法。客观仍然是他的标准，尽管他说的仍然是“偏见”。
阮次山很快历经了由平面媒体向电视媒体的转型。这种转型使他发现了评论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当他面临更巨量的收视群体，这种鼓舞与压力使他显得更加小心待之。他认为观众喜欢自己，是因为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偏见”。
他打造“偏见”的手法有别于他人。他的评论的来源有点像采访记者，这种多年的新闻专业训练即使在他作为一个评论员的时候，仍然坚持消息来源的准确性。他在对媒体谈到为什么会很少对非洲问题发表意见时，理由十分简单：“我惟一缺憾的是在非洲没有‘线’，所以了解得较少，写评论也较谨慎。”
阮次山的秘密武器似乎来自于“广阔的人际关系”。
当然，阮次山认为，一个理想的评论者，“最好评论什么课题，就是某方面的专家。当然，这对媒体来说，有点苛求，这种规格和标准，不容易做到，你看，很多人评论中国课题时，都是望文生义，不够深入，很外行。”
阮次山因此希望自己独特的做法，会使真正的评论精神得以实现。当然，他希望能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理性和建设性的评论。
从2001年开始，阮次山除以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评论员的身份在屏幕上讲评时事外，仍继续专栏写作。在内心深处，他仍然对做一个专栏作家心怀梦想。“写专栏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学者，可以就某一个事件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读者拿着一份报纸，可以反复阅读，影响更为深远。”他至今仍保持着每周两篇专栏的稿量。
同其他评论员一样，他每天都花七个小时看资料、看书和报纸，早上9点上班，与自己的主持人每天碰面讨论一次，中午12点便上现场节目。如果不是突发事件，通常在前一天下午，他便开始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则查阅是否有新的资料和进展，碰上特别事件，他就必须马上转换话题。早期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吕宁思与郑浩先生，现在则是美女主持谢亚芳。这种色彩上的搭配，使他的节目有了新的感觉，显得有了生气。
这个节目的不同是，当曹景行在下午开始准备的时候，阮先生则开始在《时事开讲》节目结束后，关注新的题目与事件。有时候，他甚至觉得《时事开讲》中讲过的题材，自己又有话想说，他仍会重复去讲。因为许多大事连续发生的时候，你必须得有自己的声音。
评论员很像是资讯的搅拌器，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个资讯的不同理解度。阮先生觉得自己提供的是阮氏思考的模式。
当然，他在评论中，对于两岸间事务的批评占据多数。尤其是对于台独问题，他以亲历的经验向台独“开火”。他的手法之严厉甚至准确，让台湾当局相当重视他的评论。因为这些批评由一个曾是台湾人的美国人之口讲出的第三方立场，更具客观性。阮先生并不因此对于大陆事务就置之不理。时常可以在节目中，听到他关于大陆问题的一些批评，当然，这些批评总让人觉得有点提建议与建设性的成分。他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国内官员和企业思路与国际法规及惯例违背的问题上。他觉得一个想在世界上说话有分量的国家，必须与国际接轨，就如踢球，自己越位却不自知，球已出界还照踢不误，就会让对方不知所措，就会无意中伤害对方，无论内政外交莫不如是。
观众来信认为，他的许多话题听多了，你会听到一个模式，一个思路，甚至一个方向。
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优势。
如同网上时常有观众挑剔他太过于“爱国”，对许多问题时常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阮先生大方地表示，这个观众很有眼力，因为他自己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一个十分热爱祖国的人。作为一个加入了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思想无法脱离自己的祖国。
第八章：我是阮次山（9）
先有祖国，才有立场。
这是每个人存在的依据。
一家媒体甚至为他打出了这样的评语：较简单的口头表述（也好，他口齿不太流利），潇洒自如的观点伸展，深厚的专业方面知识，优秀的综合归纳能力，简单明显的论点和结论
，勇敢和大气的观点与动议，时时免不了的偏向中国大陆或一统中国而又较具备第三方价值观文化背景的心结。
这些就是阮氏价值。
第九章：性感的糟老头子（1）
在香港《信报》开设长达10年的两岸关系专栏
◎ 杨锦麟的专栏成为备受两岸关注的意见
◎ 书生言责气度与五套唐装阴差阳错地成就了杨锦麟的独特风格
凤凰卫视2003年间的改版，改变了许多栏目的命运，也改变了新闻人杨锦麟的命运。他在凤凰卫视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中，实现了自己从平面媒体到电子媒体的转型，成功地寻找到了自己人生新的定位，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形式。这位年过半百的新闻人在凤凰卫视里的“摸石头过河”，乃至“掠水而过”的尝试和实践，也使一向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整日板着严肃面孔的时事评论员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情感表达的外衣。
2003年开始的这个节目似乎就是完全为杨锦麟量身订造的。自称在“媒体本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与热情”的老板刘长乐，显然从《时事开讲》的成功中，受到了鼓舞。这位沿用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改变了电视格局的老板，的确有许多独出心裁的想象力。他总是会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普通一面，化成令人惊叹的媒体行为，并创造出至少在中国电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