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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老头儿们已习惯了自若地“作秀”，比如参加公司组织的公关活动，要面对大量的记者提问。而在每次新闻发布会及自己的节目推介会上，他们已能非常熟练地操着各种熟练的公关语言与新闻记者打交道并期望自己的节目得到更多的媒体推介与争议。
对于评论员的包装在凤凰卫视显得相当独特，他们的形象似乎被推向了学者的一面，并被不断地扩大。公关方面帮助他们联系的是在大学的授课以及在东南亚一带的演讲。
这是他们擅长的工作。
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人因此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等几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以这样的身份在大学生中推广自己的形象，他们在大学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受到的欢迎出乎意料。这种间接的推广正使他们成为时事方面的专家学者。而每次活动结束后，客座教授们已会用非常亲民的形式向大家派发自己的明信片，在拥挤的人群中签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正在凤凰庞大有力的明星制造机制中，成就着自己的声名和更多的故事，并因此而吸引到更多的人观看这个晚间的非黄金时段节目。
时事阶层：中国人为什么会关心时事
◎ 清华、复旦等10多所院校，以及东南亚数国请评论员们演讲，盛况空前。曹、阮、何、杨受到学生追捧，数所高校聘他们为客座教授
从来没有像中国人这样关心新闻的了。
在美国待了至少半辈子的阮次山先生，看到中国人对于时事新闻的关心，感到很吃惊。即使在美国，“9·11”之前，关注新闻与世界局势的阶层，也只限在一些政客与部分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更多的民众关注的只是超级杯的橄榄球大赛与NBA的战斗，甚至连足球也不在他们眼里。他们每个人的眼光只有几百公里，大部分美国人终生没有出过国，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里。与此相对的是许多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据调查，国际新闻成为中国人关注度很高的一项资讯。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3）
无数的中国人似乎都是胸怀世界，对国际局势的了解，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阮次山是在《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中感受到这种特殊的热爱的。在凤凰仅一年左右，他的名字已在国内的媒体上得到多次出现，雪片般的信件与数不清的电邮让他有种错觉。他个人的声名达到相当的程度，至少在媒体业界里，他著名的结结巴巴的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甚至对他如明星般地拥戴。写信的人不过是一些平常的大学生或者一些平民百姓
，甚至在北京街头开车的的士司机，他们讨论他说过的话题，或者谈论解放台湾的一些个人设想，甚至谈及在国际局势中的中国地位问题。话题专业而且精到，有的相当有水准。
更多的政要、商界总裁们，则努力表达对他的赞赏。阮先生认为，在中国至少有一个庞大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关心时事的阶层，这个阶层至少包括了政商两界的闻人，他们是当下中国的中坚阶层。
凤凰卫视以播报气象预报闻名的陈玉佳，有位在大陆的台商朋友，在与佳佳聊天时告诉她：“一位先期在大陆发展的台商，告诉我如何尽快进入中国的方式是，你要想融入一个阶层，必须先懂得这个阶层关心什么，这个阶层是什么。”那位仁兄传授给他的识别方式简单有效，是否关注《时事开讲》，是一个特征。
大陆相当层面的政商两界的人士都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真实动向。那位台商发现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人关注这个节目。这些人大多数掌握着权力、金钱、知识三个层面的资源。他与这些层面的朋友接近的一个方式大多数的时候是谈论当下的时事政治或者一些海外信息。他说的饭桌心得很有趣，大多数的商人或者官员，喜欢在饭桌上交谈时下的段子或者一些国家大事方面的消息。段子似乎很快过时了，这时候能否在饭桌上披露出独家信息或者某些事件的独特见解，就成为一个人身份的重要象征。而他的相当数量的信息和见解，来自于《时事开讲》。
曹先生觉得这个信息很有趣。早在这个节目设计之初，他们就在寻找着节目的定位与自己的收视人群。他认为，任何节目都有一个供求关系。只有市场有需要，这个节目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起初许多人说半夜11点多爬起来观看这个节目，他觉得有些不可信，谁会是这个时间段的观众？好几次休假的时候，他有意识地等待这个时间观看，但还是看了一半就睡着了。
这使他对这个时间段的观众产生了兴趣。他觉得只有把需求面搞清楚了，才好去做一个节目。当他发现这个独特的时事阶层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他的一个坐标，他会下意识地去研究他们喜欢什么，以及不喜欢什么。他个人的心得是这部分人不喜欢你在严肃的节目中讲笑话和流行层面的东西。他们大多有许多的资讯来源，只有提供最独特的资讯和观点才会吸引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曾一起讨论过如何为这个阶层的观众定制一些独特的产品。曹先生对这个阶层的观众曾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为什么会喜欢时事新闻？
他得到的答案千奇百怪。集中的回答只有一点：人们普遍有较重的资讯饥渴症。过去许多年，中国的现实境况使大多数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一种较强烈的陌生感。“文革”十年造成的一个资讯断层，虽然在20多年后有所改变，但完整的消息来源仍然有限。能够得到更多的消息来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决定某种生意的成败。国人普遍的忧国忧民心态依然存在，而且中国融入世界的机会越多，功利色彩的忧虑也就更多，这就需要更多的资讯来支持。
凤凰卫视的出现部分地满足了这个“断层”，《时事开讲》则成为这个阶层的重要选择。评论员因此而感受到作为一个评论员的幸福。当然，有时候还有种道德的满足，大学生们正在认定他们的学者身份与传道者的象征，这个象征至少在早期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阶段就开始了。其后，像是一个定式，一旦有大事发生，大学生们就自发地去附近的宾馆包房观看凤凰卫视的直播和评论员们的评论。而这些在“9·11”事件爆发后，更成为一个高峰。据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讲，据他所知，至少有400多人到附近的宾馆包房收看过凤凰卫视。评论员们的评论也会毁誉参半地在大学生中间流传。学生们可以模仿董嘉耀特殊的语调，也会操着阮次山先生的腔调来调侃周围的某些事件。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4）
《时事开讲》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造就了评论员们的神秘。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喜欢评论员们的评论。2001年间，清华大学决定邀请评论员们来学校演讲。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对于《时事开讲》来说，更像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公关活动。从这次事务由主管公关事务的王多多小姐出面，就可以看出这次事件的本质。董嘉耀与曹先生商量，将这次活动现场录制成节目，在《时事开讲》中播放。评论员们也希望与学生们面对面地交流，并真正地接近他们，以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
2001年5月27日，他们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吸引了近千名清华大学的师生。大学生们以各种各样的话题向曹先生、阮先生、董嘉耀提问。中美问题以及更现实的台湾问题仍是事实上的热点。曹先生惊讶于学生们的尖锐以及关注问题的广博。这次演讲被凤凰卫视方面做成了一次《时事开讲》节目的“路演”。
之前一天，他们在北京广播学院已先期举办了一场演讲，与那场显得较为专业化的现场《时事开讲》节目相同的是，他们把这当成了《时事开讲》500期的一个纪念活动。这次对话更像是一次发布会。曹先生在被问到关于对资讯的理解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是一个得了资讯饥渴症的人。有人对阮次山的长相和名字像日本人产生疑问，阮次山幽默地解释说：“我的名字取自古代诗人元好问的号，我比元好问多一个‘耳朵’，至于长相，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像日本人了。”当有同学问道：“如果凤凰卫视面对的不是中国的观众，你们还会那样爱国吗？”阮次山则坚决地称：“哪怕面对的是美国观众，我依然爱国！”
董嘉耀则保持了他的冷静，作为这个节目事实上的制作者，他把这次对话制作成了一个现场版的《时事开讲》特别节目。“这种形式的好处，就是台下观众可以在听完评论员的讲述后，马上站出来或通过递字条的方式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对于一切尖锐的问题，我们都不回避！”这个形式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至少这个节目成为他们开展大学之旅的一个开端。
很快，许多大学邀请评论员们进行演讲。阮次山承认，通过这些在大学的演讲，他发现了中国大学生与外国大学生的不同之处。中国大学生似乎都充满激情，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又能以务实的心态去脚踏实地。当然，让他吃惊的却是这个关注时事新闻阶层的性别。
2002年3月间，他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在人大逸夫会议中心进行中美关系的主题演讲，到会的学生近三分之二是女生，向阮先生提问的也几乎都是女生。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似乎更关心国家政治和国际形势。至少阮次山对这次参加讲座的学生有这种印象，女生为什么会如此关心“政治”？人大商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2001级硕士生韩晓文告诉阮先生：“大部分同学都对中美关系感兴趣，我每周都要从报纸上了解国际新闻。学生最终要融入社会，应对国际动态、国家前途有一个清晰的概念。”而一位社会学家认为，现在的女生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关注自我与社会的联系。
大学生们对于资讯的渴求至少鼓舞了评论员们。学生们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评论使他们本人更像是某个方面的学者。其后，他们在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开讲，受到了明星般的欢迎。曹景行、何亮亮被这两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阮次山先生则被上海一所高校聘为教授。学生们甚至在对话中，从国际局势、国内动向，询问到他们的隐私、薪酬，甚至这个节目的运作都成为一个话题。
当然，曹先生在这些不同的大学演讲后，得出了一个对他的听众们的基本印象。在回答上海媒体的提问时，他比较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学生称：“上海的大学生提问比较含蓄，北京的大学生更具挑战性。”他承认，“清华学生的提问极有针对性和挑战性，语气往往不饶人；上海学生相对安静，静静地聆听，相比来说，则含蓄多了。”据统计，目前他们已去过北京师大、成都师大等20多所大学，而越来越多的大学邀请仍在排队等候。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5）
他们的观众还在增加。围绕着这个节目产生的一个阶层正在扩展到海外。凤凰卫视试图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目标，至少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观众群中找到部分依据。评论员们从收到的来信中，发现了他们。他们大多集中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泛亚太地区华人群体中。这部分人正在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国内以及华人群体中时事的一个消息管道。他们甚至也会收到来自韩国或者更远些地域的来信。
2002年，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潮州八邑会馆联办，请评论员们现场“开讲”。
《联合早报》的消息称，主持人事务经理沈蓓蓓说这个节目将在其后的《时事开讲》和另一个介绍东南亚见闻的节目《凤凰东南飞》中播出。
非常多的人进入现场观看了这个节目，当然他们都是在交了30元新币门票后进入现场的。董嘉耀曾担心观众会否坐满。事实上，最后他发现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曹景行与阮次山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时事开讲》正在东南亚成为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因为在会场里提问的人群中，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全部都是华人。
这部分人关注这个节目的动机大部分是因为对于中国的关注。2003年间，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召开，曹景行、何亮亮、董嘉耀三人到现场报道评论。著名的《南洋商报》联合拉曼大学在吉隆坡、新山、槟城等三地举办现场《时事开讲》演讲。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