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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先的披露到最后的定型，曹景行与董嘉耀一直都给予空前的关注。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天是周末，曹景行在家收看“七一讲话”直播。曹先生敏锐地感到这是中共执政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他马上打电话给值班主播董嘉耀，建议在当晚的《时事直通车》中，把有关“新的社会阶层，都是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应当吸收入党”的内容，作为当晚的报道要点突出出来。事实上，这样的解读对于曹景行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字里行间寻找到当局的最新的政策，不过是他的一种能力而已。此后，他在周一的《时事开讲》中，专门就此进行了解读。
事件仍在以超出他想象力的速度发展，关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新思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的反响。持续的讨论，以及国内不同人的看法正在成为新的热点。海外媒体对于国内的这种讨论的解读，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偏见、流言正在混淆媒体的公器身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各通讯社持续的讨论，似乎不断地在为此事加温。
老板刘长乐在观看了他们的几次讨论后，认为篇幅太小，不便于展开，提醒他们可以做一期特别节目，专门就此事进行一次集中的讨论。刘长乐敏锐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希图传达海外不同的看法，至少给自己的有效收视阶层以有益的提示。
曹景行与董嘉耀商量了这个长达两小时的特别节目的形式。他们设置了四节，每节就一个话题放一段江泽民演讲的电视画面。在嘉宾的选择上，他们邀请了《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建华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朱文晖博士。曹景行则是这次特别节目的主导者，主持人自然是董嘉耀。他们确立的主题似乎中性但却深有寓意：“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2）
曹先生称江泽民讲话选择的时机相当重要。他的解释是，江泽民在此前一年提出“三个代表”之后，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全面阐述“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体现在什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上，如何体现“三个代表”等问题，这一次就全部讲清楚了。这有点像1979年的“三中全会”，时机选择得很合适。
曹景行说：“这个时机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2002年要开十六大，如果现在
再不做一个明确的阐述的话，十六大就会错过。假若十六大的机会错过，那么一个党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更新的机会就失去了，如果这个不解决，可能要等到十七大的时候，又是五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北戴河会议’刚开完，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高层的统一，接着就应该有一个‘中央全会’，然后是明年的十六大，甚至可以再预料到下面的人大，人大会涉及到《宪法》的问题，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时机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中共正好是80周年的一个回顾，这个背景很好，这个时机点很重要。” 事实上，曹先生所认为的“三个代表”入党章、入宪，今天已经变为现实。
陆建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以后，到现在八九年的时间，现实的变化和理论的需要对中共构成了双重压力。来自现实的压力，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革进程，在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停顿过，变革引发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单纯依靠过去的理论没有办法描述它，也没有办法去说服解释它，更没有办法从理论的角度来指导一些具体的改进的东西。”
邱立本说：“旧理论没有办法来描绘新的事实，就像过去讲，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但是这样的提法能解释中国现在的现实吗？不可能。所以必须要换一种新的。江泽民讲话中的理论含金量值得重视，它等于是说要承认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整个社会往市场经济靠拢，私有企业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这个现实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整个中共理论怎么样来配合现实？怎么样来解释新的现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有破，又要有立。”
评论员们相信这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相当于“中共第三次思想解放”。朱文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大的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是另外一次，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这次比过去两次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非常强调经济方面，就是生产力方面。这一次在“三个代表”中的“两个代表”实际上不光是生产力方面的，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新的历史形势和国际环境下，中共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发展，现在许多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所以这个理论的意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
尖锐的邱立本提出，这些年以来中共本身基本上是回归到爱国主义。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到申奥，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强的民气，但这一切全部依靠的是爱国主义。怎么样面对新的世纪？尤其是中国现在要面对全球化，必须重新面对新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 “三个代表”理论基本上是中共重新焕发作为执政党主观能动性，来凝聚全国最优秀的头脑，能够掌握最有爆发力的创意，使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
交锋的热点问题是：“资本家入党会改变党的性质吗？”深谙内地对此理论看法的陆建华提示，关于资本家入党在大陆有许多争论，而且有些人还是以写意见书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看法，理论界也有争论，就连普通公众也有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怎么样看待社会中拥有财富、拥有资本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不是必定和共产党的宗旨或我们国家的建设方向相矛盾冲突。陆建华认为对这段话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可能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要有钱的人，只要有资本的，就涉及到资源的原罪问题，再就是他们的利益肯定与公众利益相冲突。陆批语说：“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观点和理论前提究竟是过去的教条，还是脑子里经验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3）
曹景行说：“海外有一些人将此问题过于简单化，把这个问题叫老板入党，中国变成老板党，或者是镰刀、斧头要换成金钱。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实际上和大陆反对派的想法也很接近，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化，就是老板入党。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讲话当中，除了谈到这些私人企业家，还谈到其他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当中起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很大的，所以这是社会在新的变化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给予一个新的解答。”
朱文晖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做的“不是去强化或者激化利益摩擦的部分，而是寻找共同点，用一个共同的利益去凝聚社会的建设力量，即便你要去协调，或者去磨合各个群体的摩擦和冲突，也必须找到共同的利益才能做”。
邱立本认为这需要寻找一个全国的共识，来超越不同阶层的共识。 但朱文晖则提醒说：“从我的理论来看，这一次对民营企业家的入党问题，包括其他人士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来说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就是怎么样把这批最有活力的企业和这批人纳入到执政党的框架里面来，因为这个问题比较迫切。如果你不吸纳进来，他们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可能和你的未来出现不合拍的现象。第二个就是对这批企业家来讲，他现在有了钱了，要往下发展，他自己也有顾虑，一个是他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如果他自己搞一个和共产党对立的意识形态的话，又可能会出问题，因为他们的财富慢慢靠这个领域集中，怎么样把这一批财富引导到为整个国家全面国力提升的这个轨道上去，我想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陆建华说：“国内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讲，现在已经富裕的人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很多文章暗含的前提就是这些人不该有，要是有了肯定和共产党是对立的。去年就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在去年的5月1日前后，按照大陆的传统要表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很多地方报上来的候选名单里面有私营企业主，这件事在大陆内部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到底私营企业主能不能当劳动模范？其实这个争论暗含的就是他们的政治要求到底应该容纳在哪里，或者怎么去容纳他们。”
在提及到“三个代表”如何与现实结合时，评论员们的意见则集中在要改善人民的根本利益。朱文晖提出在未来还有一个东西是要尝试的，就是党内的组织结构，特别是党内的民主怎么体现。他说：“把民营的资本放进来之后，把一些中产阶级白领放进来之后，未来党内怎么样容纳这些人的声音，怎么样形成一个更民主的架构，这些都是未来要尝试的。”
最后的话题集中在“中共如何成为新世纪成熟、现代化的执政党”的问题上，曹景行说：“中共要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的执政党的话，我想通过前20多年发展过程中的教训来看，中共应当实现党内的民主监督，使自己受到制约。这是个较为重要的问题。”
曹景行分析了中共近年来开始自身变革的原因，在于“国际形势使然，苏联以及东欧共产党的失败，至少提供了许多相应的教训，作为执政党自然会考虑如何适应与发展的问题”。
在节目最后，邱立本说，我相信整个中国目前的改革如果往法制这方面来切入，是绝对需要的，尤其是全球化，外企抱怨在中国官司难打赢，就是司法的保护主义，使你的司法没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公权力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节目于2001年8月26日连续两天播出后，在海外引发相当的反响。法国国际电台则专题采访了他们，转述了评论员们的观点。内地对这个节目的反响更出乎他们的意料。有关方面看了这个节目后认为：你们的意见很有分量。而更多的是雪片般的来信。这个单纯的谈话节目，在观众要求下，又在半个月后安排重播了一次。
《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评介此事是“对于谣言与这次‘三个代表’理论学习的一次非官方解释，但他们的说法很有趣。来自北京的陆先生在信中谈到应当怎样对待‘三个代表’理论的看法时说，没有必要激化这种争论，否则不利于整个社会思想健康和多元并存的格局的再现。而不同的公众人群对某种思想表述有不同的理解，应当说是社会健康的一种表现”。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4）
曹锦清做客“开讲”：提出“三农”问题其实是中西部的农民问题
◎ 秦晖教授重新解读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定律”问题批示后的“费改税”症结
《时事开讲》似乎对一位叫曹锦清的学者情有独钟。这位曾以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名世的教授，对中国乡村社会尖锐的观察和思考有着深刻的洞察。他以独立的田野调查的方式
披露当下农村生活的状态，对基层官员和农民社会心理的真实展示，让读者面对一个为主流话语所忽视的活生生的中国乡村现实图景，在学界激起重浪。
曹景行最初关注这位喜欢“蹲在田野里，与农民聊天中发现问题，从炕头上而不是从新闻中接近农民的教授”，却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那时候曹锦清的农村调查已在上海学界引发争议。传统的学术界对他的这种深入农村的做法并不以为然。尽管他说的可能是真实的农村生活与农民真正的问题。
第一次专访是在1999年；曹景行仍在主持《财经论坛》，他就“三农”问题找到了曹锦清。当时《黄河边的中国》还没有出版，曹锦清刚从河南黄河边上的一个农村回来。在20多分钟时间里他谈了农民问题如何与专家的研究接轨的问题，谈了中原文化中农民如何在体制中生存的问题，农民个人的收入以及许多问题的由来。
2000年底，《黄河边的中国》面市，曹景行在赴上海采访市长徐匡迪时，买了一本带回香港。之后在《时事开讲》里，曹景行在讲到中国的“三农”问题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