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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持不同的对美国态度的网民们的论争甚至扩及到了媒体。美国的《华盛顿时报》首先发现了这个怪异的现象。在“9·11”之后的第七天，这家报纸刊载了关于中国网民对于美国人的幸灾乐祸的心态以及所谓网络上的反美与亲美方的斗争。接着大量的美国人开始由此失去理性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受到袭击的美国人希望全世界都给予他们想要的同情。这样的结果是后来爆发了著名的黑客大战。网络上的民族立场演变成最多的意见的表达。有人甚至写了一篇文章，讲“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呼吁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签名。
网络延烧着一种不良的情绪。一位北大教授投诉在网上写几篇关于网民奇怪的幸灾乐祸心态的文章，往往都会遭到大规模的批判并被骂得狗血喷头。阮次山与吕宁思在随后的《新闻今日谈》中，论及了此事，同时表达了对这些网民的担忧并论及国民心态的问题。
第十三章：向左走 向右走（8）
曹景行在随后的节目中，也谈及了类似的网民行动。但他坚持不为自己的说法道歉或者表示任何妥协。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至少是事实的一部分。他在随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继续发表他对于美国人的看法，认为“美国绝对不会因为这次袭击就改变自己对于中国的态度。也不会因为你对它表示同情甚至支持它，它就放弃对你的立场。这次‘9·11’事件，中国网络上的亲美派与反美派都很激动，但美国人根本就不理你。它只把你当成一个市场，而不是一个有实力的国家……”
曹先生仍然在随后主持的评论中，坚持自己的分析方法以及认识的角度。事过一年后，曹先生反而更加坚持自己的看法了。他认为一切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这个观点就显得更加清晰了。事实上，即使在美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已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美国正在成为世界的敌人而不是世界警察”的由来。
评论员们仍在接受复杂的观众心态的考量。何亮亮随后的一些言论也受到“批评”。一位署名于是的先生写信质询：“我对这次美国劫难，感到非常难过，虽然我没有亲属在美国。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在做评论时说，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批外国记者正在美国考察，看到撞机，队里有人拍手鼓掌，结果给驱逐出境。何亮亮说，这是美国人歇斯底里。听到这里我非常气愤，请问中国受到打击，你还会这样说吗？这次灾难死亡几千人，美国的任何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先生这样说话，说明他是一个没有爱心的人。”
其实何先生在那天的《时事开讲》中希图解释的是，即使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下，更要警惕美国在任何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心态下做出的一些更加过激的举动”。
“9·11”事件的直播，对于危机到来时的评论员们的认识是一次完整的打造。除了公正、客观，除了国家利益、个人见识，你还得具有必要的同情甚至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重新认识。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当你的收视群体发生变化的时候，你的评论的立场是否也正在发生变化？
其后，他们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关注。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讲解了近140条关于“9·11”后的美国与世界的话题。随后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的每次状况，都在他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但正如资深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所说：“不要指望这些常态的评论仍会在一年后有用。评论只属于当时，属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件事。一个月后，也许你的评论的现实性与批判性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时事开讲》仍然形成了某些基本的定式。阿富汗战争爆发后，他们借鉴撞机事件的直播，仍然以阿富汗战争第一天、第二天等作为标题，每天评述，直到战局稳定。
“9·11”事件对曹景行影响深远。至少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评论的坐标。“世界没有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曹景行在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时说：“这个世界是很不确定的，从做新闻开始，我就这样认为，但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我一直跟他们说，评论员要过几年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说过的话、下过的结论，是否还能经得起考验。这个世界的变化很可能超出你的预料之外，所以，你不要听人家讲什么你就讲什么，你也不要觉得一定要怎么样。我从来就不讲一定这个词，不说明天一定会怎么样，就是这个道理，‘9·11’只是加深了、非常加深了我的这一点感觉。所以我说‘9·11’之后世界没有变，只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改变了。”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1）
凤凰卫视明星们的百万薪酬真相
◎ 陈鲁豫被窦文涛尊称为“凤凰最懂股票的人”
◎ 评论员们承认凤凰卫视的工资是香港媒体中总体较高的
在一个外资氛围浓厚的公司谈论薪酬是一件冒险的事。人们像回避自己的隐私一样渴望了解它，但又都保持着默契的沉默。外资公司的薪金水准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秘密，相较于这个秘密的存在，凤凰卫视主持人的薪酬则一直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端于凤凰卫视2000年上市时的一个公报。
这家电视台似乎正在把自己的明星推到一个令人瞩目的境界。老板刘长乐试图创造中国的奥普拉或者大卫·莱特曼。这些名字在美国电视界的价值分别为：奥普拉令人瞠目的近10亿美元个人资产，大卫·莱特曼的2000万美元年收入。试图用巨大的充满创意的平台制造具有超强影响力的名牌主持人与主播的刘长乐，在这些主持人具备相应的名声后，开始给他们标定了新的身价。
在这份上市年报上，敏感的传媒很快猜测到了这家电视台当时最有价值的几位主持人的身价大多超过百万年薪。依据那份公开发布的招股书附录之六的几条细则，记者们测算出了吴小莉、陈鲁豫、窦文涛、许戈辉等当红明星们的配股数量仅次于公司的五名副总裁，成为身价超过百万的主持人。
6月30日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的凤凰卫视，在发行的新股中，将其中的10％由公众认购，剩下的90％配售给机构投资者和员工。凤凰卫视行政副总裁崔强确认了四人的配售额仅次于凤凰卫视五位副总裁级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份招股书上注明，凤凰卫视向包括两位公司董事、四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146名其他雇员以发行价授出总共59742000股股份，占已扩大发行股本的1。45％，位列承授人第10名的就是窦文涛，总共获得1064000股，陈鲁豫和许戈辉获得的数量与他相同，吴小莉更高达1596000股。他们只要不离开凤凰卫视，承授人可以在一年后十年内随时兑现这项权利，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的价格为发行价的几倍甚至更高，以100万股计，四人获利都将在几百万元。
吴小莉、窦文涛们正在成为某种新价值观的重现，不是吗？他们赢得了自己的声名，并且获得了与他们的声名成正比的回报。凤凰卫视的这种努力正在中国内地主持人中引起连锁反应。凤凰为主持人开创了一个身价的模式。
在美国，一个主持人有时候就是一家企业。他们用自己的品牌来为自己定价，并因此有自己的经纪人公司，以及更多的以这个品牌为业的生意。在中国，正在尝试明星制以及留住优秀的主持人的初衷则正在试水。大多数主持人就是自己的经纪人，并且尝试着与财务、人事部门繁杂的合约打交道。他们根本就不清楚自己有哪些权益，只凭着自己的年薪来决定自己的去留。但显然，这一切都从凤凰卫视给主持人的优厚待遇上开始受到冲击。
当然，这些都是媒体外围的采访。真正可以感受到这种价值并且学会使用这种价值的窦文涛们，仍然成为内地主持人们心中比对的目标。但一个公司真正的薪酬，以及那些仍没有公开可以在股市上得到价值体现的主持人的身价，仍然是公众关心的一个世俗话题与媒体卖点。
在凤凰卫视内部流传着两个故事。老板某次生日时，创意无限的员工们送给老板刘长乐一个十分另类的礼物：一台榨汁机。因为老板说要把每个人的能量榨干净。
这台榨汁机暗示凤凰卫视用人太狠。相当多的员工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段子的历练过程：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这个段子形容了员工们在这个平台上得到了几乎最大限度的使用。传说老板刘长乐笑吟吟地收下这个礼物，现场的人形容他大笑后大声回应：我觉得榨得还不够，有的主持人我看还只榨出了一点才华，还有更多的东西没有榨出来呢。
这个故事被媒体以及凤凰卫视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以及不同的地点引用成不同的意思。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则说明了，凤凰卫视至少在给你提供了巨大的平台的时候，也希望自己所付出的高额薪酬能得到有效的回报。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2）
刘长乐在接受某家杂志专访时，曾经回答过如何使这些主持人能够长久地留在凤凰卫视的问题。刘长乐胸有成竹地说：“目前从凤凰流动的人员是最少的。虽然也有人会走，但更多的人会选择留下来。我认为凤凰卫视能留住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除了高于内地的薪酬外，就是巨大的舞台。许多人曾问过我，为什么许多主持人在来到凤凰卫视前，默默无闻，但到了凤凰后，却声名巨大。我想最主要的是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可以发挥他们才气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如果主持人离开凤凰，我想不一定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可以发挥自己理想的平台吧。
”
而在业界流传的另外一个版本则是，《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曾被传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财经记者。一家媒体公布的说法是，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请她出任财经顾问时开出的价码是年薪150万元人民币。虽然这是一条并没有得到凤凰卫视认可的传闻，但足以说明凤凰卫视对于人才的重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凤凰卫视的股票中得到回报与利益。至少窦文涛就不止一次在他的节目中，抱怨股票下跌太快，他根本来不及抛出，所以他现在是“负资产人士”。他在自己的《锵锵三人行》节目里抱怨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当时似乎是一位嘉宾开玩笑说他身价很高了，窦文涛半真半假地说：“……我当时配给的股份不是传说中的100万股，我买了30多万股。配给的股份是按当天上市1。8元购买的，现在的平均市面价是0。9元，你说我赚了多少？”幽默的文涛一本正经地告诉那些有可能将他“当成打劫目标的人”，他只是个穷人。
另一个凤凰卫视流传很久的版本是有关于陈鲁豫的。传说在凤凰最会理财的人要数陈鲁豫。鲁豫会理财的声名也是从股票上得来。据传，陈在凤凰的股票涨到快两元钱的时候，将手中持有的股票抛出，成为少数受益人之一。文涛因此对鲁豫佩服有加，鲁豫也调侃他们不常请教自己。但手里握着一把股票等待凤凰卫视股价（HK8002）回升的文涛则戏称自己是最支持凤凰卫视，也是最有信心的人，到现在他还没有将这些股票沽出。
当然，传言表明的只是凤凰卫视正在以独特的薪酬制度让自己的员工得到最大的利益，至少是比大陆更灵活与更高的报酬体系。这些比评论员们更早涉足凤凰卫视的“先进者”，享受到的仍是香港电视业界通用的惯例。在传统的西方道德里，询问对方的薪酬是不礼貌的行为，并且会被视为侵犯隐私。尽管中国人已开始引用这一惯例，但却仍然会对对方的酬金感到好奇。与这些明星们一样，评论员们在每个地方演讲时，被问到的仍会有他们的报酬、甚至爱情。
外交辞令式的说法一般是这样的：关于薪酬在香港是属于公司的机密，不可以对外透露，一般在签订合约时，已经标明。这种保密合约已被许多公司作为降低成本的一个形式。在香港，每年可以公布工资的人只有公务员。传统的香港新闻界的薪资水平基本相同。曹景行曾身历几家传媒，对此感受颇深。他认为当年《明报》老板于品海曾要他以月薪五万港元找一个副总编辑层级的人才，他估计现在也大致如此。但许多薪资仍是因人而异去设定。刚大学毕业的记者刚开始时，甚至只是近万元的水准；三五年后可以独当一面时，大概也只有两万到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