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这些都只是表面化的一个程式。这样的程式并不表明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评论员。重要的是，思想与见解仍然是曹氏的一个重要的消化器。
对于报刊的依赖几乎成为评论员的重要利器。阮次山的方式除了阅读外，就是广布”线人“。他会在确定下当天的题目后，打电话到自己遍布全球的当地的“线人”那里。这些线人大多是他的朋友，或者是媒体的记者，也许是某个方面的专家。阮先生的办法代表了他的理念。他希望自己在评论时，得到事件发生地的人的确认及当地的主流意见。采访是惟一可靠的手段。一家媒体在请阮先生撰写一个即时评论时，阮先生的回答是“我得给当地人打几个电话后，再确认”。
因此，阮先生的评论充满大量的细节。在谈到台湾某几个党派的内讧时，他会讲出十几年前某某与某某曾是情敌这样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而他作为台湾人及在美国生活近20年的经验，更是成就了他评论中“精准的判断，密集的细节，独家采访式的首次公布”的新闻范式。
曹景行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在凤凰卫视，数我们这几个老头子是最用功的。”这里面就包括阮次山。阮次山说：“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做到这一步，名利已不是考量的因素，我常常问自己的是，每天你做这个节目，从专业的角度和职业道德来说，这样做是否能够对得起真正的观众。”
当然，阮先生仍然承认：“现在网络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收益者，以前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时差的关系，必须要半夜两点钟去买一份美国将要出版的第二天的报纸，因为你要得到信息。
“电视有了，可是我要看文字，电视不够，现在不用了。现在网络太好了，所以对我来讲网络太宝贵了。
“我每天看至少十份中文报纸，两三份台湾的报纸，香港的报纸也看，不可能全看英文的，我一直强调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不看中文，怎么能让我思考全面呢？”
但曾运用电脑，并享用网络的快速与神奇的阮次山，则一直无法“换笔”，到现在仍用繁体字写作。他用笔写文章，一千多字一个小时即可搞定，但用电脑则要三个多小时。所以写稿问题仍然实现不了现代化。他笑自己是“老狗学不了新把戏”。
阮先生与政要的熟悉使他的评论充满权威与自信。他采访过至少十个国家的政要，以及全球所有国家的驻华大使。他相信与政要成为朋友，会使自己的评论有建设性与可操作性。这使他的评论有时候更像是某个政策的解读或者是某个事件的对于国家的建议。比如他曾经在节目中建议中国收留萨达姆来中国避难。也曾写信规劝香港某教会的教主不要参与政治等轰动一时的“左派行动”。能够引起当局重视的案例当然是那次处理民航飞机遇难事件。阮先生的方式越来越具有政治家的理念。他总是果断地判别某一件事的最终的后果，并试图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些可能正是复杂的阮氏风格引起高层关注的首因。
第十四章：私事开讲（9）
评论员们的信息来源大多数时候都“异曲同工”。何亮亮拿手的仍是信息的搜集与资料的整合。
何先生也会关注报刊，但他的信息来源则显得相对简单。他确定题目的依据大多数都是最近以来周边国家的大事，除非遇到相当大的事，他一般不做当天事件的评论。许多东西他都会沉积两天，或者做连续的评论，他总是试图给这个事件一个完整的深度解读。
杨锦麟则在老板刘长乐的灵感下，成为一位职业读报人。他的这种职业显得干净而单纯。如同那则广告，“杨锦麟带你用新方法读报”。当然，他只提供那些观众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报刊与电子媒介的报道。这种补缺式的做法，基本上就是一种全新的观点展览。观众可以从中选取到自己喜欢的说法，也可以对那些不喜欢的说法表示拒绝。当然，很难想象，老杨正在依靠自己喜形于色的性情为评论增添新的魅力。他正在使冰冷的观点有了情绪与色彩。而那些随处可见的感叹词与意到话到的论语，仍然引起观众的兴趣。
老杨的方式除了网罗了几位评论员共同的优势外，他最大的武器就是让这些评论有了情绪。你很难想象当一个人痛快淋漓地拍着桌子质问：陈水扁想干什么？以及他在评论中，相当有情绪地慷慨陈词，痛驳菲律宾司法部长侮辱我驻菲大使的言论。有观众被他的豪气吸引，追求痛快与到位的观众正在成为他忠实的观众。大家觉得他的方式很解渴、很痛快、很过瘾。听听那些不断地为老杨叫好的来信怎么表达吧：“虽然时事评论要求理性、客观、冷静，但有时直抒胸臆，秉性直言也不为过。”
“我们认为你是条真汉子。”
老杨的秘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那几套永远都穿不旧的唐装。这使他的形象与气质、包括选择评论的说话方式，都显得更加协调、可敬。
第十五章：同类项（1）
凤凰卫视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有时候你会发现，凤凰卫视的众多品牌节目，都源自偶然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的试验，到最后成为凤凰卫视的常设栏目。2003年间，如同每次直播，凤凰卫视都会在形态与节目上
出“新”，突发的伊拉克战争直播，使凤凰卫视开始应对这次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播评论会战。
许多精巧与别致的节目，都在这次直播中开始成线形出击。他们设计了用“发烧友”的方式做了一个《军情观察室》。董嘉耀一身迷彩服与粤剧名伶红线女的儿子、香港《文汇报》的民间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一起，每天就一些发烧友们关注的话题，进行纯业余式的评论。这个节目让人感兴趣的是兵器以及战术等的作用，有一种民间军事趣味。这种评论体与阮次山、曹景行们宏观而完整的军事战略分析形成一个互补，吸引了大量的军事爱好者。他们每天还接听观众电话，讨论每天战争的进展。这个大胆的电视行为，也使马先生一战成名。2003年10月，他正式签约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已然成型的言论部有了军事评论员。《军情观察室》节目也再次在资讯台启动，形成一个常态节目。
而在本次直播中因为这种民间趣味而成名的另一个早期的节目，也成为这次直播的受益者。
这个节目更像是一个座谈会或者小圈子的沙龙。老板认为两人对谈的评论式的东西形式上已没有什么突破，而在“电视上开会”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做到的事情。老板是一个善于把自己所想象的场景变成电视作品的“高手”。而他发现人才的本事也令人咋舌。
他们选定了一个开会的形式，名字叫做“时事辩论会”。“院长”与老板在选主持人时，选来选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后来，老板想起了一个人，对“院长”说，程鹤麟不是说他很多年前在福建电视台“过过电视主持人的瘾”吗，让他试试怎么样？程兄前额微秃，数月前因要见老爹老娘，才把蓄了多年的长发剪掉。此公与杨锦麟是福建同乡，两人均好酒、豪爽。杨认为程具备作为优秀主持人的特质，资讯台直播事务令他整天忙于这个“毁人的事业”。钟大年找到程，通知他准备上节目。程先生有些“晕”，数年前的经验早就成为一个记忆。他找到“院长”推辞，认为自己不是研究国际时事的人，研究的只是电视，而且自己还担任着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工作，万一自己发言时的说法，被媒体引述为“某台长说，他不赞同香港政府如何”，后果不堪设想。
“院长”静静听完，告诉他说，现在不是你说上不上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做好的问题。最后还是“院长”出招给他，要他扮演董嘉耀的角色，只发球，不参与争吵。
程只好光着发亮的脑门走上了前台。2003年3月3日，这个节目开播。程兄为自己的这个开会招集人的角色设计了开场白：各位好，我是会议主持人程鹤麟。现在开会。
他首天请的是香港的评论员马家辉博士，由梁文道走场。两位均是《锵锵三人行》的嘉宾，对于这种形式很熟悉，自然比较老练。那天他们谈的是开战前美国是否会绕开联合国的问题。
程兄紧张地主持完这个30分钟的节目，在结束的时候，像读博士论文似的庄重地宣读了他的结束语：时事辩论会，现在散会。
“院长”像对待任何一个新生的节目一样，帮助他完善这个节目的每一步骤。“院长”要他第二天在结束的时候，在散会的后面加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开会”。
老板在第三天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说：“鹤麟，没有想到，你的屏幕形象这么好，就这样进行。”
这个节目成就于漫长的伊拉克战争。程公是个性情中人，语言幽默尖锐。他的本性在随后的节目中开始洋溢，甚至忍不住与嘉宾就一个问题进行争执，有时还利用一下自己的权力。某次他与梁文道讨论后，梁指责他不公平。因为程在被他严词批驳的时候，打断他说：现在散会，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开会。这令梁文道大为恼火。观众看到这里，竟发现一种争执的乐趣。看习惯了《时事开讲》式的“单边”评论的观众，被这个节目中的“交火”吸引。这个节目在局促的现场以及激烈的争论中，被提升到一个重要的地位。
第十五章：同类项（2）
在凤凰卫视直播伊拉克战争的《海湾最前线》节目时，往往可以看到陈鲁豫与曹景行坐镇主棚，一会儿把焦点甩给董嘉耀、马鼎盛主持的《军情观察室》，从军事角度探讨；一会儿又甩给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从不同角度讨论，使直播变得丰富有趣。时评的形式正在改变评论的状态。
在最初的一个月里，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讲伊拉克战争。而让这个话题引发大家兴趣的是
程鹤麟开发出来的一个新嘉宾，此人就是纯正的美国人马一龙先生。这位曾在美国《新闻周刊》做过记者的美国人，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希望能在凤凰卫视得到一个主持人的职位。程认为他的中文虽然好，但在新闻主播的速度上却达不到标准，于是就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辩论会，结果马一龙就以凤凰卫视高级编审的身份来到了凤凰。
程鹤麟很快就发现马一龙这个人不得了。他是哈佛大学的硕士，又到台湾去学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他在节目里或者是在平日里，就经常讲一些中国的典故，说一点孔夫子什么的。
他原来在台湾做过广播类的节目，做过杂志类记者，来香港做《新闻周刊》的记者。“9·11”之后《新闻周刊》压缩编制，把香港的分部撤了，所以他就改行当老师，教外国人讲中国话。
他的思维很美国化，完全和中国人不一样，而且他知道电视节目是干什么的，就是要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一直很明白电视就是表演，一定要表演好，让观众愿意看，所以他不在乎他站在哪个立场上。
“有时候一个辩题出来，我们都是先问他，‘你愿意说哪一边的话呢？’他就一愣说，‘你们指定吧，你要是不给我指定呢，我就不知道说哪一边好。’他也很认真，他有时为了一个辩题打电话到全世界的朋友那里去，就是他过去采访中认识的朋友，问他们的意见，是很认真的，准备得也很充足。
“有时候他看到气氛不够活跃，会突然间跳出来指着一个人攻击人家。最明显的就是有一次来了一个法国人，辩论的题目是和伊拉克战争有关系的，到了中间休会的时候，我说刚才的气氛不太活跃。到了下半场，他一上来就指着法国人说，‘法国人就是不好。’
“但马一龙引发观众兴趣的并不是表演，而是他异于中国人的观念。他在谈到联合国的功能时，认为联合国已经落伍。在谈到美国为什么打击伊拉克时，他会说美国需要挽救这个国家。这些与中国人几乎不能等同的观念，从一个美国人的嘴中讲出来，至少会起到一个独特的作用。他几乎总会成为每次辩论会的被批判者。但如果一个人屡辩屡败、屡败屡辩，人们一定对他的争辩动机产生好奇；如果一个人面带忠厚地‘强词夺理’，人们一定会怀疑他的真诚；如果一个人面对三个强大对手不屈不挠，人们一定想赞叹他的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