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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得已的创意与即时性的人员的配搭，一个重要的节目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到当晚11点结束时，这个节目的元素几乎决定了凤凰卫视后来直播节目的基本形态：主持人与评论员在直播中进行即时性的穿插评论。
曹景行的电视经验以及他本人的评论，事实上使他成为一个灵魂人物。在三个嘉宾组成的话语中，曹成为串联与主讲的灵魂。这次果断的决定，也为凤凰带来巨大声誉。当时国内
的电子媒体几乎全面失语，在没有搞清事实的情况前，媒体的沉默似乎再次给凤凰卫视制造了一个机会，使之成为一个亮点。
凤凰卫视的评论影响了当时事态
◎ 曹景行被观众称为“固执的知识分子式的孩子”
你打开了一扇门，问题是，你有能力再把门关上吗？这个话题可以如此解释，你如何使一把火按照你的设想燃烧、保持你想象的火苗，之后再安全地熄灭，而不使自己被灼伤？
如果说第一天的直播，只不过是把火苗拨开，让火焰显露出来，那么凤凰卫视随后七天的直播就是在创造着这样异想天开的举动。
首日的直播使凤凰的高层松了口气，同时也使他们下定了继续关注的决心。第二天，刘长乐带着大队人马辗转回到香港时，已是下午。他们直接回到了位于红的海滨广场总部。这个当时只有半层办公楼的地盘，被作家余秋雨戏称为他们“以一个县级电视台的设备，完成着一个国际大台的雄心”。雄心其实隐藏在坚忍的行动下面。为确保每天两小时的直播节目的顺利完成，王纪言立即部署，进行了分工。主编伍淑娴负责《时事直通车》的日常节目制作，钟大年和潘红星负责专门制作这个特别节目。而在主持人方面，则由曾静漪负责《时事直通车》，吴小莉接手与曹景行先生配搭特别节目。
在现场指挥的凤凰管理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认为，凤凰卫视以后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直播，至少要在整体上体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事实和突发的即时性的现场新闻，各地的反响与后续报道。再就是如何传达与控制情绪的传达。在当晚开播的片头上，加了一个香港籍导演制作的情景MTV。至于选择什么样的音乐，王纪言提出了用《红》《白》《蓝》三部曲中的片头旋律。曹景行的一个业余爱好发挥了作用。他在凤凰卫视属于出名的“碟王”，业余时几乎看尽了天下能找到的影碟。正好他那儿有这几部片子。那首曲子成为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当人们听到那首曲子时，内心就会被深深的沉郁击中。
第二天的直播显得有备而来。吴小莉与曹先生在直播前，就统一了一个基本要素，当天的直播以报道国内外的反应为主，并以此为主题进行全面梳理。凤凰几乎是国内所有媒体报道游行队伍事件最为全面与彻底的。而那位成都的广告公司的会计，也因每天与凤凰卫视连线报告民众的情况，在当地成为一个名人。许多人主动提供信息给她，成为一个凤凰非专业队伍运用的极好标本。
经过30多个小时的发酵，内地的民众陷入到了愤怒中。学生们开始在使领馆前游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美国驻华使领馆、机构已开始放假。民间发出了“中国不可侮”的呼声。凤凰卫视对学生上街游行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第二天仍然作为嘉宾的邱立本尖锐地指出：这次事件其实说明了，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实力是第一位的。中国学生上街声讨，令我想到“五四运动”，当时学生上街也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次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曹先生则委婉地预见到，中国民间的强烈反应，对美国是一个警告，不要以为，中国是南斯拉夫。这对中美关系有影响，美英要承担责任。许多预见性的评论，为其后政治的走向与结果所印证。如他认为：“学生的反美行动，表明民气可用。学生是自发的，官方并没有去动员。但一定要运用得当。”同时他也警告，“20世纪最后几年发生这样的事，中国的学生运动警告，中国在国际事件中，要有自己的定位与形象。只有与自己相匹配的规则与国际地位，才会使中国在复杂的世界里，达到最大的赢面。”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5）
这种边看边评论的方式，其实对曹先生是个考验。尤其是许多事件的发生，他是与大家同步在体验，同步接受到信息，并且要快速做出判断。这是件挺难的事。他事后感叹：“写新闻评论，再紧张，总有可能再改一遍，看几遍。而在电视镜头前做评论，事先只有些许腹稿，主要靠现场发挥。每次几分钟，每次都觉得话还没有讲完，觉得有些话还没有说清楚。而且一旦讲了出去，上亿观众都看到、听到，无所逃遁于天下，想改、想收回都不可能。不过，做电视评论的刺激也在这里。”
曹先生很快就开始享受这种即时的评论感觉。他的评论开始显得自如、轻松，高举高打，收放自如。在评论中，他运用大量的信息来讲述他的观点，讲述了外电谈到的关于内地学生上街游行的看法与报道，同时也引述了许多港台的媒介信息。他觉得提供信息，也是提供一种观点，甚至比观点更重要。
当然，适当的文才与真情，是评论的另外境界，也更应成为评论家的法宝。曹先生与吴小莉在节目进行中，突然讨论起了母亲节。这个温暖话题背后的沉重深深击中每个母亲与儿子的心。曹先生的动情显出一个老派男人深藏的怜悯与愤怒。但他还需要适时地控制自己。因为他正在面对着电视前的每双眼睛与心灵说话。
他说：“今天是母亲节，本来是个温情的日子。但克林顿送给中国的母亲的是夺走了她们的孩子，也夺走了孩子的母亲。”
更善于使眼泪从人们的眼眶中滴下来的吴小莉，则把电话联通到了邵云环的儿子曹磊。她伤感的声音，丝丝入微地击中人心。曹景行这时回忆起另外一件关于美国人对自己孩子的态度。
讲起那个号称美国铁娘子的奥尔布莱特在自己的三个国民被扣为人质时的哀伤，但现在美国人提起死去的三个中国人，则像是谈论一桩遥远的与己无关的往事。
态度决定一切。曹先生与吴小莉共同打造的这样的情境评论，其实更多的是让中国人了解到美国式民主与救世主心态的双重标准。
这样的解释至少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美国人的傲慢与无礼，甚至缺失基本的人道精神。但曹景行更清醒的地方在于他在香港这个自由港，得到的关于海外对于中国的整体理解与预期。他也更明白，身处内地，不能更多、更直接地看到国外媒体对于中国的评判的民众，如何不在这次的愤怒中失去自我，失去讨价还价的本钱。
他仅仅在第二天，就发出评判，认为这次的民间自发进行的游行属于“民气可用”。国人对美国可以说已到了忍无可忍。政府默许了民众表达自己的权利。曹先生提出，这对中国政府与民众的成熟是一次机会。政府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在国际交涉中，民意的支持显得非常重要。这次的游行至少从形式上，让国际间感到了一种中国人的真实的力量。《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在发给本社的报道中说：“看来中国人真的愤怒了。”
曹景行提醒，除了愤怒，我们的出发点一切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点。中国除了要让北约为此事负责、道歉外，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本国的事务。如何达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这都是一次机会。实力的强弱，决定了一切国际游戏的规则。中国要在这一轮新游戏规则中胜出，就要用自己的实力去撰写这个规则。
曹景行的清醒对于许多收看这个台的观众显得格外重要。决策层、包括政府高官和更多的上街游行的学生，都把观看这个节目，当成了解信息的重要来源。任何不负责任的挑逗都可能会是一次爆发的导火索。当知道这个节目无意间扮演的角色时，曹先生觉得浑身沉重，有点后怕。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总会在相当的层面上成为潜移默化的导师。凤凰卫视连续两天的直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与官方的媒体相比，它显得更自由、更中立、更粗糙——现场学生声嘶力竭的呼喊，震荡人心的罕见场面，尖锐自由的评论，几乎可以指出方向的报道要点。凤凰高层刘长乐、崔强和王纪言在如潮的收视与来电中，感到压力。几乎每天，老板刘长乐都会守在电视前，观看他们直播，直到结束，然后立即与大家进行讨论，寻找第二天要讲述的要点。下意识中，凤凰卫视的高层选择了理性的论调，当然也是更为理智的处理方式。
第一章：1999年5月9日发生了什么？（6）
如果说第一天只是应急的判断，亦或在不明就里中做出了明智的判断，那么第二天就是在一把火中扔进了盐，到处都是他们溅起的火花。到了第三天，他们已开始向着事件应当的走向前进，并且在快速地寻找出口。
5月10日，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胡肯定了学生游行的爱国热情，坚决支持符合法律的学生游行活动，但提出要防止不法分子进行破坏。政府考量的稳定问题的
担忧，悄然隐现。
曹景行再次邀请了邱立本先生与自己一起进行解读。曹感到这是一个新动向。这个动向表明通过胡锦涛代表国家讲话，表明了国家的态度，但同时也对正在展开的民众游行的热情，开始有所警觉。
冷静的邱立本先生提醒，胡锦涛在讲话中，其实已确定了中国政府希望解决此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所有的一切动乱与外部局势均不能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局。但他们仍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邱立本直斥克林顿仍然没有正式道歉，同时批评布莱尔的“误炸论”，认为其作为一个国家首脑“说话不像话”。最后他还提醒中国政府防止“克林顿们”利用外交手段，用入世做一个筹码，来交换这次误炸的结果。
曹先生则再次提醒，这个看似单一的事件，却把所有的人与国家都联系到了一起，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两年，可能成为影响到全球的一个走向问题。中美关系的好坏，将会影响到全球的问题。说到许多学生砸麦当劳并呼吁抵制美货时，他认为现在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力量，不能再以简单的抵制商家为目的，而是要把目标对准美国当局。
当天中国政府的立场强硬。江泽民与叶利钦通电话，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则在接受ABC采访时反问美国人：“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你们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动？”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ABC的唐纳森又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力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中国人今天说不》特别节目把李大使的访谈片段公开。吴小莉把方向转到了美国媒体的对于中国不公正的报道中来。她问曹先生：“我们的使馆被炸成这种样子，我们的记者死得那么惨，他们的电视画面上一点都没有，连死者的姓名都不报道，而对我们的学生的游行和那一点点过激行为却大肆渲染，煽动民众对中国的不满，这就是他们关心的人权？！”
这样的相互“运球”的过程，在吴小莉与曹景行随后的主持中，显得相当默契。吴小莉主持新闻以及提问的能力正合曹先生的胃口。一个好的评论员，需要一个好的提问者。
吴小莉回忆了他们工作方式的改变。“一个星期，每晚和中国各地守在美国驻华使领馆外的中国人一起呼吸，一起脉动。许多事，我们当晚谈，第二天网上、传真机上反馈不断，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香港做电视像做广播，可与各地观众即时互动。”他们与节目组开始把题目引向深处，尽可能地集中讲述一个问题。这就需要他们在开播前，把当天发生的大事，总结出几个题目，进行预先的有目的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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