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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死于公元前３２２年，同年，希腊最伟大的统治者亚力山大大帝驾崩，最著名的演说家狄摩西尼也服毒自尽。随着这些伟人们的离去，便是雅典的没落。凯撒大帝夺过亚力山大的马鞭，驱赶着大军东征西讨，建立了比希腊帝国要强大得多的罗马帝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也从雅典转移到了罗马（今属意大利）。
罗马人可不同于雅典人，虽然他们也有在殖民、商业和航海等方面征服世界的野心，但他们更注重肉体和物质的生活，而忽视精神生活。比起志趣高雅的希腊人，罗马人只不过是一批粗陋不堪的凡夫俗子而已。说起罗马人的好吃可真令人惊讶：《新约。圣经》告诉人们，许多罗马的大建筑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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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置有一些大石缸，里面装着水，以备客人吃得过饱时将食物吐出，然后回到屋内继续大饮大食。罗马的妓女们三五成群游荡于大街和广场，在光天化日之下半裸着身体挑逗着意中的客人，而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对她们总是大加鼓励。在巨大的环形竞技场，数万观众喧声震天、兴味盎然地观赏血淋淋的人兽大战……
罗马人的骄奢淫逸、纵情声色，使他们的文化日趋没落。
而且，其时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奴隶起义，穷人暴动，雇佣军哗变，宫廷政变层出不穷，一种对现实不满、恐惧、无可奈何与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种背景之下思想家失却了希腊繁盛时期那种勇于探索自然奥秘、寻求客观知识的勃勃生气，而是遁入个人的内心，力图找到一个精神上可以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世界的本原和宇宙的结构，而是怎样才叫幸福，如何才能达到心境宁静这一类问题。于是，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问题日益突现了出来，伦理学成了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主流，而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只被充作论证伦理学的手段而已。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晚期希腊和罗马的哲学脱出了传统希腊哲学主“知”
的行程，而走上了主“行”的道路。这一段长达６００多年的历史，哲学家们除了把希腊哲学当作冷饭拿来翻炒以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深化了伦理学的研究，并且为后来基督教与希腊思想合流扫清了理论上的通道。
最早出现的晚期希腊哲学是斯多噶主义，它的创始人是芝诺（Ｚｅ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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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ｉｕｍ，公元前３３６—２６４）。芝诺在雅典讲学时，所在的厅堂要穿过一个彩饰的柱廊才得以进入，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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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画廊被希腊人称之为“斯多亚”
，斯多噶学派因此得名，意即画廊学派。斯多噶主义实际上是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哲学的大杂烩，但特别突出了宿命论和禁欲主义的伦理学，宣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思想，主张清心寡欲。
芝诺告诫人们，获得心灵平静的诀窍在于，千万别使我们的成就达到我们的欲望，相反，必须降低欲望使之符合我们的成就。
罗马的新斯多噶学派者塞涅卡（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年至公元６５年）则接口附和道：“如果你贪得无厌，那么即使你拥有整个世界，也会觉得一贫如洗。”
斯多噶主义不仅活跃于晚期希腊，就是在罗马时期也依然大行其道，十分流行，甚至连当时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里略和一些大臣也都加入了该学派，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哲学。
主张禁欲和劝告人们放弃尘世幸福的追求的伦理说教，显然不能满足晚期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心灵，他们需要一种能够鼓舞自己勇敢地面对人生、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生活的哲学。于是，伊壁鸠鲁的幸福主义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伊壁鸠鲁（Ｅｐｉｃｕｒｕｓ，公元前３４１—２７０）是德谟克利特的信徒，认为原子具有重量并在空间作偏斜运动，产生碰撞和结合，从而形成事物，对原子论作了补充和发展。但使他留名青史的首先是他的快乐主义道德观。
他在雅典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在那里设立了一所学校，与门徒们一边耕种其间一边传道讲学，过得十分悠然自得。
他的学说一如他的生活那样轻松自然、毫无造作。在花园百花争艳、蜂绕蝶恋的浪漫气氛中，他话语谆谆地对门徒说：淡泊是不可能的，禁欲是不必要的，快乐是生命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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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以想象的、完全正当的目的，幸福生活是人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应该毫不犹豫、自由自在地追求和享受幸福的生活。不过，他又告诫人们，幸福并不一定是肉体感官的享乐，而更多的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纠纷。因此，他赞扬的是理智的快乐，而非感官的愉悦。他提醒人们莫让快乐激动扰乱灵魂，而要让快乐使心灵得到抚慰和安宁，所以，最值得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是“不动心”的境界——恬静、坦然、心平气和。
伊壁鸠鲁还为人们指出了达到幸福的途径：第一，就是要学习、研究哲学和自然科学，这是最重要的手段。
因为，快乐源于知识，知识是快乐的前提，愚昧只会使人胡里胡涂地被命运牵着鼻子走，只有知识能使人认识世界、明辨是非，给人引导自己行为的智慧，这显然是苏格拉底传统的复活。第二，必须努力克服宗教迷信和对死亡的恐惧，摆脱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阴影。
这种快乐主义因为突出了精神的愉悦而非感性的享乐，因此不能等同于鼓励人们纵情声色的享乐主义，它对斯多噶学派的宿命论、悲观主义、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起到了有力的批判作用。伊壁鸠鲁的思想被后来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公元前９９—５５）发扬光大。
与伊壁鸠鲁恬淡沉思的风度相反，卢克莱修一副热情奔放的诗人气质。在那本名扬四海的史诗般的鸿篇巨制《物性论》中，他顺情任性一展自己蓬勃大器的诗才，以形象的语言、丰富的事例，对原子论唯物主义哲学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和发挥，并用它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批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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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有力地弘扬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思想。卢克莱修将德谟克利特奉为“圣人”
，把伊壁鸠鲁称颂为“真理的发现者”。
他特别重视原子向下运动时产生的偏离运动，把之归结为世界万物形成的原因，并用原子的这种偏离运动去论证人的自由意志，指出人的命运并非由天命决定，而是可由自己的意志支配的。
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发扬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观点：世界万物皆由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规律所创造和支配，神的威力也无法抗拒自然的命令。
在这种思想视野中，宗教便被贬斥为使人贫困、犯罪和堕落的根源，一切罪恶行为的“孵育者”
，他于是号召人们，解开束缚人们心灵的宗教锁链。
卢克莱修对宗教的批判，在整个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可以说是最为猛烈和彻底的。然而，古已有之的对神的崇拜的传统，以及来自东方的种种神秘主义思想，时刻在侵袭着罗马人的心灵，更因斯多噶主义和其他一些唯心主义派别的鼓噪，使卢克莱修的无神论呼声如霹雳中的蚁那般淹没无闻，被人遗忘。
在郁郁不得志的潦倒之中，卢克莱修终于自尽身亡，了结了短短４４年的严肃人生。
而他那本散发着唯物论思想气息的诗篇《物性论》始终遭到查禁，直至公元１４７３年才得以初次面世。
和卢克莱修对着干的冤家对头，首先是大名鼎鼎的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
西塞罗用他的滔滔雄辩驳斥原子论和无神论的观点，宣扬灵魂不死的有神论，要求人们学会使灵魂脱离囚禁它的肉体，变得更纯粹更智慧，走出人生这个暂时的旅馆，积极迎接死亡，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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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超升到它的必然归宿。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斯多噶主义和怀疑主义等思想的混合物，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唯心论哲学。
罗马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达到了顶点。新柏拉图主义产生在东西方文化汇合之地亚力山大。那里有来自波斯和巴比伦的宗教影响，有埃及祭神仪式的残余，有实践自己教义的犹太人团体，还有产生于巴勒斯坦的早期基督教各个派别，这一切形形色色的宗教神学在希腊化文化的大背景中混和一团、熔为一炉，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形成提供充足的思想土壤。
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是普罗提诺（Ｐｌｏｔｉｎｕｓ，公元２０４—２７０年）。
他用柏拉图的理念论作基础，揉合了毕达哥拉斯派、斯多噶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某些内容，甚至还利用了伊壁鸠鲁哲学里的某些材料，构成了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半宗教性的哲学学说——新柏拉图主义。这个理论把“太一”作为宇宙之本，认为“太一”能产生一切又超越一切，是自在自为的单纯而完满的存在，也就柏拉图理念论中的那个至善，即神的代名词。
“太一”在自身的“流溢”中创造了世界万物，犹如水从容器中流溢出来那样。
“流溢”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最先流出的是“宇宙理性，也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其次，从”宇宙理性“中流出”世界灵魂“
；最后，“世界灵魂”中流出感性的现象世界，这便是宇宙中最低级、最卑贱的东西，也是邪恶的根源。人的存在属于物质世界这一最低层次，它是灵魂流入肉体而产生的存在，灵魂因此被肉体所拘禁，无法认识其所以来的最终出处——神（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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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灵魂既然从”太一“而来，自然对”太一“有着原始的爱和归宿感，时刻渴望返回这个永恒的老家。因此，只有尽快摆脱肉体和感性世界的束缚，让灵魂进入出神忘我的神秘状态，使之与神合而为一，才能窥见真理，实现人生的最终价值。
普罗提诺把“太一”和世界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太一”外化自身为世界的三个阶段事实上相对于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即“太一”本身、“宇宙理性”和“世界灵魂”
，感性世界则是“太一”虚幻的假象。这三种不同的存在状态构成“太一”本身的三位一体的特征。因此，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学说就是围绕着三位一体的理论而展开的。这种三位一体理论和流溢说，后来被基督教神学家们大加利用，成为神学教义中的重要理论。
新柏拉图主义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史上最后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流派。它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所宣扬的世界与人类即将毁灭，哀叹人的无能，对一切表示出悲观绝望的情结，似乎反映了当时罗马统治阶级和社会日趋腐朽没落的精神，预示着庞大的罗马帝国行将崩溃的先兆。
从泰勒斯在古井深处提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命题，到普罗提诺的三位一体理论，古代西方哲学走过了大约９个世纪的时光。
传统的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启蒙解放运动，它通过把世界描述成理性可以认识的某种形式，而将无知所引起的恐惧加以排除，其动机是指望在知识的指导下能够到达善的人生，其活动便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不知疲倦的理性探索，而其思想工具则是周密严谨的逻辑。可以说，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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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的理性精神与宗教和神秘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古已有之的迷信并不曾得到彻底的清除，而希腊哲学内部又开始流泛着一股起自毕达哥拉斯的神秘主义思潮，那是以避免的思想倾向。于是很自然的，当罗马人一接过希腊哲学这一光芒四射的思想宝藏时，他们所想到的不是去努力开拓，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而是小家气地到藏宝之地挖掘自己合意的东西，他们找到的不是黄金和宝玉，而是一些残渣余灰。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是晚期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最主要的思想收获，他们是从因纵情声色而弄得心神疲惫的罗马精神上所采摘的。从这种精神氛围进入基督教的理念王国便是自然而然的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垫铺为古代哲学过渡到上帝一统天下的神学世界架好思想的桥梁。于是，乐观豁达、生机勃勃的希腊精神让位给了悲观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