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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教父们更多地诉诸信仰，而极力贬低理性的作用，其重要代表人物德尔图良（Ｔｅｒｔｕｌｉａｎ，公元１６０—２２）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
这样的话在我们看来可真够荒谬绝伦的，但在当时却大有市场。后来的教父更为重视理论说教，他们利用罗马流行的各种唯心论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来对基督教教义作出理论的解释，试图将希腊的理性、罗马的伦理和希伯莱的信仰调和起来，给基督教以更强的说服力。驾驭这一思想企图最成功者便是希波地方的主教奥古斯丁（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公元３５４—４３０）。
他是教父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并被教会尊为“圣人”
、“上帝的圣者”
，他的名字前也因此贯以“圣”
的称号：圣。奥古斯丁。可是，千万别以为这位圣者一生下来就是纯洁如天使般的人物，其实他本是一个放浪形骸、罪孽深重的浪子，因为良心发现而修得功名的。
奥古斯丁生于非洲北部的塔加斯特，父亲是个性情粗暴的商人，信奉异教，母亲却是个温和善良的基督徒。幼年时，奥古斯丁倾心于文学，１０岁前已通晓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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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又是一个顽皮浪荡的人。有一次，只是因为贪玩而不是想吃，他和小伙伴一起爬上邻居的果树，将梨子偷过精光。
１０岁后离家到马特拉城专攻拉丁文学。其时该城风气败坏，年仅１５岁的奥古斯丁染上了寻花觅柳、逛窑嫖妓的恶习，生活极其放荡不羁。
１７岁时与一少女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
后来，他母亲却要他与另一位姑娘定婚，他只好忍痛与情妇分别。
由于未婚妻年幼，两年之内尚不能完婚，耐不住寂寞的他又勾搭上了另一个情人。
１９岁那年，奥古斯丁忽然对摩尼教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摩尼教特别重视人生善恶二元对立永远不可调和的信念。年轻的奥古斯丁悟性极高，时常也为灵魂与肉体、善与恶的互相对立所困扰，因此与摩尼教一拍即合，旋即皈依了它。到了３３岁时，他首次前往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创办了修辞学院。
当时罗马到处充溢着基督教的气氛，它的仪式和诗歌尤其令奥古斯丁醉心。第二年，他在米兰遇到了久负盛名的主教圣安布洛斯，后者以《圣经》中耶稣所说的一段话作为对他的赠言：“如果你丧失了灵魂，那么纵使你得到了整个世界，对你又有何益处呢？”
这一席话竟似五雷轰顶，使奥古斯丁顷刻间脱胎换骨，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为自己纵情酒色、放浪形骸的生活而惭愧，并决意改过从新。当年他就脱离了摩尼教，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接着遣散了情妇，也不再结婚，直至终老教师都是独身而过。他回到故乡，潜心于教会的工作，不久就升为主教。同时埋头著书立说，留下了数十部哲学、神学、伦理学和布道集等方面的著作，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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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是《忏悔录》、《上帝之城》和《论自由意志》３本。
《忏悔录》是奥古斯丁对自己前半生的回忆与反省。
在书中，他敞开心扉，面对着上帝，勇敢地忏悔自己所犯下的过失，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的心灵，深刻地挖掘人性的缺陷。
他透过自己内心与上帝交往的经验，说明如何利用自己的罪过与意志，找到上帝的恩宠。
在这里，他时刻感到人的渺小，同时反衬出上帝的高大。这样一本勇于面对自我、无情鞭挞人性丑陋的心灵自传，确实具有震聋发聩的功效，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影响深远，忏悔录似乎成了一种文学体裁，直到现代仍然有不少模仿者，其中最成功的要算是法国的卢梭的俄国的托尔斯泰。
从自我忏悔的心理出发，强烈的罪恶感驱使奥古斯丁去论证原罪的起源。
他猛烈抨击威尔士教士贝拉基的无原罪论，赞同原罪说。他甚至怀疑自己在嗷嗷待哺的婴孩期就开始犯罪，贪食与嫉妒等等便是其中的罪恶，更不必说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要犯下多少邪恶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内心有两种意志，一个忠于精神，一个服从肉体，它们时刻都在撕扯着自己的灵魂。当他豁然顿悟到，必须遵从自己的精神去追求上帝时，他便将这归功于自己天性中的向善意志，正是这一不屈不挠的原始精神，指引他摆脱肉体和尘世的束缚，走向与上帝融合的道路。他承认，人类太弱小，光靠理性不能认识真理。但他又肯定人高于动物之处乃在于，他能认识自己的存在，因为他有灵魂和理性，人通过上帝的启示，就能发现和认识真理。奥古斯丁因此明白，自己的任务就在于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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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知识和新的信仰协调起来，使它们互为依存。
奥古斯丁神学理论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时间与世界的起源问题。根据《圣经》的《创世记》，上帝凭空创造了宇宙万物。然而，在希腊哲学中，无中是不能生有的。就算上帝是绝对全能的，可以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但人们仍止不住要问：上帝于创天造地之前在干些什么？换言之，在世界出现之前时间是否存在？
这是人的理性必然会碰到的问题。
曾有一些聪明人在暗地里嘀咕道：“在创世之前，上帝在为那些好窥探神秘的人造地狱。”奥古斯丁不同意这种肤浅的嚼舌，他解释说：上帝是永恒的，它根本不存在于时间的范畴之内。时间对人而言，是天地形成之后才开始的；可是，上帝一直就存在着，对他而言，无所谓过去未来，他始终处于永恒的现在。这个观点确是人的理性所难以理解的，不过它却使奥古斯丁断言，惟有“现在”才是真实存在的，过去不过是现在的记忆，未来乃是现在的期望。这种主观时间论对以后的哲学，特别是１７世纪笛卡尔的哲学有相当深的影响。
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奥古斯丁阐述了基督教的历史观，开创了历史哲学（即认为历史有清晰可辨的模式的思想）的先河。从哲学的角度叙述了创世纪的寓言后，奥古斯丁便提出了“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分别。自从人类降生后，上帝进而创造了两座不同的城：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这两座城在最后审判之前是重合在一起的，审判之后便彼此分开了。到那时，上帝选定要得救的人将升入上帝之城——即极乐的天国，其灵魂将与自己的肉体重新结合，同上帝一起过永恒幸福的生活；被上帝抛弃了的弃民也要复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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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被发落到人间之城这个罪恶王国，和魔鬼一起遭受万劫不复的惩罚。
上帝之城的大门只向虔诚善良的信徒开放，而邪恶奸佞之徒永远不得踏进一步，基督教会作为上帝之城在尘世上的代表，拥有发放进入天国通行证的特权，因此，人们必须绝对服从教会。事实证明，这个理论成为推广教会统治制度的有力的神学武器。
奥古斯丁作为教父学的最大代表，综合了所有教父的思想成果，特别是汇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学说的大成，能够把希伯莱的信仰，透过自己内心对宗教的深刻体验，加上对希腊哲学的理解，融汇在生活的信仰系统中。所以，他的思想不完全是以理论的方式来表达教父学的思想体系，他的哲学比起往后的经院哲学，在条理分明和逻辑清晰等方面要逊色一些。
不过，人们在阅读他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丰富复杂的心灵，发现他在不断地自我解剖和深刻反省人类命运中去追寻上帝的心路历程。后来，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正是在奥古斯丁所提供的思想基础上构筑起经院哲学的理论体系的。当然，在他们的神学巨构中，人们再也找不到奥古斯丁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那种勇敢无畏的自我鞭挞和奋不顾身的对善的追求，有的只是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以及引经据典、滥用逻辑的繁琐论证。
三、神之曲
自从罗马帝国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后，由于得到教父哲学的推波助澜，基督教很快就成了与世俗政权融为一体的官方意识形态，教会则垄断了贩卖神学的特权。公元７６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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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在北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奴隶起义和内部权力斗争的联合打击下彻底崩溃了，欧洲社会从此进入了封建主义的新时代。
历史上通常把这时起到１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大约１００年的时间称为“中世纪”。
公元５２９年，查士丁尼大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关闭由柏拉图亲手创立、已经延续了９００多年的雅典学院。随着这个旧希腊传统最后一个堡垒的倒闭，“黑暗的中世纪”就接踵而至了。
教父哲学以《圣经》和希伯莱文化为背景，用希腊、罗马思想作形式，形成了一种神学—哲学的混合架构，使信仰和理性混然不分。这种情况对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推广和形成唯我独尊的一统天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许多附属于教会或者独立的学院和学校相继设立，教育与文化的普及使人们的分辨能力随之得以提高，单纯盲目的蒙昧主义式的信仰已渐渐不能令人信服。同时，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造成了教会的分裂，形成了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中心的东西两个不同的教会，互相争夺正统地位，产生了希腊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这两个相互对立的教派，造成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于是，各种不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异端”也乘机盛行起来，多多少少动摇了神学的垄断地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野心勃勃的罗马天主教会为了达到控制东正教、迫使东方的穆斯林改宗，实现天主教统治世界的目的，迫切需要加强教学校中的神学教育特别需要建立一种与基督教教义完全符合的特殊哲学。经院哲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上思想舞台的。
经院哲学之得以形成，又大大得力于阿拉伯人的文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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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正当基督教陷入纷乱不堪的内讧之时，东方的阿拉伯人开始崛起。大器晚成的先知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结束了阿拉伯人之间长时的宿怨和纷争，并逐渐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们的文化也同时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等领域遥遥领先于欧洲，建筑、艺术、手工制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作为现代数学基本符号的阿拉伯数字，便是他们文化的一大贡献。
伊斯兰文明随着商路不断流入欧洲，刺激了西方思想的发展。令人奇怪的是，罗马人正是通过阿拉伯人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早期的神学家和教父只知道引用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经典，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思想家根本就视而不见，久而久之，亚里士多德这位代表了希腊哲学最高成就的哲学大师，在欧洲似乎被湮没无闻、销声匿迹了。直到１２世纪，欧洲使用的希腊哲学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解释篇》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与此恰恰相反，阿拉伯人从叙利亚人那里认识了希腊哲学，而叙利亚人眼里只有亚里士多德，并不理会柏拉图。于是，在穆斯林世界里，希腊哲学就等于亚里士多德。
１—１２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随着阿拉伯文化的传播而输入欧洲，这种思想反哺现象不啻于一种文化的“出口转内销”。一时间，身在宝山不识宝的经院哲学们仿佛找到了新大陆一般，无比地兴奋，他们欣喜若狂地发现：这位希腊大哲的许多思想，甚至他的逻辑方法，正是自己建造经院哲学大厦所需的现成的思想材料和理论工具。开始，教会惧怕亚里士多德哲学所蕴含的希腊理性精神有可能危及神学的教义，明令禁止人们研究他，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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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最具权威的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也曾遭到教会的严厉谴责。后来，教会总算认识到其中可资利用的价值，才一反初衷，肯定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的地位。于是，沉睡了上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终于被挖掘了出来，被供奉在基督教的思想神龛上，成了和《圣经》不相上下的权威，使经院哲学最终得以形成。
“经院哲学”
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当时制定和传授的天主教哲学都出自在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