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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
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短短的一两百年间，欧洲文化的夜空群星荟萃、耀眼争辉，上演了一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思想明星大合唱。
一、人的发现：人文主义思潮
在基督教一统天下的中世纪，拉丁文是唯一钦准的官方语言，无论是神学、哲学，还是文学等领域，无一不是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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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天下，方言土语根本就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印刷文字。但是，１４世纪勇敢的意大利诗人但丁（Ｄａｎｔｅ，１２６５—１３２１）却以一部不朽的《神曲》打破了这种万马齐喑的禁局。
《神曲》是一篇结构复杂、内容庞大的长篇诗歌，它以中古特有的梦幻文学的形式，记述了作者但丁本人一次奇趣的“神游”经历：正当但丁３５岁的人生半途之时，一次，他在一个幽暗的森林里迷了路，他千方百计要从里面走出来。天亮时分，他来到一座小山脚下，阳光从山顶披洒而来。就在他准备翻过此山时，忽然前面出现了三只猛兽：一只豹、一头狮子和一头母狼。它们虎视眈眈地挡住了他的去路。前有猛兽，后是幽谷，但丁一时陷入进退两难走投无路的境地，情急之下便大声呼救。于是，一个人形之物应声现身，那正是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这位代表着人类理性的古代诗人将但丁引进了“地狱”之门，穿过地球中心，通过与耶路撒冷对极的海面，攀上“净界”之山，山顶便是“地上乐园”。维吉尔到此悄然隐去。接着，象征着天启神智的天使贝雅特丽齐来接他登上天国，游历天堂，直至与上帝面晤。
《神曲》这篇长诗以梦幻、象征和寓意的手法，描绘了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路上的所见所闻，并从中贯串着这样一个主题：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与人类怎样从错误和迷惘中经过痛苦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虽然，诗中所述的许多仍然是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观念，但诗人所表现出来的追求最高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的确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值得一提的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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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彻底抛开了当时通用的拉丁语，而径直使用了诗人的母语——意大利语，一举突破了拉丁文独霸文坛的局面，使人震聋发聩、耳目一新，也预示着近代以语言独立为先导的民族主义即将从大一统的神权欧洲中脱颖而出。
作为人文主义的先知，但丁还写过一些其他作品，攻击教会和教皇的黑暗和腐败，表达了对人的关怀的理想。由此触怒了教皇，被放逐出意大利，客死异国他乡。恩格斯曾将但丁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这一称号伟大的但丁当之无愧。
但丁之后，意大利又涌现出第二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那便是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Ｐｅｔｒａｒｃｈ，１３０４—１３７４）。这位长期供职于教皇宫廷的“桂冠诗人”
，不为教廷大唱赞歌，却掉转笔锋，对其黑暗腐败大加抨击，号召人们别去侈谈神明而转向研究人自己。他一声呐喊道出了人文主义最早的呼声：“我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凡人自要关怀凡间之事，现实的生活、爱情、荣誉和幸福，是人应该追求的真正目标，只有享受人间的幸福，才能体会到上帝的恩典；不认识人自己，何谈认识上帝呢？为了认识人，彼特拉克专注于人文主义的研究，他走遍整个意大利，四处搜集古代典籍和手稿。他思想表达了对古典文化的崇敬，对禁欲主义的厌弃，以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
彼特拉克的得意门生卜伽丘（Ｂｏｃａｃｉｏ，１３１３—１３７５）
一气呵成一部小说《十日谈》，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教会僧侣和封建贵族的荒淫无耻、愚昧无知予以辛辣的嘲弄，肯定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和享受幸福。此书一出，登时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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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贵、风靡一时，人们无不为之争相传颂。即使是６０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捧读这一文学名著，仍然止不住会为作者的风趣幽默而拍案叫绝，更为书所散发的人道主义思想光辉而深深折服。
有人把但丁、彼特拉克和卜伽丘三人并称为意大利人文主义三杰。事实上，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发源地，还涌现了许许多多卓越的人文主义者。这里有以自身生命为代价而驳斥灵魂不朽论的哲人彭波那齐，有力图从神的压迫下抢救人类尊严、主张人决定自己命运的皮科，有以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宣传唯物主义的特勒肖，更有多才多艺、融大画家大科学家于一身的达。芬奇……在这个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从首都罗马到中部的佛罗伦萨，从水城威尼斯到港市那不勒斯，整个意大利处处都涌动着人文主义澎湃的思潮，激荡着人类自我解放的时代的呼声。
人文主义究竟是什么？其实，人文主义并非一个严谨的学派，而只是一股有着某种共同倾向的思想潮流，它历时甚久，范围广泛，流派繁多。在欧洲语言中，“人文主义”
、“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这三个词都是同一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Ｈｕｍａｎｕｓ”
，意为“属于人的”。中文将它翻译为上述三个不同的概念，而以“人文主义”专指文艺复兴时的那股人文化思潮。
１５世纪时，相继产生了一些不以神为对象而以人为中心、不研究神的学问而探讨世俗问题的人文学科，如以希腊文、拉丁文为基础的修辞学、逻辑学，和以人为对象的古代语言、文学艺术及哲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的研究者被称为人文学者。人文学者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以普遍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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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来反对以神为中心的经院哲学，把人的问题和人的价值放在首位，崇尚人的理性，提倡人的尊严和权利，追求人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注重人的需求和物质利益。这与中古时期把人看作神的罪人和奴仆，一切都围绕着上帝的做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文学者因为这种思想倾向而被称为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运动一经兴起便四处流行，迅速向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推广和渗透。人文主义者的背景各异、思想驳杂，有的态度激进、言词大胆；有的接近下层、同情人民；而有人则倾向保守、趋炎附势、攀结贵族，甚至出入宫廷、寄食豪门。在人文主义炙手可热之际，某些显贵要人乃至个别教皇也附庸风雅地以人文主义者自许。谈到人文主义者，我们不能不提到铁面冷血的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ｉ，１４６９—１５２７）
是佛罗伦萨一个律师的儿子，很早就涉足政治生涯，曾被委以各种外交使命，因而有大量的机会直接研究错综复杂的政治计谋。后来，他将这些政治心得写成了《君主论》一书，并题献给当时的统治者洛伦佐。美第奇，以期换取个一官半职。无奈人家根本就不买他的账。他白拍了一通马屁，却始终得不到重用，抑郁寡欢，抱着不被人赏识的遗憾早早地逝去，时年仅有５８岁。
《君主论》算得上是西方历史上少有的奇书，问世４００多年来时时引起误读和曲解，处处招致批评和攻击，善良的人说它邪恶、不道德，野心勃勃的政客却将它视为攫取权力的秘传法宝；教会的僧侣骂它是反对君权神授的异端，而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则把它赞誉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之作。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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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众说纷纭，人言言殊，一百个人有一百种看法。
其实，这本书篇幅不大，内容也浅显易懂，全书贯穿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政治是权力角斗的竞技场，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胜利者，谁有实力，谁就能掌握权力。因此，为了获得和保住权力，统治者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任何手段，全力以赴施展你的手腕和计谋，残酷无情地打败敌手，实现自己的目标。
只要目的达到了，你的手段便被证明是合理的。任何人要想成为强有力的统治者，都可以采用双重的行为标准，对自己实行一套，对群众实行另一套，放火的州官必须禁止百姓去点灯。一个有为的政治家，必须像狐狸一样狡诈，善于识破猎人的陷井，又要像狮子一样凶猛，一声咆哮就将对手吓得屁滚尿流。总之，成功的政客，都必然是一个大骗子和伪君子。
这一切听起来还不够邪门吗？难怪几百年来，马基雅维利的名字都沾染上了几分邪恶和贬损的含义。不过，这又不能完全怪罪于他，因为他的书只是当时政治现实的经验式的写照，充分反映了意大利司空见惯的政治实践。而其时的意大利政坛，派系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政客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至有人戏言：每隔五分钟就有政权易手！马基雅维利在这里失之于太过直言不讳了，从来照直说实话的人总是招尤惹嫌的。当然，如果马基雅维利只是单纯地记录一些权谋之道的话，那他仅仅能算一个工于心计的二流政论家而已。事实上，他的权谋之道是建筑在一定的政治哲学拜论基础之上的，这就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政治学之父。
除了《君主论》，马基雅维利还写过一系列有关著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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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反对柏拉图空想的“理想国”
，也反对基督教会的“君权神授论”
，主张加强君主的权力以实现国家的统一，鼓吹政治自由和废除一切封建特权的平等。他虽然把个人看成国家实施统治必须加以利用的对象，但他告诫君主不要侵犯个人的私有财产，否则将激起顽强的反抗而难以维持统治。显然，保护私有财产的主张虽然基于实用化的政治策略考虑，但它确实提到了一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原则，顺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需要，这是近代个人主义精神在政治理论中萌芽的一个先兆。而他所宣扬的君主专制，目的旨在于消除封建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扫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他所张扬的权术恰恰是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目的而提出的一些从政谋略。
直到今天，在西方文字里，“马基雅维利”这个词儿已经带上了几分“阴谋奸诈、玩弄权术”的意思。然而，在马基雅维利的墓碑上却镌刻着如此堂而皇之的铭文：“这位伟人的名字足令任何墓志铭白费唇舌。”
难道历史果真如此地让人自相矛盾的吗？莫非马基雅维利的确是一个现代人的“罪恶的导师”？
人文主义在意大利沸沸扬扬一段时期后，逐渐波及整个欧洲大陆和英伦三岛，到处都激起反响与共鸣，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思潮流到荷兰，爱拉斯谟立时推出了名著《愚人颂》，痛快淋漓地嘲讽教皇、僧侣和贵族的腐败愚蠢与违反人性，抨击经院哲学的虚伪和教条，同时颂扬种种被教会斥之为“愚行”的日常生活，呼吁人性的解放。他的思想震撼了西欧，而《愚人颂》一书更轰动一时，光作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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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时便再版４０次。
在法国，作家蒙田使出怀疑主义这一利器，号召人们学会怀疑和否定，以此来批判神学教条和教会权威。他更打出幸福主义和个人主义来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报应说。这些思想对后来的笛卡尔哲学和１８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西班牙人微未斯竟斗胆在太岁头上动土，对无人敢于触及的《圣经》大加鞭挞。后虽遭教会禁止，但其义士壮行仍十分令人钦佩。
身居英国大法官高位的莫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
，因反对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而人头落地，但他的《乌托邦》一书却使他名扬四海。
通过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之口，莫尔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图景：男女平等、信仰自由、财产公有、民主政治。这样一幅未成熟的空想社会主义草图，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它将中世纪的思想根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同时，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也为世俗的政治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主义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当然，两人的政治主张几乎是背道而弛的：马基雅维利呼吁维护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