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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现出惊愕甚至愤慨那样，因为这些东西既有异于我们的经验，又违背我们现有的科学知识。
哥白尼以大量实际观察所得到的实验材料为依据，而且用严格的数字计算和逻辑推演，论证了太阳是宇宙的中心。
而地球作为一颗行星与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公转。这样，亚里斯塔克的“日心说”就获得了更为严谨的科学形态，从而与“地心说”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根据“日心说”
，地球之所以显得不动，是因为我们作为观察者就站在地球上，只能看到太阳在运动而觉察不出地球在动，犹如我们坐在船上航行于江中，只觉得船不动而江岸迅速向后移动一样。托勒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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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正是把假象当成了真理。
可以预料，太阳中心理论的提出，将会彻底摧毁中世纪的宇宙观，从而危及基督教神学的许多重要教条和观念。
《天体运行论》像一根竹竿，直捅进欧洲人心底里的马蜂窝，立刻引起一片混乱和强烈的反应。试想，如果有朝一日，一位科学家言之凿凿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地球，只不过外星人玩泥巴时捏成一个小泥球，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骂哥白尼是邪恶的异教徒，因陈守旧、眼光狭窄的科学家将日心说斥之为伪科学，而最强烈的反应来自惧怕革新的教会，教皇当即出面宣布《天体运行论》为禁书。
以致于形成如此严峻的态势：无论何人，只要再提起哥白尼的名字、再坚持日心说的理论，必将受到审判，甚至格杀勿论。
然而，在文艺复兴中已经启动的自由思维不会嘎然而止，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追求真理的近代学术精神开始形成，教会的淫威阻挡不住科学家勇于探索的激情。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Ｋｅｐｌｅｒ，１５７１—１６３０）
在暗暗地对哥白尼的理论作出修正，将行星的运行轨道由圆形订正为椭圆形，更精确地阐明了行星饶日运转的基本规律。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改进了在荷兰刚刚发明的望远镜，以之观察到大量新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这可就激怒了宗教裁判所，伽利略被迫签字，收回和否认自己的主张。可是，当他签完字，背过身去，依然悻悻地喃喃自语道：“反正地球仍旧在转动。”表面的屈服，掩饰不了内心的真实信念。不过，天主教会确实成功地压制了意大利的科学活动达几个世纪之久，伽利略以后，意大利似乎再也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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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过享誉世界的伟大科学家，直到２０世纪原子弹之父费米出现为止。
在哲学上勇敢地捍卫哥白尼学说的是意大利修士布鲁诺（Ｇ。
Ｂｒｕｎｏ，１５４８—１６０）。他同意地球绕太阳运转，但又指出太阳本身也在绕着自己的轴旋转。他纠正哥白尼将太阳看作为宇宙中心的错误，否认宇宙有中心，因为宇宙时间上无穷无尽、空间上无边无际，根本不可能有中心，也不会有边缘；山外有山楼外楼，太阳系以外还有无限多的星系。当然，布鲁诺这些思想只是哲学上的猜测，并没有得到严谨的科学证明。
这些观点与他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是紧密相关的。
由于他的这些思想，很快他就被告为“异端”
，开除教籍，被迫离开意大利，流落瑞士、英国、法国和德国长达１５年之久。
后来当他一脚踏回意大利时，立刻就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威迫他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却誓不低头，结果被判处死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教会的刽子手点燃了企图消灭真理的烈火，不屈的布鲁诺在熊熊的烈焰中大声疾呼：“大火不可能把我征服，未来的世界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的！”他的遗言无比正确，历史永远记住了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这些伟大的名字，同时也记取了这样的教训：在文化专制时代，任何思想上的进步，往往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哥白尼的学说在理论上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它把行星公转轨道描述为圆形的这个错误，后来被开普勒所修正；而他将太阳确定为宇宙的中心这个基本假定，仍然没有摆脱从人的角度看世界的“人类中心”的思维模式，这曾为布鲁诺所指正，今天人们已不再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尽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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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缺点，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毕竟是天文学乃至人类思想上的一个重大革命，它不仅直接打击了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而且树立了理论上大胆革新的精神典范，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意义远不止天文学上一种新理论代替旧理论那么简单，而具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人们很有理由将之称为“哥白尼的革命”。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既是古代科学传统的复兴，又是应用崭新方法的结果。古希腊罗马的科学基本上依赖于感官的直接观察，同时运用演绎逻辑来解说事物现象。由于过分依赖于直接经验，使人的认识大受限制，许多现象人们都无法接触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只好依靠逻辑，用三段论来补充经验的不足，作出一些不合实际的推论，那实际就只能是某些主观臆想而已。亚里士多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等学科中就包含有不少这一类主观东西。
当然，希腊学术同时又有一种有力的思想传统，那便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学方法。数学的方法将事物抽象为数的结构，通过数的结构来了解世界、把握真理，这恐怕是人类所能想到的认识宇宙、控制环境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了。文艺复兴时，这种数学传统重新复活，并得到深入的发展，成为自然科学家解释和构造事物结构和宇宙图景的强有力的思想工具，无论是天文学、还是物理学和化学，任何东西倘若不能还原为一组数的结构（公式）
，那便不成之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正是在这种方法的应用中逐步被瓦解的。
另外，近代科学也继承了古代科学强于观察的传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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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发展出的新的实验方法，运用新的科学仪器（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等）
，充分发挥理性的功能，创造各种有效的手段和一定的条件与环境，积极而深入去观察和探测自然现象，打破了感官直接经验的局限性和被动性，为人们打开了许许多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因此，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可以说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和最有力的手段。这两种方法的推广和应用加速了近代科学的发展。由哥白尼首开先河的近代实验科学，首先从天文学打开一个缺口，继而向着物理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等学科迅猛进发，挣脱神学和旧科学的束缚，不断争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和空间，使科学由依附于（经院）哲学的论证上帝的工具，变为认识事物、理解世界和改变宇宙的重要手段。
与科学的突飞猛进相反，哲学论坛似乎格外的平静。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各个领域英才辈出、群星荟萃，唯独重要的哲学家始终难产不出，伟大的哲学著作也不曾出现。对哲学而言，十五六世纪并非一个辉煌的时代。也许哲学需要文化的积累和思想的突破，也许哲学家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咀嚼和反思喷薄而出、滚滚而来的各种文化和科学成果，历史正在焦心地等待着哲人对时代的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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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经验世界的起跑线上
一、培根：新工具的锻造者
１５６１年１月２２日，英国伦敦一座巍峨壮丽的勋爵宅邸——约克宫里，一个婴儿呱呱堕地的声音仿佛向全世界宣告：一个能够理解文艺复兴全部思想奥秘的哲学天才诞生了。
他的名字叫弗兰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１５６１—１６２６）。如同布什（Ｂｕｓｈ）是灌木，史密斯（Ｓｍｉｔｈ）是铁匠一样，在英文中培根（Ｂａｃｏｎ）
的原义便是咸肉和熏肉。
不过，你可不要由此就食指大动，以为可以饱餐一顿了。因为咱们的培根先生可曾是大权在握的英国大法官，一个不当心，很有可能判你个午门斩首的极刑。
培根降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培根勋爵做了２０年的掌玺大臣，母亲也是贵族子女，还是一位语言专家，她对儿子的教育可谓不遗余力。天资聪颖的培根，又有着优越的家庭背景，前景自然是无比远大的。
１２岁时，他被送进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仅仅呆了３年，他就对那里的课文和教学方法深恶痛绝，尤为反感对亚里士多德没完没了的崇拜。这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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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情绪使他年纪轻轻就立定主意，要将哲学从经院哲学的烦琐争论中解脱出来，走上一条启迪人类智慧并能增进他们利益的更富于成果的道路。这是他后来在政治之外献身哲学著述的深沉的精神动力所在。
１６岁那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国大使的随员，使他有机会学会法文，并游历欧洲大陆。
年轻的外交官踌躇满志，满心希望能在外交界一展所长、出人头地。谁知两年之后，他被急召回国，顿然惊悉父亲已经逝世。忽然之间，这位享尽了荣华富贵的公子哥儿发现，自己已经沦落为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去当了律师，同时用他那言词优美的文笔写了几封信，恳求他那些身居高位的亲戚们设法为他加官晋级。但自命不凡的年青人没有如愿以偿。
几年以后，赤手空拳的他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他那有条不紊、简明生动的口才帮了他大忙，征服了许多选民的心，２３岁时他被选进了英国国会。自此，他便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一步步逼近权力的顶峰，先是首席检察官，然后是掌玺大臣，最后官至大法官，并被授封为男爵和子爵。可是，这一宝座还没坐热，他又遇到了厄运：由于党派间的争斗，他被人控告贪污受贿。其实，在当时接受馈赠是一种极平常的事，但培根不作辩护，承认指控。结果被囚禁于伦敦塔，四天后出狱，从此脱离政治舞台，过着从事写作和研究的退隐生活。
培根大半生都在官场上度过，但这并不妨碍他为张扬知识、促进科学事业而奔走呼号，相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政治上的显赫地位有助于他的科学活动。事实证明，这是真的。当然，他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别人轻松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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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地享受生活乐趣之时，他不得不在繁忙的公事之余拔冗从事研究著述，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发展科学的主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培根并非专家学者，而是一个业余作家，他自小就雄心勃勃，发誓要占领整个知识领地、为人类造福的“业余思想家”
，终其一生都在为驱散中世纪的神学迷雾、使新兴的自然科学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而奋斗拼搏。
一般人知道培根，是因为他所说过的一句千古名言：“知识就是力量”
；对西方文化稍有了解的人认识培根，是因为他那本字字珠玑、脍灸人口的《论说文集》，一段隽永的箴言：“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聪慧；数学使人精明；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深深地印在了他们脑海；而哲学家和科学家记得培根，是因为他在那个伽利略低头认错、布鲁诺葬身火海的黑暗年代，敢于义无反顾地为推进科学而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培根明确认识到，要在全社会推行爱好知识、崇尚科学的风气，为新兴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铺平道路，文化上的拨乱反正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件工作。他自己在这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发扬了其同姓前辈罗吉尔。培根以及奥康的思想传统，举起锋利无比的砍刀，对阻碍科学发展的经院哲学大开杀戒。他指出，经院哲学死抱着神明不放，使人远离了自然，完全堵死了认识自然的通道。它的两大缺陷便是原地踏步和不能产生实际效果，只能引起喧嚣不休的论争。因此，必须抛弃这个不能生儿育女的“修道尼姑”
，使哲学重新面对自然、为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而提供可行的方法。他响亮地提出“知识就是力量”
，“建立人对万物统治的帝国”的口号。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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