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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些陈述虽不能直接证实,但可以间接证实,比如命题P1“这把钥匙是铁制的”
,限于手头的工具我们无法通过测量比重或分子结构来验证它到底是不是铁制的,但如果我们手头有一块磁石,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钥匙放在磁石边,如果它把钥匙吸住了,那么它就是铁制的,这就是间接证实。
这里面有一个推导过程:P1“这把钥匙是铁制的。”这是一有待验证的命题。
P2“如果一个铁制的东西置于磁石附近,就会被吸住。”
这是已被证实了物理定律。
P3“这个物体是块磁石”。这是已证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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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这把钥匙放在磁石附近”。
这是现在由我们观察直接证实的。
从这4个前提中我们就会推出结论:P5“这把钥匙将被磁石吸住。”
作为意义标准的证实原则一旦确立,那么一切陈述如要有意义就得通过这一关的检验。证实原则就好比照妖镜,一切似是而非的伪命题,一切形而上学命题都在它面前原形毕露了。无意义的伪命题有两种,第一类是在句法结构正确的陈述中出现了无意义的词。这些无意义的词充斥于形而上学的文献中,诸如“本原”
、“无条件者”
、“虚无”
、“理念”
、“物自体”
、“绝对精神”
、“绝对”
、“本质”
、“自在的存在”
、“无限”
、“非存在”
、“神”
、“天使”等等。就以神为例吧,在神话里,神这个词还是有意义的,它有时是指一些物质性的东西,它被供奉在奥林匹斯山上、天上或地上,总之它在一个可观察的范围内施展自己的力,因而在经验上是可以证实的。尽管它是假的,但毕竟却是有意义的。但形而上学中的神,完全指一种超验的东西,它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神存在”并不是错的,也并不存在违背不违背自然科学的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但我们一定要注意这并不表明维也纳学派赞成无神论,因为按照意义标准来衡量,说“神不存在”的无神论与说“神存在”的有神论同样都是无意义的。
第二类无意义的伪命题是本身有着意义的词,却以一种不合句法规则的方式组合起来的陈述。比如(1)“凯撒是和”
(2)
“凯撒是一个质数”
,句子(1)的构成是违反句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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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句法规则要求第三个位置不可用连词,而应用名词和形容词才有意义,如“凯撒是一位将军”
,“凯撒是勇敢的”。句子(2)在句法上是正确的,但依然是无意义的,因为质数是数的特征,不能用来说明人,因此(2)看似一个命题,实则不断定任何东西。因此,当形而上学声称以研究超验的本质领域为己任时,这种研究的结果因其在原则上是不可证实的而变得毫无意义。形而上学是一门空洞无物的学科。它的问题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命题既不是对的,也不是错的,而是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因而必须予以拒斥。
如果说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地拼凑在一起的词,那么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人,其中不乏聪明绝顶的人士,在形而上学上花费了那么多精力与热忱,这又作何解释呢?如果形而上学的书籍的内容连错误都称不上而是空洞无物,那又如何解释它们至今还给读者如此强大的影响这一事实呢?
原来形而上学虽然不具备理论方面的内容,虽然不是对存在事态的表述,但毕竟还是有其内容,它是对人生总态的表达。
语言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表达作用,一种是表述作用。
比如“祖国啊,母亲!”只是表达了一种对祖国的感情,绝不是对祖国的性别的一种表述。
一首其中出现“阳光”
、“彩霞”
等词的抒情诗也并不是在告诉人们气象学的知识,而是在表达诗人的某种情感,它不具表述的意义,不具理论的意义,它不包含知识。同样,形而上学命题像抒情一样,只有一种表达作用,没有表述作用,它们既不包含知识,也不包含错误,它们完全处在知识的领域之外,处于真或假的讨论之外。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或可表达一种和谐宁静的生活方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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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或可表达一个把生活看作是永恒的斗争的人的情绪状态;唯物论常常是心理学家称之为外向的那种性格类型的征象,它是以容易与人和物发生联系为其特征的,唯心论是一种对应的所谓内向性格类型的征象,这种性格类型倾向于从不友好的世界退却而生活在他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中。但形而上学与抒情诗有一决定性的差别,通过形而上学的作品形式,形而上学冒充它本来不是的东西,形而上学家本人怀有一种幻想,认为形而上学的命题总谈了点什么东西,总表述了一些事态。
他们自己以为是真假王国中的游客呢。
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家为了反对其他同样自以为是的形而上学家而进行不断的论辩,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这样,不仅读者给欺骗了,而且形而上学家本人也给欺骗了。可是一位抒情诗人从不企图在自己的诗里驳倒其他诗人的陈述,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在艺术的领域里,而不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因此艺术才是表达基本态度的恰当手段,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手段,形而上学家努力幻想在一元论体系中表达的和谐的感情和态度,在莫扎特的音乐里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当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二元论体系里用语言表达他对人生二元的豪迈态度时,岂不是因为他缺乏贝多芬的才能,不能用恰当的手段表达这种态度吗?
形而上学家乃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乃是没有诗才的诗人。
他们有在理论环境中工作的强烈爱好,但它既不在科学领域里发挥这种爱好,又不能满足用艺术表达的要求,倒是混淆了这两个方面,弄出一种对知识既无贡献,对人生态度的表达又不相宜的怪物,形而上学可以休矣!哲学应该一劳永逸地对形而上学关上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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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伦理学呢?伦理学探讨的是人如何行动的知识,是对规范知识的探求,它究竟能否通过意义标准的检验这一关呢?对这个问题维也纳学派内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说,有的成员(以石里克为代表)认为伦理学是一门事实科学,它是从人性和生活的事实中产生的。是与实际的东西打交道,因而是有意义的。有的成员(以卡尔纳普为代表)则坚持认为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一样,也只是一种情感表达而已,没有任何认识意义,这就是所谓的“情感主义伦理学”
,这种伦理学思想在本世纪的哲学界颇有影响。
在情感主义伦理学家看来,伦理判断全是价值判断、规范判断,它不涉及任何事实,从“甲是瘦的”
(这是事实判断)根本推不出“甲是善的”
(这是价值判断)
,价值与事实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尽管我们可以运用道德来影响、指导个人的行为甚至建立道德法庭对个体行为加以评判,但无论如何道德判断本身并没有用来描述任何实际的事态,它只是在表达某种赞成与反对的态度。
很多人可能无法接受这个解释,比如说“杀人是不对的”这一道德判断难道不是对杀人这一事实所作的一种断定?
当然“杀人是不对的”和“天是晴的”形式上是相似的,都具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这也使人们误认为价值陈述是一个断定陈述,因而和“天是晴的”一样具有真假。实际上如果对之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杀人是不对的”原本就不是一个有认识意义的命题,它的真正表达是“不准杀人!”就像说“杀人啦,呸!”一样,并未说出任何真实或虚假的东西来,它只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而已。
原来伦理与价值之争只是趣味与态度之争,而不涉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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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实的内容。设想约翰和斯密斯这对爱争吵的老友在咖啡馆里见面了。约翰呷了一口咖啡,咂了一下嘴说“这咖啡是好的”。斯密斯听后跟着也呷了一口,却皱起了眉头,“这咖啡是不好的”。
于是两人就咖啡是好是坏发生一场争执,如果这时有一位情感主义伦理学家在场就说是古德曼吧,他就会出来打圆场了:“约翰先生,你说这咖啡是好的,好在哪里呀?”
“这个吗,它苦中带涩,喝起来很过瘾。”约翰答道。
“那么,斯密斯先生,你说这咖啡不好,为什么?”
“它又苦又涩,有什么好?”斯密斯抱怨道。现在轮到古德曼做总结了:两位先生对咖啡在认识方面是一致的,都认为它既苦且涩。因此二位所争根本不是事实之争乃是口味之争。
约翰先生无非想说,我喜欢它,你也喜欢吧;而斯密斯先生的意思是,我不喜欢它,你也别喜欢吧。
当然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杀人是不对的”
并不只是一种情感与态度的表达,它还暗含着:“如果你杀了人,你就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但是,这个陈述绝对不能从“杀人是不对的”这个陈述中推出来,它只能从人的性格和情绪反应的心理学陈述中推出来,这些陈述是可以证实的,是有意义的,但它属于心理学而不属于哲学。规范伦理学不管具有命令的形式(“你应当不应当……”)还是具有价值的形式(“……
A是好的坏的“)都是没有认识意义的,它和形而上学一样是A空调无物的。
传统的哲学地盘就这样被一一瓜分了。规范伦理学跟着形而上学一起被赶出哲学的大门在情感表达的艺术领域找到了栖身之地;与心理学相关的伦理学部分则跟着心理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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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进了事实表述的科学殿堂。
哲学只剩下一块逻辑学的孤岛,它唯一正当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以往混在人类知识系统中滥竽充数的形而上学与规范伦理学被清除出门就是逻辑分析的一大成果。
不过,逻辑分析不仅善于破坏形而上学的旧世界,而且它也善于建设科学知识的新世界。在这个经过逻辑分析的知识世界内部,所有的概念与命题都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因存在着某种推导关系而成为一个有机系统。
这个系统的基础是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这些基础概念并不是由其他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在经验中直接给予的。它是知识系统与实在接触的基点。毫无疑问,只有自己经验到的东西才能被看作是直接给予,是最明白、最可靠的。这种把个人的直接经验作为知识系统基础的程序就叫做“方法论上的唯我论”
,因为这种“唯我论”不是任何形而上学的意义,它并不是主张只有唯一的主体及其经验才被认为是存在的。它只是指出这样一种程序,即一切经验概念都应被还原到当下的“所予”
、还原到个人的直接观察,比如“目前,在我的视野中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形”。
这种通过观察而记录下的句子都是以个人感觉材料为出发点的,这样一种语言就称为“现象主义”
的语言。
这也是传统英国经验论所一直坚持的语言。
哲学的任务即是把一切知识都以一种最终可以还原到现象主义的语言形式表述出来,这样整个人类的知识系统都最终建立在直接给予的知识这一牢固的基础上了。
这种以现象主义语言统一科学的努力后来遇到了种种困难,这种语言本身带有的主观性色彩带来了极大模糊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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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患黄疸性肝炎的科学家将蓝色的天空依其个人的感觉经验而记录成“天是黄的”之时,当心理学家甲将A教授因学生直呼其名而面露不悦之色记录为“A发怒了”
,而心理学家乙将B教授因同事当众骂他“乌龟”而气得暴跳如雷也记录为“B发怒了”
之时,统一科学的理想主义者们能容忍这一切吗?
“物理主义”的语言便登场了,物理主义的语言是一种主体间的语言,因而也是一种普适性的语言,它是一种纯粹定量的语言,这样就完全避免了现象主义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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