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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一位考生坐在窗前看上海《时务报》。陈独秀稀罕，说：“等一会给我看看。”陈独秀以前没有接触康有为、梁启超。他将这张《时务报》读了又读，对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十分感兴趣。这一晚，他又没有睡好觉。
八月初七，考生进考棚考试。考棚被分隔成十余丈长的号筒，每个号筒隔成一个一个的号舍。每个号筒要住上近百个考生，号舍又低又矮，像鸽子笼似的排在那里。进考场时，考生吵吵嚷嚷，蜂拥而进，惟恐找不到号舍。陈独秀背着包袱左右顾盼，差一点被人挤倒，还是庆元拉他找到了号舍，代他领了试卷。这时，陈独秀已三魂丢掉二魂半。
陈独秀那条号筒紧对着一堵高墙，是一条长巷。考试分3场，一场3天，要考9天，所以考生都背了烧饭的家伙。进了号筒，考生便将铁锅挂在对面的墙上。８月的南京，正是火炉季节，中午烧饭，到处浓烟滚滚。考生为了避热，伸出身子，半探在号筒中答卷。考试第一场，庆元的先生还斯斯文文地穿着老布对襟褂子，其他考生早已把小褂子脱去了。
下午，陈独秀拿着卷子，冥思苦想，只见一个徐州大胖子全身一丝不挂，头上盘着辫子，脚踏一双破鞋，手拿试卷，在号筒中走来走去，大脑袋晃动着，口中还念念有词。陈独秀见了，像贾宝玉丢了通灵宝玉，发了一阵呆。没想到在大清朝的科举场，竟有这等有辱斯文的事。“妖孽！”陈独秀心里想。这时，赤条条的大胖子，摇晃到陈独秀号舍前，猛地一拍大腿，口中念道：“今科必中。”把气喘吁吁的陈独秀吓了一跳。
这一回，昭明太子没有帮陈独秀的忙，兄弟俩双双落榜。
关东遭丧乱
从南京回来，陈独秀与高晓岚完婚。婚礼那天，陈家亲族、本家来了不少人，陈独秀的大姐夫、商人吴向荣，小姐夫、画家姜筠之侄姜超甫都来了。婚礼杂事主要靠两位已出嫁的姐姐和嫂嫂张氏操持。高登科穿了皇帝赏他的马褂，请了不少当地有脸面的人到场。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小名小众）也从霍丘赶来参加姐姐的婚礼。陈、高两家热闹了几天，了却了一件心事。小众活泼可爱，和姐姐性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新婚燕尔，北方的寒流就南下了。陈独秀和高晓岚一个新潮、一个守旧，度完了蜜月，两人的话也说完了。慢慢的，高晓岚有事无事便到嫂子张氏屋里坐。陈独秀乐得清静，写他的《扬子江形势论略》新式文章。
1898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就在这一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第一个儿子陈延年在大南门培德巷东口一号出世了。因庆元的3个儿子比延年大，所以延年小名叫小四子。延年脑门阔，像陈独秀，瓜子脸像高晓岚。延年的出世，对高晓岚是个安慰。陈独秀年纪轻轻做了父亲，喜上眉梢。
这时嗣父陈昔凡回家省亲，临走提出带庆元、陈独秀弟兄俩去东北。陈独秀、庆元虽是秀才，都无事在家。陈昔凡脸色慈祥，眉清目秀，鼻隆耳大，一副富人吉相。他是光绪元年乙亥（1875）恩科举人，候升知府，在辽阳州任过班升道，分省补用，以知府赏戴翎。
一次，陈独秀随陈昔凡在东北乘火车，天黑大雨，几个喝醉酒的俄国士兵将中国人赶下火车。陈独秀问陈昔凡：“中国人买了车票，为什么还被赶下车？”陈昔凡叹了一口气，说：“还有打死中国人的事。”陈独秀追问：“华官为什么不管？”陈昔凡说：“管有什么用，路权已不属于我国。”陈昔凡关照说：“庆同，你年轻气盛，不要逞强。”
1899年年底，陈昔凡见义和团大闹山东，安排陈独秀兄弟俩回安庆。“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此时正是隆冬季节，一路天寒地冻，惊鸿四野。弟兄俩日夜兼程，风餐露宿。1900年春节前夕，赶回安庆。见到弟兄俩，一身重孝的高晓岚和张氏嚎陶大哭，原来母亲查氏已不在人世了。想到母亲孤苦零丁的死去，陈独秀靠在门边，泪如雨下。
第二年，陈独秀在安庆过了一年安静的日子。年底，高晓岚生下了女儿玉莹（筱秀）。
1901年春，东北安定后，陈昔凡带信要陈独秀和庆元再去。但这次，陈独秀决定去日本留学。初秋，庆元庆同弟兄俩相约启程。“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
这是弟兄俩最后一面。
第二章 天生的领袖（1901秋—1908冬）
青年励志社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日语。
头一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励志社”。陈独秀到东京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一次，清廷派官员到日本，励志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一班人争着当翻译，引起了陈独秀的反感，遂和张继退出了励志社。
秋去冬来，陈独秀和老乡桐城西乡（练潭乡）潘家楼人潘赞化一起回国。1902年初春，陈独秀回到了安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南水关道院内两幢毗连的房子。房基隔街临江，隔壁是李鸿章公馆。陈昔凡看上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这里建屋造园、怡养天年。
陈独秀回到安庆不久，与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青年励志社”。这些进步青年中，有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房秩五，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南京陆师学堂学生葛襄（葛涓仲）以及潘赞化、何春台等人。社址设在藏书楼。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清朝安庆地方当局的警觉，准备逮捕学社的为首分子。秋天，陈独秀和葛襄被迫离开安庆，途经南京、上海，再次去日本。陈独秀临行前，妻子高晓岚已有身孕。年底，高晓岚生了一个团团脸、活泼好动的儿子陈乔年，因为排在延年之后，取小名“小五子”。
陈独秀到南京后，和葛襄去江南陆师学堂见到了徽州人汪稀颜。经汪稀颜、葛襄的介绍，陈独秀认识了正在陆师学堂读书的章士钊。陈独秀告诉汪稀颜，自己写了2卷《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准备送到上海商务馆石印出版。
一个月后，汪稀颜给在芜湖搞图书发行的弟弟汪孟邹写信，称“陈仲甫”氏为“皖城志士”，说“此君现游日本，兄未到堂时，蒙见来访”。年底，汪稀颜猝然去世。陈独秀写了《哭汪稀颜》诗：“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秋天，陈独秀第二次来到日本。在日本，陈独秀认识了苏曼殊、冯自由等。苏曼殊生性豪放不羁，和陈独秀在一起，常常信马由缰，大谈特谈。
天渐寒冷后，一日，陈独秀、张继、潘赞化等人闲谈。张继说：“秦毓鎏，叶澜等人近日提出成立‘中国青年会’，问我们可有此意？”潘赞化说：“既然我们不参加励志社，不如正式宣布退出来，一起参加中国青年会。”陈独秀表示赞成。中国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正对他的胃口。
除夕之夜，陈独秀和潘赞化说：“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潘赞化知道陈独秀挂记高晓岚生产的事，劝他说：“嫂子不是头一胎，家里还有孟吉夫人，你还是放宽心吧。”陈独秀说：“倒也是。冒冒失失地回去了，清廷的爪牙说不定还要找我的麻烦。”
冬去春来，陈独秀又结识了留日学生中激进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人。往来较多的是赵伯先、潘璇华、葛温仲、周筠轩等。当时陆军学生监督姚昱是清政府的一个走卒，大伙瞧不起姚昱的奴颜媚骨，打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奴才。
1903年３月31日夜晚，东京到处散发着樱花芳香的气息。月光下树影憧憧，昆虫在嫩绿的草坪中嗡嗡作响，和偶然走过去的悉悉索索的脚步声交叠在一起，增加了夜的宁静。这时，有几个黑影轻手轻脚地闯进了姚昱的住室。只见抱腰的抱腰，捧头的捧头，捉手的捉手，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咯嚓一响，姚昱的辫子连辫根齐刷刷地被剪去。大家发一声喊，顷刻间人去辫空。原来，这抱腰的是张继，捧头的是邹容，执剪的是陈独秀。回到宿舍，陈独秀将手中的辫子扔到桌上，大口喘气地说：“这回出了一口恶气。”
当夜，他们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第二天，姚昱向清廷驻日本使节诉苦。不久，日本警方查出为首者是陈独秀、张继、邹容，旋即将3人驱逐出境。４月上旬，陈独秀、邹容、张继乘船到上海，一起去《苏报》编辑部看章士钊。
听了3人被逐经过，章士钊哈哈大笑，说：“你们来得正好，《苏报》打算增加革命宣传。不知你们有什么打算，我倒希望你们能留下来。”结果，邹容要写《革命军》，陈独秀急着要回家，只有张继答应留在《苏报》编辑部。
藏书楼演说
1903年４月底，陈独秀回到了安庆。6岁的延年已入私塾蒙馆读书，陈独秀我行我素，和新朋旧友谈天，他的住宅一时热热闹闹，又成了安庆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
一天，卫国桢、潘晋华等青年来陈独秀家闲谈。陈独秀说：“现在大家爱国情绪十分高涨，我有一个想法，写一个‘知启’，在藏书楼开一个演讲大会。你们看怎么样？”卫国桢、潘晋华等都说好。
５月17日中午，陈独秀冒雨来到藏书楼。南水关离藏书楼所在地孝肃路拐角头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陈独秀到时，楼里楼外已挤满了喧闹的青年学生。不少学生穿着淋湿的衣服，焦急地向前台张望。陈独秀登台，先讲他在东北耳闻目睹俄国士兵欺压华人的暴行，然后说：“我们与俄国人仇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我们人少力薄，要益于国事不能闭塞耳目，要消息灵通；要有爱国思想；要有健壮的体魄，提倡军人精神……”陈独秀演讲完毕，室内掌声雷动。接下来，卫国桢、潘晋华、潘旋华、葛光庭等人也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当场签名参加“安徽爱国会”的有126人，其中包括16岁的朱蕴山。
第二天，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不上课的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学生停止上课，公开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两江总督闻讯大惊失色，密令安徽巡抚密察为首者，务求早早缉拿归案，早日平息安徽风波。他在电令中称为首者“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安庆知府桂英接到两江总督电令，立即查封了藏书楼，并要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安徽大学堂总办以“议论拒俄，煽动是非”的罪名开除了十几个请假闹事的学生。
在桂英下手之际，陈独秀草草收拾行李，避往上海。
国民既风偃
1903年６月30日，上海警方因《苏报》刊登章炳麟写的《革命军》序，逮捕了章炳麟。第二天，《革命军》作者邹容愤而到巡捕房投案。7日，《苏报》被封闭。
《苏报》案发生后，章士钊、陈独秀、谢晓石、张继等人酝酿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
梅初里房子分楼上楼下两层，楼下是印刷场地，编辑住楼上。主笔是章行严，陈独秀、张继协助，撰述有何梅士、陈去病、金天翮、林解、谢无量、郭湛波等人。靠近窗台，有两张木桌，上面堆满了稿件和各种报纸。进门靠墙一边有张木床。编辑室来客，常常坐卧于床，和章士钊、陈独秀纵谈一切。
夏天，保定高等学堂的学生吴越、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等来到《国民日日报》社。听说吴越是桐城老乡，陈独秀十分高兴。这次交谈，两人一见如故。
９月初的一日，苏曼殊（子谷）来了。刚从日本回来的苏曼殊脸型瘦削，身材单薄，因为衣食无着，便留在编辑部翻译雨果的《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上连登。
一天，章士钊指着一叠稿子问苏曼殊：“子谷，你写的这些惨状是《惨社会》原来就有的么？”苏曼殊伸过头来看，说：“这是仲甫加上去的。”章士钊摇头说：“不好。翻译要讲信、达、雅。”陈独秀不以为然：“现在第一要紧的是把国人从睡梦中叫醒。信达雅的事，等以后没有事时，再坐下来慢慢译。”
深秋的一日，已是八九点钟，陈独秀还睡在床上，打着呼噜。“仲甫，起来了。”章士钊叫道。陈独秀眨了眨眼，问：“几点了？”“旭日临窗，少说也是卯时。”章士钊说。陈独秀从床上坐起，伸出胳膊穿上竹布蓝衫。在他的老布衬衣的领口上，有点点白色东西在蠕动，密集无数。章士钊诧异地问：“何耶？”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