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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龙很悻悻，他甚至还没能找到在这烂糟地方的立脚之地。“穷乐。逗贫。逗咳嗽。穷死的命。”他愤愤数落着，一边毫不避讳地在郝兽医血迹斑斑的手术床上躺下，“爷给你们表演睡觉打呼。”
阿译还未上场便已冷场。“那我给你们唱首歌吧。”他忸忸怩怩很不识趣地唱，“蝴蝶儿飞去心亦不在，凄清长夜谁来，拭泪满腮，是贪点儿依赖，贪一点爱……”
很难说清我们一位军装笔挺的少校捏着嗓子唱这么首歌，会如何折磨一群老粗的耳朵，尽管他真的是很凄婉――还没及打呼的迷龙猛烈地砸着床板，以致把那并不结实的床板给砸下来一块，他抄起那块床板冲着阿译扔了过去，若不是我拉得快，阿译已经被开瓢。
阿译的脸介乎铁青和惨白之间，而迷龙仍在不依不饶地大叫：“鸡皮疙瘩叫你嚎掉了一地！捡回来！”
阿译气得发抖，但面对的是迷龙，就我对阿译的了解，那也是吓的。迷龙看起来要没完，仗着迷龙对我稍好点儿，或者更该说是某种同情，我插科打诨，“各位看官，五湖四海的弟兄，孟小太爷给你们演一个妙手回春，伤势痊愈――咱表演吃药，吃磺胺。”我伸出了手，掌心里放着两颗得来不易的磺胺，另一只手上拿着水瓢。
一帮傻瓜啪啪地鼓掌。磺胺并不可能让我的伤势痊愈，这一切像小丑的闹剧。我颇有台风地把药放进了嘴里，我喝水，从瓢里看见自己，一个憔悴、狼狈、堕落的自己。
傻瓜们在拍巴掌，呱吱呱吱，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沉默的阿译嫉妒的看着我，从来没人这样为他叫好。迷龙冲我啪啪夹着大脚趾头，啪吱啪吱。我看着我的药。
这是我的药，不要脸得来的药。这是我的腿，不想被日本人拿走的腿。
我吞下了药，喝了水。“我觉得好多了！“我郑重地宣布，于是又迎来一阵支离破碎的掌声。我看着我的狐群狗党们，摇晃着坐下，然后我狠狠抽了自己的耳光，让他们沉默。
我炫耀，我忏悔，我不知道是在炫耀还是忏悔，“我偷了钱，买了药。我偷了个小姑娘的钱！”
那群混蛋们的反应是我意料之中的，加倍地鼓掌，跺着脚，夹着“财色兼收啊”“不要脸的”这类吼叫。
“我本该跟她拍胸脯，告诉她：‘放心，我把你哥找回来。’要麻你别乐得跟个破尿壶似的，她哥是你们川军团的，一个姓陈的连长。我倒是让她放心了，然后，偷光她的钱。”
没有用的，那帮混蛋“好啊好啊“地继续跺着脚和吹口哨，今晚的油腻让他们比哪天都要更有活力，这让我的忏悔完全成为了炫耀，事实上呢――我也不知道。
我得喊回去才能让他们听到，“要麻！你瓜娃子的认得个姓陈的连长吗？瘦瘦的，挺白净，二十来岁！”
要麻舔了舔仍带着油光的嘴唇，“川军团全死光了撒。我哪认得啥子连长？。嗳，我认得你个瓜娃子，嗳，你讲的莫不是你自己吧？跟我们咱妹子称哥叫妹的不安好心嘞。”
又是好啊好啊和跺脚吹口哨。我得尽力才能压倒他们，“我是一个混蛋！”
迷龙就吼了回来，“喊什么喊？你虎啊？”
于是一切都平静下来，我虽然仍绷着脸，但被康丫用大拇指把嘴角快扒到了耳根，我的眼睑被他用食指翻得与嘴角快要齐平，让我像足悲伤而愤怒的小丑。
我在那样的一个丑态中被康丫玩弄我的脸皮。就是这样，你造了很多孽，但总被原谅，偶尔你会愤怒，你想这样也行？但就是这样也行。最后你只好想有人比你造了更多的孽，比如说那些让我们一无所有投入战场的官员――你已经屈服了，就这么简单。
混球们在取笑着我的丑态，但一个声音让他们慢慢歇止，那是刚从屋里出来的郝兽医在用勺敲打着空碗。老头子很沉静，他一直在看着我们，但那样的沉静并不能让我们安宁。
郝兽医得到足够的注意后便开口说：“有个事说说吧。我们要被整编了，就最近。”
不辣干净利落地呸回去，“扯卵谈。”这完全代表我们在第一时间内的态度。
郝兽医不笑，因为我们随时打算颠覆他的认真，“扯不过你们。这种事我不会乱说的，我总还算是这地头上仅此一个的医生。”
康丫嘲笑道：“兽医！”
他被躺着的迷龙踹了一脚，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老郝要说的全无兴趣。
郝老头苦笑着说：“病的是你们，治的是我，说我是妇科也只好认命――不讲口水话，今儿有军官来找我，说是要了解散兵的健康情况。他说还会来，还说要打仗。”
沉默。我打了个寒噤。
我总是看见马驴儿那帮货在对着一辆坦克做愚蠢的冲杀，我生平所见最壮烈的场景亦让我胆裂心寒。
“我不想再去北边了。”我愣了一会儿，发现所有人都在瞪着我，于是我明白刚才是我自己在说话。
郝兽医解释：“谁说的北边？南边。是去南边，缅甸。”
沉默。沉默中蛇屁股去摸郝兽医的额头，被勺子给揍了，老头儿心好，可不妨碍其嘴损和手狠。
蛇屁股舔着自己的手，好像唾沫可以止痛，“兽医啊，你要是也病了，我给你煲骨头汤。”
要麻同意，“是啊。缅甸，那就是远征军，嫡系去的。英国人帮忙，美国人出钱出枪，啥都有，啥都不缺，这样的肥差美差，后娘养的你我，轮得上？”
不辣附和，“兽医睡觉吧，兽医累糊涂了。”
阿译用他的方式表示了质疑，“他们又打了个大胜仗。英国人都服了。”
我难以忍受阿译的词不达意，替他向大家解释说：“阿译的意思是说，这么大的胜仗，跟我们这帮杂牌军绝没相干。”
阿译看了我一眼，很想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但他恰巧就是这个意思。
郝兽医并不打算被我们这堆杂牌军推倒，“大概就是要补充兵源，要拿咱们补充兵源，就准是那边伤亡惨重，伤亡惨重就准是没有吵吵的那么大胜。敌军几个月就玩儿完啦，这种话鬼子说，我们也说，都信不得的。”
我们沉默，老头子从下午想到至今，说出来的也是最理智的，正因如此我们沉默。
“就是整一堆炮灰呗！沤出了蘑菇的木头脑袋疙瘩才去！”迷龙鬼叫，他的话伴随着动静巨大的起床，他离开了我们，一路踢凳子推桌子的怒气。
我们愣着，我们看着彼此，这回我们中没有人昏昏欲睡或者嘻笑怒骂。我们无法像迷龙那样干脆地做决定，因为从1931年流亡入关，他已经失望了十一年。我们苍老但不像他那么苍老。远征军是我们的骄傲，即算炮灰也是装备精良的炮灰。做炮灰还是沤蘑菇，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阿译泥雕木塑了一会儿，说：“我要去。我要带着军队从缅甸打回上海。我要给家父报仇。”
然后他蹲在地上哭泣。我们沉默。我开始觉得他的进军路线有点儿匪夷所思，而说话也颇为不自量力，主要是我不想沉默，这样的沉默如同刀割，于是我便打破沉默，刻薄地说：“进军路线有点儿问题，往缅甸打下去很快就下海了，不是上海。”
阿译气恼而尖声地反驳：“我知道啦！”
“……我是一定不会去的。我死过一次了。”我宣言，我离开。只是我尽力在掩饰我那条拖着的左腿。而他们看着我掩饰我的左腿――之前，我一向拖得极为自在，并且以苦作乐地想，小太爷拖出了自己的风格。'）；
第十二章
我在门廊下，属于自己的那小块角落里躺下。我的腿让我躺得很吃力。今天晚上也会睡得很吃力，但我决定让自己睡着。
阿译在照料他的花树，或者说他不打算让自己睡着。
我一直在看着那条肿得只能斜岔开的左腿，这里晚上的空气潮湿之极，不是下雨却几乎可以清晰看见空气中飘浮的水分子，我看着门廊外飘落的水汽。我一直抓着那个小小的药瓶，瓶子里装得并不满，细碎地在响。我有一条溃烂的腿，像阿译的树一样，它跟别人并不相干。我还有二十粒的磺胺，都在这儿了，弃学从军四年来我得到的全部东西。
在这个清晨的雨雾中，我站得离巷口很远，与其说我很闲散不如说我更像一个窥视者，今天进进出出收容站的人们有些不同于往常，他们多少试图把军装穿得像件军装，而门口的哨兵也居然像个哨兵，他们以前都是把屁股落座在沙袋工事上的。
我一直等到我等的人出来，那是郝兽医，他拖着一辆车，车把上的挽带拖在他的肩上，车上有两具草席掩映下的尸体，老头子要将死人拖上收容站后边的小山上埋葬，他做这件事做得很吃力，但不会有人帮他，大多数人都饿没了体力。
我在郝兽医已经离开巷口一段后慢慢跟了上去，然后接过了他的半副挽带。老头儿用一种并不惊讶的表情接受了我的帮助，在我们慢慢蹭向埋死人的小山时他不发一言。
“一晚上就死俩。那你要送终的就七个了？”
郝兽医对我的计算提出纠正，“早上又来了个疟疾。八个。”
我们不再说话，走向他们的坟墓。
我们并没有力气爬上收容站后并不高的山顶，也没有力气为死人刨太深的坑，实际上当刨好一个坑时我们只有乞求不要有此地常有的暴雨，它很可能把我们辛苦埋下的尸骸曝光于泥石之中。
刨好两个并排的坑后，郝兽医不得不稍事休息，他开始把他带上来的两块木牌子削出可插入地下的尖端。“贵州省武陵县，二等兵冯义”、“热河省赤峰县，上等兵张保昌”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使用过的名字和身份。半山腰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褪色的墨迹说明了郝兽医为死人归宿所做的努力多半将会是徒劳。我没去加入他，而是用工具加固因昨夜雨水而总是塌陷的土层。
郝兽医完成了他手上的工作后便开始看着我。我拖着一条腿，但是干得很专心，好像这山上就我一人。
老头儿直愣愣地看着我，“你要干啥？”
我看着他，干净而无辜地看回去，“干啥？”
“死人的事你从来都不管的。昨天整那一锅子是见了点儿油，可也不至于让你有心来为死人抡锹把子。”
我做作地叹一口气却叹成了真诚，因为我本来就很想叹气，“聊尽人事而已。”
郝兽医揶揄我，“咋就突然想起人事这出来了呢？”
我看了看他，老头儿不傻，其实老头儿很精，否则他在我们中间会混成另一个阿译――我得小心。我用锹整着土，我不看他，放松是一种技巧。我看着土，说：“不想再这么活着了。我烂的是腿，不能整个人都烂掉。”
我不用抬头也能想得到老头子的表情，忠厚中忽现一丝狡黠，似乎感动，其实是惋惜，“烦啦，我活到五十六了。”
我擅长装傻扮痴，“再活三十二年，我也五十六了。”
老头子不打算跟着我一起装傻，“不管兽医还是人医吧，我是医生呢。烦啦，我跟你说，医生眼里吧，普天下人都是病人。你有病，想我帮你治，你就得说实话。病人怎么能跟医生耍鬼呢？那就是病人并不想好。”
我并不想说，我去停在土道上的车边，我拖他们其中一个的尸体，郝兽医过来帮我，我们让那具尸体进了土坑。郝兽医累得在坑边坐了下来，我也累，但我没坐在老头儿身边，坐在老头身边儿是个考验。
“张保昌，热河赤峰来的，很远呢，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一准儿不想埋在这，这太湿了，也没羊。我是西安人，在西安生到四十六岁，想儿子才搬来中原地方。可我想能埋在西安郊外。你呢，烦啦？”
我开始往张保昌身上盖土，这至少可以缭乱老头的思维，“我还没想死呢。”
郝兽医爬开，避开我抛的土，“二十四的人是不好想这个。想什么吧？直说。”
“想上进。”
“谁头三周就给父母乡亲写了遗书寄回去呢？明明就在收容站里耗太阳耗月亮，倒跟爹妈说大战在即，铁定成仁。这么个上进。”老头子在乐，他在惹我，并且他成功了，我再无法装得阳光，我带一张阴郁的脸，愤愤往张保昌身上抛洒湿土。
写遗书，是全军尽墨后我在愤世嫉俗中干的傻事，一封千秋英烈杀身成仁的遗书甩回去，省得再听到来自父母、来自未婚妻文黛、来自校友们的勉励和鞭策。被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痛地称为国之脊梁，我宁可做足死人。
我阴郁甚至是暴戾地说：“就想他妈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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