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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得到赏识和重用，遭受惩罚和怀疑的人是偶然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而得不到赏识和重用。孔子七十多个门徒，其中之一的颜回短命而死。孔子说：“颜回不幸啊，短命早死了！”短命称作“不幸”，可知长命的人是偶然得福，短命的人是不能侥幸免祸的。奉行圣贤之道，讲习仁义之业，应当得到福吉和保佑。可是事实却不一定这样。孔子的另一个门徒伯牛有麻风病，也和颜回同一种情况，都不能够侥幸免祸。
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荏笮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举火行有适然也。由是以论，痈疽之发，亦一实也。气结阏积，聚为痈；溃为疽创，流血出脓，岂痈疽所发，身之善穴哉？营卫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猎者张罗，百兽群扰，或得或失。渔者罾江河之鱼，或存或亡。或奸盗大辟而不知，或罚赎小罪而发觉。
释义：蝼蛄和蚂蚁在地上爬行，人抬起脚在它们身上走过。脚踩过的地方的蝼蛄和蚂蚁都被压死了，脚没有踩到的地方的蝼蛄和蚂蚁完好无损，火烧野草，被车轮辗轧过的野草，火烧不到。社会上一般的人或许会因此高兴，把它们命名为“幸草”。其实，脚没有踩到的蝼蚁，火没有烧到的野草，不一定是好的蝼蚁和野草，只不过是火烧起来、人走在路上，恰好是这样罢了。因此可以说，毒疮的发作，也属同一种情况。血气郁结，阻塞不通，聚积成了毒疮，烂了就成疽疮，流血触脓。难道毒疮发作的地方，不是人身体的良好部位吗？只不过是手足六阴六阳之脉的营卫周行碰巧不通罢了。蜘蛛织结蛛网，飞虫经过它，有的飞虫逃脱了，有的飞虫被捕获；猎人张开罗网，各种野兽狂奔乱跑，有的野兽被猎获，有的野兽脱身了；打渔的人用渔网捕捉江湖里的鱼，有的鱼幸存，有的鱼死亡。有的人犯了奸淫、偷盗这样的严重罪行不被人察觉，有的人犯了点小罪却被人发觉了。
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侥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则夫顺道而触者，为不幸矣。立岩墙之下，为坏所压；蹈圻岸之上，为崩所坠，轻遇无端，故为不幸。鲁城门久朽欲顿，孔子过之，趋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恶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过遭坏，可谓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又曰：“君子处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释义：给人带来灾难的气施加给人，也是这一类情况。“不幸”的人遭受灾气而死，“有幸”的人避免逃脱灾气而生。不幸，就是不能侥幸得福免祸。孔子说：“人之所以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人世，是因为正直，不正直的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侥幸得福免祸。”那么顺应天道而遭受灾祸的人就是“不幸”的人了。站在危墙的下面，被正在倒塌的墙压住了；踩在裂开的堤岸的上面，被正在崩裂的堤岸弄得往下坠落。突然地遭遇意外的灾祸，所以是“不幸”。鲁国的城门朽坏了好久，快要塌了，孔子经过这里，快步疾走。跟随孔子左右的门徒说：“虽然城门已经朽坏很久了，但还不至于马上就倒塌。”孔子说：“我正是担心它朽坏的时间久了，有可能马上倒塌。”孔子已经是非常地戒备谨慎，如果他经过城门的时候，恰好城门倒塌，可以说是“不幸”了。所以孔子说：“君子有不幸而无有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孔子又说：“君子走正道。听天由命；小人走歪门邪道，只能侥幸得福免祸。
俱禀元气，或独为人，或为禽兽。并为人，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贵至封侯，贱至奴仆。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祸福不钧；并为仁义，利害不同。晋文修文德，徐偃行仁义，文公以赏赐，偃王以破灭。鲁人为父报仇，安行不走，追者舍之；牛缺为盗所夺，和意不恐，盗还杀之。文德与仁义同，不走与不恐等，然文公、鲁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祸者，文公、鲁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
释义：同样的禀承元气，有的独独做了人，有的却成了飞禽走兽。同样地做了人，有的尊贵有的卑贱，有的贫穷有的富裕。富裕的或许积累了大量财富，贫穷的或许乞食糊口；尊贵的贵到封候的地步，卑贱的贱到为人奴仆。这不是天施放气的时候有偏袒，而是人和物所禀之气有厚薄啊。同样地推行道德，遭受的祸福却不一样；同样地实行仁义，得到的利害也不一样。晋文公修文德，徐偃王行仁义，两人的遭遇却不相同。晋文公由于修文德而受到赏赐，徐偃王由于行仁义而丧家灭国。鲁国有一个为父亲报仇，杀了仇人后，慢走不跑，追赶他的人放弃了追赶；牛缺被强盗抢劫，他顺从地把财物、车马和衣被给了强盗，一点也不害怕，强盗返回来杀了他。修文德和行仁义相同，不跑和不害怕一样，可是晋文公、鲁国人得福，徐偃王、牛缺却遭祸，这是由于晋文公、鲁国人“幸”，徐偃王、牛缺“不幸”啊！
韩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觉而问之，知典冠爱己也，以越职之故，加之以罪。卫之骖乘者，见御者之过，从后呼车，有救危之义，不被其罪。夫骖乘之呼车，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车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发于心。然而于韩有罪，于卫为忠，骖乘偶，典冠不偶也。
释义：韩昭候喝醉了酒，躺下睡觉，恐其着凉，典冠拿衣服给韩昭候盖上，韩昭候睡醒询问这件事，知道典冠爱护自己，但因为典冠越职的缘故，只能处罚他。卫国的骖乘看见驾驭车马的人有失误，在后面帮着叫喊赶马车，典冠拿衣服给韩昭候盖上，都是出于一个意图，盖衣服是唯恐君主着凉，叫喊赶马车是唯恐上司危险，仁爱的感情都是发自内心。可是两种情况的结果却不一样，在韩国加衣有罪责，在卫国呼车是忠诚，这是由于骖乘“偶”，典冠“不偶”啊！
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钴。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俱之火也，或烁脂烛，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涂轩户。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恶同，遭为人用，其不幸偶，犹可伤痛，况含精气之徒乎！
释义：不只是人有幸偶，万物都有这种情况。长达数仞的竹子，大到两人合抱的树木，工匠把它们割裂开来使用，有的做成器物被使用，有的遗留下来被抛弃。并不是工匠有爱憎之心，而是在割裂竹子、树木的过程中，刀斧的动作有偶然性。烹煮谷物做成饭，再把饭酿成酒。酒酿成了，有的酒甜，有的酒苦；饭蒸好了，有的饭熟，有的饭夹生。并不是厨师和酿酒的人有意识地使它们有差异，而是在煮饭、酿酒的过程中。手的动作有偶然性。软硬合适的饭盛在不同的筐里，甜酒装在不同的酒器里。虫掉进去的酒器，酒丢掉了不再喝它；老鼠爬过的饭筐，饭扔掉了不再吃它。各种草类，对人都有好处。被医生采集的草，就成了良药；有的草却只能被遗留在干枯的沼泽地里。遭野火焚烧。同样的金属，有的被铸成了剑和戟，有的则被铸成了刀尖和锋钴。同样的木头，有的成了宫殿的大梁，有的则成了桥梁的支柱。同样的火，有的能熔化脂烛，有的只能焚烧枯草。同样的土壤，有的做了宫殿的地基，有的被涂在小室的门上。同样的水，有的被用来洗涤鼎釜，有的则被用来洗腐烂的东西。万物的好坏相同，被人利用时，其“不幸”“不偶”，尚且让人感到悲伤哀痛，何况是有精神的人呢！
虞舜圣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顽母，弟象敖狂，无过见憎，不恶而嚚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无尺土，周流应聘，削迹绝粮。俱以圣才，并不幸偶。舜尚遭尧受禅，孔子已死于阙里。以圣人之才，犹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祸必众多矣！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适偶之数，非有他气旁物厌胜感动使之然也。
释义：虞舜，是圣人，在人世应当享受最大的福吉。可是他的父亲顽劣，后母多言。弟象高傲狂放，他没有过错却受到憎恨，没有做坏事却遭到处罚，非常不幸啊！孔子的境遇和舜差不多，他一生没有得到一尺土的封赐，周游列国，希望接受聘用，结果削迹于卫，绝粮陈蔡。舜和孔子都是圣贤之才，却都“不幸”“不偶”。舜尚碰到尧把地位让给他，孔子则死于阙里。凭着圣人的才能，仍然遭受“不幸”“不偶”，平常的人中间，遭受“不幸”、“不偶”的就一定更多了。命是吉凶的主宰。吉凶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是构成吉凶的几个方面的度数的碰巧偶合，不是有他气影响、旁物压制使它这样的。
世谓子胥伏剑，屈原自沉，子兰、宰嚭诬谗，吴、楚之君冤杀之也。偶二子命当绝，子兰、宰嚭适为谗，而怀王、夫差适信奸也。君适不明，臣适为谗，二子之命，偶自不长。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实自然，非他为也。夏、殷之朝适穷，桀、纣之恶适稔，商、周之数适起，汤、武之德适丰。关龙逢杀，箕子、比干囚死，当桀、纣恶盛之时，亦二子命讫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纳吕望之议，汤、武且兴之会，亦二臣当用之际也。
释义：世人认为伍子胥用剑自杀，屈原自投汨罗江而死，是子兰、宰嚭诬告进谗言陷害他们，是吴王夫差杀了子胥，楚顷襄王放逐了屈原。恰好子胥、屈原两个人命中注定死期已到，又适逢子兰、宰嚭进谗言，顷襄王、夫差信奸邪。君主碰巧昏庸，奸臣碰巧进谗言，子胥、屈原两个人的寿命碰巧本来不长，这内外两方面的偶然因素凑合在一起，好像是有他气影响、旁物压制的作用，其实都是自然而然，并不是他气旁物有意造成的。夏朝、商朝恰好该完结的时候，夏桀、商纣恰好恶贯满盈；商朝、周朝恰好该兴起的时候，成汤、武王恰好德高望重。关龙逢被杀，箕子被囚禁，比干被挖心，正是夏桀、商纣恶贯满盈的时候，也是箕子、比干寿命终了的时候。听信伊尹的言论，采纳吕望的建议，正是成汤、武王将要兴起的时候，也是伊尹、吕望当被任用的时候。
人臣命有吉凶，贤不肖之主与之相逢。文王时当昌，吕望命当贵；高宗治当平，傅说德当遂。非文王、高宗为二臣生，吕望、傅说为两君出也。君明臣贤，光曜相察；上修下治，度数相得。
释义：臣子之命有吉有凶，贤主和命吉之臣相遇，不贤之主和命凶之臣相遇。周文王的时运注定应当昌盛，吕望命中注定应当尊贵；商高宗的治朝注定应当太平，傅说的德行注定要发挥作用。不是周文王、商高宗为吕望、傅说而生，也不是吕望、傅说为周文王、商高宗而出世。君主英明，臣子贤良，君臣的光芒相辉映，居上位的君主和居下位的臣子都善于治理国家，君臣各自的品行才能和他们出现的时期恰好相一致。
《论衡》？逢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于桀之朝；不遇，或持洁节，卑于尧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时贤而辅恶；或以大才从于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浊；或无道德而以技合；或无技能，而以色幸。
释义：人的操行可以一贯贤良，做官却不能常常迎合君主或上司的心意和得到赏识和重用。操行的贤良或不贤良，这是个人的“才”；做官的遇或者不遇，却是由时势决定的。不可以保证才能卓绝、操行高洁的人一定尊贵，也不可以保证才能浅薄、操行低劣的人必然卑贱。有的人才高行洁，得不到重用，处在低下的地位；有的人能薄操浊，得到了赏识，地位就在众人之上了。不同的时代各有自己选拔“士”的标准，士也各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