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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带来得还是失，我们先要肯定棉花种植给棉农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我们也要把间接费用计算在内，其中包括水费补助以及对其他农业造成的损失。
澳大利亚农业生产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产生温室效应气体，如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在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全球变暖（部分是由大量的温室效应气体所引发的）给澳大利亚西南部小麦带的降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个小麦带之所以有良好的收成，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冬季的可靠降雨，该地区的小麦是澳大利亚最具价值的出口农产品。澳大利亚农业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超过该国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排放的废气量。更糟糕的是，牛反刍和消化产生甲烷，其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比二氧化碳要高20倍。对澳大利亚来说，如果要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禁止养牛。
虽然像禁止养牛这类激进的解决方案已被提出来，目前还看不出它们会马上被政府采纳的迹象。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为将来着想，决定现在就关闭大部分农业公司，而不是等到走投无路再做出行动，那么澳大利亚将是现代世界“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然而单单这些提议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澳大利亚的环境问题可视为世界环境问题的极端形式，这好比是一场激烈的赛马。一方面，澳大利亚的环境问题正在以指数方式加速恶化（“加速”意为速度越来越快；“指数方式加速”就是指以核连锁反应的方式加速，如2、4、8、16、32等）；另一方面，公众的环境意识也在加强，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都在做不懈努力。那么哪一匹马会最终胜出呢？本书的许多读者都还年轻，应该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
通往成功的路线图
在教育过程中，有两种扮演不同角色的参与者： 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从教师那里汲取知识。事实上，每一个胸襟开阔的教师都会发现，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挑战教师的假设和发问教师从未考虑过的问题，从而将知识传授给教师。最近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本科部开了一门课，在探讨社会如何回应环境问题时，被本科生们的学习热情深深激励，一再发现教学相长的道理。实际上，开那门课是为了尝试介绍本书的材料，当时我已经完成了几个章节的草稿，正在构思其他部分，因此还能做些改动。
我在第一堂课探讨的是发生在复活节岛上的人类社会的崩溃，即本书第二章的主题。我讲解完后，学生们开始进行课堂讨论，他们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让大多数人深感困惑的问题： 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有的人类社会会做出灾难性的决策，在知道严重后果的前提下还将所有赖以生存的树木统统砍倒。还有学生问我岛民在砍倒最后一棵棕榈树时会说些什么。其后每当我在课堂上讲解其他的人类社会时，学生们总是会问： 人们破坏生态环境，有多少次是有意为之，又有多少次是无心之过？他们很想知道若百年后如果还有人类存在，那时的人们是否会惊诧于今日人类的盲目无知，就像我们惊诧于复活节岛民的盲目无知那样。
为什么有些社会会毁于他们自身做出的灾难性决策呢？这个问题不但使我的学生们感到惊奇，而且也让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难以理解。考古学家约瑟夫·泰特在他被广泛引注的《复杂社会的崩溃》一书中，对于因自然资源的枯竭而导致环境崩溃的观点提出怀疑。他的理由如下：“关于这些社会没有采取任何修正措施而坐以待毙这个假说是有问题的。复杂社会的特点在于集中决策、信息流量大、各部门高度合作、上下级之间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以及资源整合。这一构架基本上有能力应付生产力的波动性与不足，虽然它并不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设计的。事实上，因为有了这种行政组织和分配劳动力及资源的能力，复杂社会才能够很好地克服不利的环境条件（参见Isbell＇1978＇）。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何最终还是分崩离析……当复杂社会的执政者看到资源基础日益恶化时，应该采取理性的手段寻求出路。另一种假设是他们在灾难面前无作为是因为寄希望于神灵。”
泰特的理论指出，复杂社会不可能由于管理环境资源失败而招致灭亡。然而，从本书探讨的诸多例子来看，显然这种失败一而再地上演。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类社会会犯这种错误？
约瑟夫·泰特和我在加州大学的学生都注意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 即社会群体决策的失败。这个问题当然和个人决策失误有关。个人也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缔结错误的婚姻、选择错误的投资和职业，以及生意失败等等。但群体决策失误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群体成员的利益冲突和群体动力等。因此，群体决策这一复杂的主题无法只用一种解释来说明所有的情况。
我想在此描绘一张导致群体决策失误的路线图，其中各种因素大致可分为四类： 首先，群体可能在问题确实发生之前无法预测到它；其次，问题发生后，群体有可能仍然无法觉察问题的实质；再则，他们看到问题后，可能没有设法去解决它。最后，他们可能努力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上述这些导致人类社会失败和崩溃的种种因素似乎令人沮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作为通往成功的路线图。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群体做出错误决策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一知识归纳总结出一张清单，用以引导正确决策。
没有预见危机
这张群体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一站是： 问题发生前，群体因没有预见危机而铸成大错。对此相关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缺乏处理同类问题的经验，因此嗅觉不够灵敏。
最佳例子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殖民者将狐狸和兔子引进澳大利亚。今天我们知道殖民者将这两种外来物种引进澳大利亚后，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详见第十三章）。值得一提的是，这两种物种是英国殖民者费尽苦心才最终引入进来，而非无心之举，如微小的种子藏在进口的干草中，或是生命力旺盛的外来野草独自生根发芽。狐狸来到澳大利亚后，许多本土的哺乳动物都成了狐狸的盘中餐，这是因为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没有狐狸的环境下演化而来，所以不具备抵御狐狸的能力。与此同时，引进来的兔子在澳大利亚不但与牛羊抢夺草秣，还与本土草食哺乳动物争食，并在地下挖掘打洞。
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会认为这实在是愚蠢至极，殖民者苦心将狐狸和兔子引进澳大利亚，现在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来弥补损失，控制这些动物的数量。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引进新物种经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你抵达澳大利亚和美国时，移民局官员首先会问你有无携带任何植物、种子或动物，免得这些动植物入境后大量繁殖，造成祸害。大量的经验使我们学会预测引进新物种的潜在危险（但非每次都成功）。即使是专业的生态学家，也无法预测哪些物种的引进会成功、哪些会招致灾难，以及有些物种在某地可以存活，其他地区则不可以。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不像20世纪的人经历过外来物种造成的灾难，所以无法预见引进兔子和狐狸的后果。
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一些人类社会由于缺乏经验，所以无法预见即将到来的问题。例如，格陵兰的维京人无法预见十字军东征会重新打开欧洲与亚洲和非洲的贸易路径，使得该地区的象牙能够输入欧洲，从而影响到格陵兰海象牙的需求；他们也料不到海冰会愈积愈多，并封锁通往欧洲的海路。同样，由于科潘城的马雅人不是土壤科学家，所以不知道大肆砍伐山坡上的树木会引发水土流失的问题，土壤最终被冲刷到谷底。
然而，以前的经验并不能保证社会因此具有预见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有些经验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有些社会能够依靠文字将发生过的事件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下来，相形之下，没有文字的社会缺乏保存过去事件细节的方法。例如第四章提到的查科峡谷阿纳萨兹社会，在12世纪受到大干旱袭击之前，已经几次经历过类似的灾难。然而，过去的旱灾年代久远，发生在12世纪那代人出生以前，而阿纳萨兹人又没有文字。因此，即使发生同样的灾难，他们仍无法事先觉察到。同样地，古典时期的马雅低地在9世纪深受旱灾重创考验，而事实上这一地区在几个世纪前曾经历过旱灾（参见第五章）。虽然马雅社会有自己的文字，但只用来记录国王的丰功伟绩和天文历法，没有气候方面的报告。所以马雅虽然在公元3世纪经历过大旱灾，却无法帮助马雅人在9世纪预测到旱灾的发生。
在现代文字社会，被记录在案的事件当然不仅局限于国王或行星，却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因此吸取以前的教训。我们都是健忘的人，如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一两年内，美国人对耗油量大的汽车避之不及，但不久我们就将这段经历置于脑后，开着SUV休旅车到处转。20世纪50年代亚利桑那州的土桑市出现严重的旱灾，促使市民们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地管理水资源，但很快他们又故态复萌，兴建需要大量水的高尔夫球场，肆意浇灌自家花园。
社会为什么无法预见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错误类比。当我们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情况时，通常会拿过去熟悉的情况与之对比。如果新旧情况的确类似的话，倒不失为好方法；但是如果只是表面相似，则会非常危险。例如公元870年，维京人从挪威和英国移民到冰岛，前两个地区的土壤都是由冰河形成的黏质土壤，哪怕上面没有植被覆盖，也不易被风吹走。当他们来到冰岛，看到树木与挪威和英国的大同小异，因此以为是同一种土壤（参见第六章）。然而不幸的是，冰岛的土壤并非由冰河作用形成，而是火山爆发被风吹过来的灰烬。一旦维京人们将林地清除，开辟牧场，裸露的土壤很容易就会被风吹走，由此冰岛许多地方的表土很快就遭到侵蚀。
法国在二战的军事准备是错误类比的著名例子。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血战之后，法国人认识到抵御德国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以为二战会与一战相似，拖入战壕战的深渊中达四年之久。防守方的步兵团利用战壕来抵御对方步兵团的进攻，而攻击方则用新发明的坦克辅助步兵团发动进攻。因此在二战前，法国人为了防御德军入侵，在东部花费巨资建造了工程浩大的马其诺防线。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败仗的德国人意识到要用不同的战略才能取胜，于是他们用坦克代替步兵做先锋，组成装甲部队穿过以前被认为不适合坦克作战的森林地形，绕过马其诺防线，仅在六周内就击败法军。所以法国将领在一战后作出的错误类比，导致他们误以为即将来临的新战争跟上一场一样，特别是前一次打了个大胜仗。
没有觉察问题
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一站是没有预见问题，下一站则是没有觉察已经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失败至少包括三个在商业界和学术界都很常见的原因。
首先，有些问题的根源难以察觉。例如肉眼无法分辨土壤的营养成分，只有依靠现代化学分析才能得知。在澳大利亚、芒阿雷瓦岛和美国西南部等许多地方，土壤中的大部分养分早在人类定居之前就已被雨水冲刷殆尽。人们初抵这些地方后，就开始种植庄稼，作物们很快耗尽土壤中残余的养分。尽管土壤养分尽失，但植被通常还能继续存活，这是因为生态系统中大部分养分都留在植被中，而非土壤里，因此植被被清除后，养分也随之消失。澳大利亚和芒阿雷瓦岛上的第一批居民无从得知土壤养分耗竭的问题；某些地下深处盐分过高地区的农民也无法察觉土壤盐渍化的问题（如蒙大拿东部、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挖掘硫化矿石的矿工同样不知道矿区地表泾流内含有毒的铜和酸性物质。
另一个无法察觉问题的原因在于远程管理，任何大型社会或大企业都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例如蒙大拿地区最大的私有林场和林业公司的总部并不在蒙大拿，而是位于400英里外的西雅图。由于公司的主管不在现场，因此不了解林场内野草问题的严重性。善于管理的公司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通常会定期派经理去现场察看。我有一个朋友长得人高马大，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为了解学生的想法，经常跟本科生们一起打篮球。失败的远程管理的反面就是成功的现场管理。生活在小岛上的蒂科皮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