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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部分地取决于极权主义机构的需要。
※ ※ ※
此刻，我们必须暂时回过头来谈一谈在压制民主制度和创立极权主义政权之前
的那种局面。在这个阶段，要政府采取迅速的、果断的行动的普遍要求乃是这种局
势的主导性因素，人们不满意以“为行动而行动”为目的的民主程序的缓慢而不灵
活的进程。这时，正是那些似乎具备足够的力量与决心“使问题得以解决”的人或
政党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在这一意义上所谓“力量”，不仅意味着数量上的多数
——人民感到不满的正是议会多数的无效率。他们所寻求的是得到一致的支持，从
而能够鼓励人民相信他能做他所要做的任何事情。依照军事方法组织起来的新型的
政党这才应运而生。
在中欧国家，各社会主义政党已经使群众习惯于那些尽可能多地吞并掉其成员
的私生活的半军事性的政治组织。要给与某一集团以占绝对优势的权力，所需要的
一切就是把同样的这个原则再推进一步，不是在每逢选举时保证能够得到的大量选
票之中，而是在一个比较小但更彻底地组织起来的集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支持中寻
求力量。能否把极权主义制度强加于全体人民，取决于这个集团的领袖是否能够首
先网罗一批准备志愿地服从某种纪律的人，而这种纪律则是用强力来加在其余的人
身上。
虽然社会主义各党派，如果愿意使用强力，是能够得到任何东西的，但他们不
愿那样做。他们不自觉地要使自已担负担一种任务，这个任务是那些残酷无情的、
准备不顾一切已被人公认的道德藩篱的人才能执行的。
社会主义只有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不赞成的方法，才能付诸实施，这当然是
许多社会主义改革者以往已经学到的教训。旧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了其民主理想
的拘束，他们不具备执行他们所选择的任务所需要的那种冷酷。最能说明问题的一
点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都是在各社会主义党派拒绝担负组织
政府的责任以后。
他们不愿全心全意地运用由他们自已所提出的那些方法。他们仍然希望会出现
一个奇迹，多数人同意，实行某种把整个社会组织起来的计划；而其他一些人则已
经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即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问题已不再是大多数人同意的是
什么，而是其成员的一致性足以使一切事情都服从统一指导那个最大的集团是哪个
集团；或者，如果没有这种大得足以贯彻它的意见的集团的话，那么，问题就是如
何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以及谁能够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部不
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这其中有三个主要原因。照我们
的标准，要挑出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依据的原则几乎完全可以说是消极的。
首先，一般说来，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
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这或许是事实。其结果必然是，如
果我们希望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
比较低级的地方去，在那里比较原始的和“共同”的本能与趣味占统治地位。这不
是说，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就是低级的，而只是说，价值标准极为类似的人数最多的
集团，是具有低级标准的人民。比方说，把绝大多数人民联系起的乃是最小的公分
母。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对生活的价值标准的看法
强加在其余所有的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
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是那些构成“群众”（ 就这一名词的贬义而言的） ，很少有
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是那些能够把人数方面的分量作为他们的理想后盾的人。
然而，如果一个潜在的独裁者完全依靠那些恰好具有极其相似的、简单和原始
的本能之人的话，他们的人数就几乎不会对他们的企图提供足够的支持力量。他必
须通过把更多的人转变过来信奉同样简单的信条来增加他们的人数。
接下来，是第二个消极的选择原则：即他将能够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
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已的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只要
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壮大极权主义政党队伍的，正是那
些其思想模糊、不健全并容易动摇的人以及那些感情与情绪容易冲动的人。
第三个消极的选择因素，或许是最重要的，它恰恰是和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
要把有密切联系的成分相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的那种有意识的努力分不开的。人
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
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
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
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那些不仅想要获得对一个政策的支持，而且要获得广大群众的
无保留的忠诚的人，都总是运用它来为自已服务。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种共同斗
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几乎比任何积极的纲领更能够留给他们以较大的自由行动
的余地。敌人，不管他是内部的，如“犹太人”或者“富农”，或是外部的，似乎
都是一个极权主义领导人的武器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 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
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
情绪的结果。
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力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
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在实际上被排斥于更爱
人尊敬的职业之外的集团。一个异族只准从事这些不大体面的行业，然后，由于他
们从事这些行业的缘故就更加遭人厌恶，这种情形原是古已有之的。德国的反犹太
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系同出一源这个事实，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些什
么事情的大是有重大意义的。
但外国观察家们却很少领会到这一点。
※ ※ ※
把集体主义政策变成民族主义政策的普遍趋势，完全看作是由于为了获得毫不
迟疑的支持的需要，就会忽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当然，人们或许会问：能
不能现实地设想一个不是为狭小的集团服务的集体主义纲领，集体主义能不能以不
同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这些单一性的理论的任何其它形式存在。认为
同种的大都有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这个信念的预设前提是，观点和思想的相似程度，
似乎比实际存在于仅仅作为人类的人的与人之间的那种相似程度要大。如果某个集
团里的其他成员都互不认识，那他们至少必须和我们周围的大同属一个类型，必须
用同样的方式来思考，来谈论同样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一个世
界范围的集体主义似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它是为一个小的进行统治的特殊民族
服务的。它不仅一定会引起技术问题，而且，尤其会引起我们的社会主义者都不愿
面对的道德问题。英国的无产阶级有权平等地分享目前从本国的资本资源中所得的
收入以及平等地参与管理那些资本资源的用途，因为它们都是剥削的果实，如果真
是这样的话，那么根据同一原则，印度人不仅有权按比例享受从英帝国的资本得来
的收益，也有权按比例使用英帝国的资本。但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会认真地期望
把现在的资本资源平均分配给全世界的人民呢？他们都认为资本不属于人类而属于
国家——虽然就是在一个国家里也很少有人敢于主张，应从比较富裕的地区取出一
些“它们的”资本设备来帮助那些比较贫苦的地区。社会主义者所宣布的有义务给
与他们现存国家的同胞们的那些东西，他们是不准备给与外国人的。从一个彻底的
集体主义者的观点出发，那些“不拥有”的国家所提出的重新分割的世界的要求是
完全正当的——虽然，如果彻底实行这种分割的话，那些要求非常起劲的人所爱的
损失会和最富裕的固家所爱的损失差不多一样大。因此，他们小心翼翼地不把任何
平均主义的原则作为其要求的根据，而以自命的拥有组织其它民族的优越能力为根
据。
集体主义者哲学的内在矛盾之一是，虽然它将自身建筑在个人主义所发展起来
的人本主义道德基础之上，但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小的集团里行得通。社会主义只
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在德国还
是在俄国，它就马上会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
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
么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
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
如果“社会”或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如果它们自己的目标独立于个人的目标并
超越于个人目标的话，那么，只有那些为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个人才能
被视为该社会的成员。这种见解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个人只因为他是那个集团的成
员才受到尊敬，也就是说，并且只有他为公认的共同目标而工作才受到尊敬，并且
他只是从他作为该集团成员的资格中获得他的全部尊严。单纯依靠他作为人的资格
却不会带给他什么尊严。
其实，人道主义的真正概念，因而也是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的真正概念，完全
都是人的个人主义观点的产物，而在集体主义思想体系中，它们是没有地位的。
只有在存在着、或者有可能建立各个人的统一目标的地方，集体主义的社会才
能得到扩展，这是一个基本事实，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因素助长了集体主义的门户之
见和唯我独尊的倾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认同于一个集团的愿望，这常
常是一种自卑感所引起的，因而，只有那个集团的成员资格能够使他比这个集团之
外的大有优越性，他的需要才会得到满足。有时，一个人知道他在集团里必须加以
抑制的那些强烈的本能，能够在对付集团以外之人的集体行动中自由发挥这样的事
实，似乎成了进一步使他将自己的个性融入集团个性的诱导力量。在尼布尔写的道
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这本书的书名里，表达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尽管我们很少
能够同意他从他的命题中得出的结论。
诚然，像他在其它地方所讲的那样，“在现代人中，有一种趋势正在增长，即
把自己设想是道德的，因为他们已把自己的不道德转嫁给越来越大的集团。”以一
个集团的名义去行动，就似乎是将人们从控制着作为集团内部的个人行为的许多道
德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在当今这个世界中，一个集团的一切对外接触，都会阻碍他们对某个本可能实
行计划的领域进行有效的计划，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计划者对国际
主义采取明确的敌对态度。因此，一项对计划进行最全面的集体研究的编辑者懊恼
地发现，“大多数‘计划者’都是好战的民族主义者”，这并非偶然。
社会主义计划者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远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更为普遍，
但并不总是都像韦伯夫妇和其他一些早期的费边派社会主义者那么露骨——他们对
计划的热情特别是和崇拜强大的政治单位而鄙视小国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历史学
家埃利·阿列维在谈到40年前他初次认识韦伯派社会主义者时写道，他们的社会主
义从骨子里是反自由主义的。他们不恨托利党人，实际上他们对托利党人是异常宽
容的，但对格莱德斯通派的自由主义则是无情的。那时正是布尔战争爆发的时期，
进步的自由党人和那些正在建立工党的人，都在为自由和人道而慷慨地支特布尔人
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但韦伯夫妇和他们的朋友肖伯纳却是袖手旁观，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