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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领导者本人；除此而外最要紧的是，他们应当完全没有原则，并且名副其实地做
到不择手段。他们绝不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理想；他们应当没有可能会妨碍领导者
意图的是非观念。因而在那种权力状况下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吸引那些持有过去曾
经支配过欧洲人民的那种道德信念的人，很少能够补偿许多特殊任务的不愉快，很
少有满足任何更具理想主义的愿望的社会，很少能够补偿不可能拒绝的危险以及在
私生活中的大部分娱乐的牺牲，很少能够补偿具有重大责任性的位置所要求的个人
独立性的牺牲。唯一得到满足的爱好，是对权力本身的爱好，也就是对有人服从和
对成为这个运转良好的、其它一切都为其让路的强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而感到愉快。
然而，能够诱使那些按我们的标准看来算是好人的人们去追求极权主义机构中
的领导地位的东西虽然很少，而阻止他们去那样做的东西却又很多，尽管如此，对
那些残酷无情、寡廉鲜耻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着这样做的特别机会。他们要做的
一些工作，其恶劣性是没有人会怀疑的，但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目的，这些工作是
必须要做的，而且还必须做得同任何其它工作一样熟练，一样有效率。由于有些需
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
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
在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
的位置是很多的。无论盖世太保、集中营的管理，还是宣传部，或者“冲锋队”、
“党卫队”（ 或者它们在意大利和俄国的翻版） ，都不是适宜发挥人道主义情感的
地方。然而通向极权主义国家的最高地位的道路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类位置。一位美
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同样简略地列举了集体主义国家当权者的职权之后得出的结
论，简直太正确了：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得做这些事情；不喜欢掌握和运用
权力的人能够当权的可能性，是和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一个奴隶种植园里担任
监工的工作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能对这个问题作详尽讨论。领导者的选择问题，是和按照
各人所持的意见，或者不如说，按照一个人对追随一套不断改变的学说的自愿程度
进行选择的那个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把我们引到极权主义最突出的道
德特点之一，即它同属于真理性这个总标题之下的一切美德的关系和对其影响的问
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用单独的一章 加以探讨。
第十一章 真理的终结
思想的国有化到处都是与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这是值得玩味的。
——E ·H ·卡尔
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
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要使一个极权主义制度有效地
发挥它的作用，强迫每个人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
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虽然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
但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
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如果在极权主义国家人民所感到的压迫，
一般说来，远不如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厉害的话，这是因为极
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
这当然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所造成的。宣传的技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因此，我
们不需多谈。唯一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极权主义所特有的不是宣传本身，也不是它
所使用的技术，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完全改变了宣传的性质和效果的事实是：
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
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极权主义国家里，
宣传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质的方面都和由独立的与相互竞争的机构为不
同的目标所进行的宣传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唯一一个控
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个仅仅说服人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灵巧的宣传
家于是就有力量照自已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而且，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
的人民也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它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
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虽然宣传的这种状况给予它一种控制人们思想的独特权
力，但其特殊的道德效果并不是从极权主义宣传的技术而是从它的目的和范围中产
生出来的。
如果能够把宣传局限于将社会努力所指向的整个价值体系灌输给人民的话，那
么，宣传就不过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集体主义道德的特征的一个特定表现形式
而已。如果它的目的只是把一种具体的和全面的道德准则教给人民，那么问题就只
是这种准则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极权主义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不大可能
打动我们的；甚至以经济方法来争取平等的结果，也只能是一种官方强加的不平等，
那么独裁的方式确定每一个人在新的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我们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
主义的要素，即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地尊重个人等，都会消逝。不管大
多数人多么讨厌这种道德淮则，并且，虽然它包含着道德标准的变化，但它并不一
定完全是反道德的。这种制度的某些特点甚至还可能打动那些带有保守色彩的最严
肃的道德家们，据他们看来，这些特点似乎比自由主义社会比较温和的标准更有可
取之处。然而，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考虑的，乃是极权主义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
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们侵蚀了一个一切道
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从其要完成的任务的性质出发，极权主义的宣
传不可能把宣传局限于价值标准，局限于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让其符合于社会主导
性见解的意见和道德信仰的问题，而必须把宣传的范围扩展到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人
类理智的事实的问题上去。其所以如此，第一是由于为了要诱使人民接受官方的价
值标准，就有必要把那些价值标准加以合理化，或者证明它们是和人民已经持有的
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联系又常常表现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因果联系；第
二是因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区别，即所企求的目标与达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之
间的区别，像对这些问题所进行的任何一般性讨论中可能提示的那样，实际上绝不
是划得很清楚、很明确的，第三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必须使人民不但同意那些最
后目标，并且也必须同意关于那些措施所根据的事实与可能性的看法。
※ ※ ※
我们己经看到，对全部道德准则的一致同意，即对经济计划中所暗含的那个无
所不包的价值体系的一致同意，并不存在于自由社会里，而是必须另外创立的。但
我们绝不能认为计划者在将要着手他的任务时已意识到这种需要，或者说，即使他
已意识到这种需要，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也可能预先创立那样一个全面的准则。他只
有在进行工作时，才会发现各种不同的需要之间的冲突，并在必要时，他必须做出
决定。指导他做出决定的道德准则，在必须做出决定之先，并不是已经抽象地存在
着的；它必须随着各个决定而被创立出来。我们己经看到，不可能把价值标准的一
般问题和个别决定分开这一点，如何使一个民主机构，在无法确定一个计划的全部
技术细节的同时，也不可能确定指导它的那个价值标准。
对某些功过问题并不存在明确的道德准则，计划当局一方面不得不经常对这些
功过问题的争论作出决定，而另一方面必须向人民证明这样作出的决定是正当的—
—或者说，至少必须用某种方法使人民相信那些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只有偏见
在指导着那些做出某个决定的负责人，但如果公众不仅是消极地服从这个措施，而
且还须积极地支持它的话，就必须使某种指导性原则得到公开的阐明。计划者在做
出许多决定时，由于缺乏其它任何根据，必须听凭个人爱憎的指导，把这种爱和憎
加以合理化的这一需要，和采用能够打动尽量多的人的方式来说明他的理由的必要
性，会迫使计划者不得不创造理论，即对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所做出断言，然后
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学说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一种“神话”来说明其行动合
理的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支配着极权主义领袖的，或许只是一种对他所发
现的某种局面的本能的憎恨，和想创造一个更符合他的是非观点的新等级秩序的愿
望；他可能只知道厌恶犹太人，因为在一个没有为他提供满意的地位的制度里，犹
太人居然似乎都很成功；他可能只知道喜爱和羡慕那魁伟俊美的人，即他年轻时所
读过的小说里面的那个“贵族”人物。因此，他容易信奉那些似乎能够为他和他的
伙伴所共同持有的偏见提供合理性的理论。这样，伪科学的理论就成为或多或少地
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的官方教条的一部分。或者对工业文明的普遍憎恨和对乡村生
活的浪漫主义的渴望，以及一种（ 或许是错误的） 关于农民当兵具有特别价值的思
想为另外一种神话提供了基础：即“血和土”的神话，这种神话不但表达了终极的
价值标准，而且也表现了一整套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而这些信念一经成为指导整
个社会活动的理想，就决不容许对其提出质疑。
把这些官方的学说当作一种工具用来指导和团结人民去行动的必要性，早就被
极权主义制度的各个理论家清楚地预见到了。柏拉图的“高尚的谎言”与索雷尔的
“神话”，和纳粹的种族学说或墨索里尼的工团国家的理论一样，都是为同一目的
服务的。他们都必须以对事实的特定见解为基础，然后再经过详尽的阐述使其成为
科学理论，以便证实其先入之见的正当性。
※ ※ ※
要使人民承认他们要为之服务的这些价值标准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方法是说服
他们相信这些价值标准的确是和他们，或者说，至少是和他们当中的最优秀者一直
所持有的价值标准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在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认识罢了。使
人民将对旧偶像的忠诚转移到新偶像上去的借口是新的偶像的确是他们健全的本能
一直启示给他们的东西，只不过他们从前对它们的认识很模糊。达到这种目标最有
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
中，很少有像对语言的完全曲解——即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这件
事那样使肤浅的观察者感到困惑不解的了，而同时也很少有什么像这件事那样典型
地体现整个极权主义精神氛围了。
在这方面最惨的受害者，当然是自由这个词了；它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也同
在其它地方一一样，是被随意使用的。实际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在我们所理
解的那种自由已经被消灭了的地方，都是用许诺给人民的某种新的自由的名义来实
现的。这可算是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使我们提防那些用《以新自由代替旧自由》的
诺言来诱惑我们的人。在我们当中，甚至也有“为自由而计划的人”允诺给我们一
种“团体的集体自由”，这种自由的性质可以从下面事实中推测出来，主张这种自
由的人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当然，有计划的自由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早先的一
切（ 原文如此） 形式的自由都必须被取消”。这句话是从卡尔·曼海姆博士的著作
中引证来的，他起码是在警告我们，“一个以过去时代为模型的自由的概念，是妨
碍人们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障碍。”但他对自由这个词的用法和极权主义政治
家门口中的自由一样容易引起误解。像后者所说的自由一样，他所允诺给我们的
“集体自由”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只是计划者对社会的为所欲为的无限制的
自由。这是把自由与极权混淆到了极点。
在这一方面，一大批德国哲学家早就为这种歪曲词义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