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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只有按照希特勒所作的那样，把欧洲生活有意识地重组，才能获得我
们所想往的那种结果”！
经过上述讨论之后，当我们发现卡尔教授在以“战争的道德作用”为标题的一
段独特的文字中，居高临下地怜悯“那些深受19世纪传统影响而仍然坚持把战争看
成是无意义无目的的，怀着善意的人（ 特别是英语国家中的那些人） ”，并且，对
战争这个“促使社会团结的最有力的工具”所产生的“意义和目的的认识”感到欢
欣时，我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在英国学者的著作
中会看到这种意见却是出人意料的。
※ ※ ※
近百年来德国的思想发展还有一个特色，我们或许尚未给以足够的重视。这个
特色现在各英语国家中差不多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即科学家们鼓吹将社会“科学地”
组织起来这一理想，在德国已经由于科学专家和技术专家对社会和政治见解的形成
可以施加十分特殊的影响而被大大地推进了。很少有人还记得，在德国的近代历史
中政治性的教授所起的作用是可以和法国政治性的法学家所起的作用相媲美的①。
这些具有科学家身份的政治家们的影响近年来很少是有利于自由这一方面的：科学
专家时常很显著地表现出“对理性的不容忍”，专家们所特有的对平常人做事方式
的无耐心，以及对一切并不是由不凡之人依照科学的蓝图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事物
的轻视，几代人以来这一切都是德国公共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而隔了好几代人之后
才在英国成为重要现象的。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1840年至1940年间的德国那
样，为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大部分由“人文”
之学普遍和彻底地转向“现实”之学对该国所发生的影响提供更好的例证了。
后来，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除了少数例外，都欣然委身于新的统治者。这
种作风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全部历史中是最令人沮丧、令人感到可耻的一幕。大
家都很清楚，特别是那些大声叫嚷着要充当率领人们向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进军的
领袖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比任何其他阶级都更容易屈从于那种新的暴政。
知识分子在极权主义的社会改造中所起的作用被朱利思·本达在另一个国家里
预见到了。他在50午前写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如果我们现在拿来重读，就
会发现它具有一种新的意义。当我们讨论英国科学家客串式地进入政治领域的某些
例子时，在那本书里特别有一段值得我们很好地加以思考和牢记。在那里本达先生
谈到，迷信科学，认为科学可以适应于包括道德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我重申，这
是19世纪的一种认识。至于些鼓吹这个学说的人是否真的信仰它，或他们是否只是
想为他们内心的情感披上一种科学威望的外衣，而他们完全知道它只是一种热情而
已，这还有待于通过考察去发现。应当注意的是，历史服从于科学的规律这一教条
特别被主张专制权力的人所宣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教条可以消除他们最恨
的两种现实，即人类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活动。
我们已经提到这样一部英国著作，在这个著作里，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极权
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切特质，即对几乎所有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明所具有的特点的憎
恨是和赞成使用迫害异端的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这里不想讨论这种极端分子，
只想就一本更具代表性并且很著名的著作来谈谈。C ·H ·沃丁顿所写的，并以一
个具有特色的标题《科学的态度》为书名的那本小书，是同有广泛影响的英国的《
自然》周刊所极力推荐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一样好的一个例子，这一类书都主张给
予科学家以更大的政治权力，同时又热烈鼓吹大规模的“计划化”。虽然沃丁顿博
士没有像克劳瑟先生那样直率地表达出他对自由的轻蔑，但他对自由的否定态度是
确定无疑的。他和同一类型的大多数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清楚地认识到甚至着重
地指出他所描绘的和支持的这种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极权主义制度。然而很显然，
他似乎还更喜欢被他描写为“现存的凶恶残暴的猴子笼里的文明”的那种制度。
沃丁顿博士提出的科学家有资格经营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的这个主张，主要是以
他的如下命题为根据的，即“科学能够对人的行为作出道德的判断”。有人要求由
沃丁顿来详尽地阐述这个命题，《自然》周刊为此作了很多宣传。这当然是为德国
那些具有科学家身份的政治家们所久已熟悉的一个理论，也是本达所公平地单独挑
选出来的一个理论。
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到沃丁顿这本书以外的地方去找说明。他
解释说，自由“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一个难于讨论的麻烦概念，这一半是因为，归
根结底，科学家不相信真的有这种东西存在”。然而，他对我们说，“科学承认”
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古里古怪的和与众不同的自由是没有科学价值的”。很显
然，沃丁顿博士必得对其说出了许多不敬之词的那种“娼妓的人性”，己经严重地
使我们误人歧途，教我们要事事宽容忍耐！
当《科学的态度》这本书谈到社会和经济问题时，它完完全全是反科学的，这
是我们对这一类书早已预料到的情况。我们还会发现所有关于“潜在的丰裕”和不
可避免的垄断趋势的陈词滥调和空泛的一般性概括，虽然他引证来支持这种论点的
“最确实的根据”，考察起来大都是一些科学上有问题的政治性小册子，但对这些
问题的认真研究，显然被人们忽视了。
像在几乎所有这一类的著作中那样，沃丁顿博士的信念大半是由于他相信“不
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而定的。这些趋势被假定是由科学已发现的，是他从马克思主
义（ 其基本概念“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是和对自然的科学探讨所依据的那
些概念相同一的”） 的精深的科学哲学里面得来的，并且是他的“判断能力”告诉
他的。“这种信念”和以往的任何信念比较起来都是一个进步。因此，沃丁顿博士
虽然感到“难以否认，现在在英国过日子不像在1913年时那样好过”，但他盼望着
有一个集中化的和极权主义的经济制度，即各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是有
意识地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加以计划的。对于他认为在这个极权主义的制
度中思想自由将被保存这个随便得出的乐观看法，他的《科学的态度》那本书并没
有加以讨论，而只表示确信：“关于人们用不着成为专家就可以了解的那些问题”，
例如，是否可能“把极权主义和思想自由结合起来”
的问题，“一定会有很有价值的根据”。
※ ※ ※
如果要对英国走向极权主义的各种趋势作出更全面的考察，就要对创立某种中
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尝试多加注意，这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惊人地酷似希特
勒上台前德国的那种发展，这无疑是它们的首创人所不知道的①。如果我们在这里
所涉及的是政治运动本身的话，我们就须讨论那些新的组织，如像《我们的斗争》
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艾克兰爵士的“前进”或“共同富裕”运动，或者一度与前
者合作的J ·B ·普里斯特利先生的“1941年委员会”的活动。但是，虽然忽视这
种现象的象征性的意义是不明智的，然而它们还算不得是重要的政治势力。除了我
们已经用两种例子来说明了的那些思想影响之外，走向极权主义的推动力主要是来
自两大既得利益集团，即有组织的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工。其中最大的威胁可能是这
一事实，即这两个最强大的集团的政策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这两大集团是通过它们共同的并且时常是协调一致的对工业垄断组织的支持来
实现自已的目标的；而且构成很大的直接危险的正是这种倾向。虽然我们没有理由
相信这个运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们继续走我们所走的路，那
就会使我们走向极权主义。
这个运动当然主要是由垄断企业的资本家组织者有意地策划出来的，因而，他
们就是这个危险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的责任并没有因下面这个事实而有所改变，
即他们的目标不是一种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法团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有组织的
工业将作为半独立的和自治的”领地“出现。但他们的目光和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
短浅，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他们会得到许可不但创立这种制度而且还可以无限期地推
行这种制度。这种有组织的工业的管理者必须经常作出的那些决定，并不是任何一
个社会都将长期让私人作出的那种决定。容许这样大的权力集合体成长起来的一个
国家是不会让这个权力完全控制在私人手里的。认为在这种条件下的企业家们会长
久享有在竞争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当的优越地位，也同样是幻想。在竞争的社会里
这种地位所以被看作是正当的，是因为在许多冒险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得到成功，
而这些成功的机会就便人值得去冒险。一切企业家都喜欢既能享受在竞争社会里他
们当中的成功者所得到的高额收入，又能享受公务人员的安稳地位，这是不足为奇
的。只要大部分私人工业和国家工业能够并存，出色的产业人材甚至是会在相当安
稳的位置上得到高额薪水的。但虽然在过渡阶段企业家们都会如愿以偿，然而他们
不久就会像他们的德国同事一样发现，他们不再是主人，而在各方面都得满足于政
府所给予的任何权力和报酬。
除非这本书的论证是完全被人误解了，不然的话，如果该作者在这里着重地指
出，把走向垄断的现代运动的过失单独地或主要地归诸于那个阶级是一种错误的话，
人们不会认为他有对资本家脉脉含情的嫌疑。他们在这方面的倾向既不是新的，也
没有可能单独地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具有危险性的发展是他们己经成功地罗致了
为数愈来愈多的其他集团的拥护，并且通过它们的帮助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垄断者得到这种支持不是通过让其他集团分享他们的利润的方
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 甚至这种方法使用得更经常） 使它们相信垄断的形成是符
合公众利益的。舆论通过它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已成为促成这种发展的最重要因
素。然而，舆论的转变，多半是左派反对竞争的宣传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甚至
旨在反对垄断者的措施在事实上却只有助于加强垄断的权力。对垄断利润的每一次
袭击，不管它是为了个别集团还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都容易产生新的既得利益，
它又反过来会助于垄断的扩张。在一种制度中只有大的特权集团从垄断利润中得到
利益，而在另一种制度下，只有有限的少数人从中得到利润；前一种制度比后一种
在政治上的危险要大得多。但是，虽然这样的问题是应当弄清楚的，例如，垄断者
能够支付的较高工资正同他的利润一样是剥削得来的结果，它能使一切清贫者和更
多的其他靠工资生活者更趋贫困，然而，不仅那些从垄断得到好处的人，在今天就
连公众也普遍地认为能够支付较高工资是赞成垄断的一个合理证据。
即使在垄断无法避免的条件下，控制它的最好方法是不是让政府来掌握它，这
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只是单独一种产业，那或许可以这样做。但
当我们必须讨论许多不同的垄断产业时，那就很有理由主张，宁可让它们存留在不
同的个人手中，而不要把它们合为一体而由政府单独管理。即使像铁路、公路和航
空运输，或者煤气和电的供应都成了无法避免的垄断性产业，只要它们仍然是独立
的垄断组织时，消费者所处的地位比它们受一个中央管理机构“协调”时要强固得
多。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
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
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
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如果理应用来抑
止和管制垄断的权力现在热衷于包庇和保护它所委派的人们，如果本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