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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的。自由社会绝不能从
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其它暂时性的灾难，那时差不
多任何事情都得服从于眼前的迫切需要，这就是我们为了从长远起见维护我们的自
由所应付出的代价。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诸如我们应为和平目的采取我们所学会的、为了战争目的所
必须采取行动之类的时髦词句是如此易于把人引入歧路的：为了将来的自由更有保
障而暂时牺牲自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把这些措施作为一种永久性的制度
安排提出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和平时期，应绝不容许一个单一目的绝对优选于其它一切目的，这甚至也适
用于现在谁都承认的当务之急的目标，即克服失业现象的目标。毫无疑问，它必然
是我们为之付出最大努力的目标，但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容许这样一个目
标来支配我们而置任何其它目标于不顾，也不意味着必须像“不惜一切代价”这句
俗语所指的那样来实现目标。事实上，正是在这一领域里，“充分就业”这类含义
模糊的但很吃香的词句的魅力才容易引致极端短见的行为措施，并且在头脑简单的
理想主义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这种不分好歹、不负责任的思想所风行之处，很
可能造成最大的危害。
在这一领域里，我们应当注意开始着手对付在战后就要面临的这项任务，并且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可能会希望做成些什么事情，这是十分重要的。战后紧接着
出现的局势的主要特点之一会是，由于战争的特别需要，几十万的男女被吸收到专
业化的工作岗位上去，在战争期间，他们在那些岗位上能够挣得相当高的工资。而
在许多场合里，这些特定的行业将不可能吸纳同样数量的就业人员。届时将急需把
大批人员转移到其它岗位上去，而那时其中许多大将感到他们为这时的工作所得到
的报酬不如他们战时工作的报酬那样优厚。今后肯定要大量提供转业培训，即便如
此，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按照人们的劳务当时对社会的价值来付酬的话，那么在任何制度下仍将有
许多人必须接受他们相对于他人的物质地位被降低这一事实。
于是，如果那些工会要成功地抵制降低某些相应的个别群体的工资，那就只有
两项选择：要么行使强力，即挑选出某些人并把他们强行调到其它报酬比较差的岗
位上去，要么是必须允许那些在战时所得工资比较高而此刻又无法按同样高的工资
被雇佣的人失业，直到他们情愿接受工资较低的工作为止。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
这种问题的几率不比在其它任何社会低；而且，大多数工人大概都不会愿意向那些
由于战时的特殊需要而被吸收到报酬特别优厚的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永久地保证他们
现在的工资。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肯定会在此行使强力。对我们有关的那一点是，如
果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不计有人失业，同时又不愿行使强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
采取各种希望渺茫的权宜办法，它们不但都不能带来持久的解决效果，反而会严重
妨碍我们生产性资源的最佳使用。尤其应当提请注意的是，货币政策是不能真正救
治这种困难的，它力所能及的无非是实施一种普遍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相对于那
部分无法降低的工资而把其它一切工资和物价抬高到足够的程度，而且，即使这样
做，也只能用一种隐而不宣和私下的方式降低那些不可能直接降低的实际工资，从
而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而要把其它一切工资和收入提高到足以调整有关群体地
位的那个程度，就会带来通货膨胀的极度扩张，它所造成的动荡、困苦和不公正将
比那些所要救治的问题本身要人得多。
这个问题将要在战后以特别紧急的形式出现，它将一直把我们缠而不放，只要
经济制度本身还得至少适应那些不断发生的变化。在短期内，总是存在着一个可能
的最高就业水平，它是可以通过把所有人安置在他们碰巧所在的岗位上，也可以通
过货巾的扩张来实现的。但不能光靠累进的通胀型扩张以及阻拦由于环境的改变而
成为必要的、劳动力在各行业间的再分配来维持这一最高就业水平，只要工人可以
自由选择职业，劳动力在行业间的再分配总是要发生的，只不过稍微缓慢一些，而
且会由此造成某些失业：一味想用货币手段达到最高就业水平，这是一种结果会使
自己的目的归于失败的政策。它容易降低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提高只有按照现有
工资用人为方法保持雇佣的那一部分劳动人口的比重。
※ ※ ※
几乎毫无疑问，战后我们在管理经济事务方面所需要的智慧，甚至将比以往更
为重要，而且我们文明的命运最终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那时将会面临的一切经济
问题。我们最初将是很穷苦的，而且确实是很穷苦的，并且要在英国恢复和提高过
去的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要比在其它许多国家更为困难些。如果我们做得聪明，
通过苦干和把大部分的精力周到检修和更新我们的工业装备和工业组织上去，就会
在几年之后恢复甚至超过我们以往所达到的水平，这几乎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首先
要求我们当前必须满足于可能的日常消费应以不妨害复兴任务为限，要求我们不有
要求得到比这还要多一些的奢望，并且要求我们把以最好的方式并以最大程度地增
进福刺为目的利用资源，并要求我们把这一点看作为比我们总得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设法利用一切资源更为重要。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当由于眼光短浅而不通
过增加收入的途径、而是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去救治贫困，这会使得众多阶层的人
们感到沮丧，以致使他们变成现行政治制度的死敌。
我们绝不能忘记，欧洲大陆上极权主义之所以兴起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
个因素在这一国家尚不存在——就是一个大的、最近被剥夺了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存
在。
要避免这一带有威胁性的命运，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必须把我们的希望寄托
在能够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景上，不管我们的起点多么低，这一增长将不断地把
我们向前推进。而取得这种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准备很快去适
应一个已起了极大变化的环境，绝对不能容许出于对某些个别群体业已习惯水准的
考虑而阻挠我们去作出这种适应，并且我们应当再一次学会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到
最有助于使我们大家都变得更加富裕的地方去。如果我们要想恢复并超过我们以往
的水准，我们就必须作出调整，这些调整动作将比我们过去必须作出的任何类似的
调整都要人些；而且只有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服从这种再调整需要，我们
才能作为能够选择自已生活方式的自由人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让我们尽一切努力
来确保每个人享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水准，但同时也让我们承认，有了这种基本的最
低保障以后，个别阶层必须放弃对确保享受特权的一切要求，必须取消允许某些群
体为维持他们自己的特殊标准而排斥新来者分享他们相对繁荣的一切借口。
有人会说，“管他什么经济学，让我们来建设一个像样世界吧”，这番话听起
来很冠冕堂皇。但是，事实上它只是一番不负责任的话。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一
个世界，大家又都深信这里或那里的物质条件都必须加以改善，我们要建设一个像
样世界的唯一机会就是我们能够不断改善普遍富裕的水平。现代民主不能默默容忍
的一件事，就是在和平时期必须大大降低生活水准甚或经济状况裹足不前，迁延日
久。
※ ※ ※
有些人承认现在的政治倾向对我们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且还通过它
们的经济影响而危及更为高得多的价值标准，这些人还易于自欺欺人：我们正在为
实现理想目标而做出物质牺牲。然而，50年来向集体主义的趋近是不是提高了我们
的道德水平呢？
或者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这些方面都不仅仅值得怀
疑。虽然我们习惯于以有着更为敏感的社会良心而感到自豪，但这一点绝不表明这
已由我们个人行为的实践证明。反过来看，我们这一代人在对现行社会秩序的不平
等感到愤懑这一点上，大概超过大多数祖辈。但是这一态度对我们专属的道德领域
内积极标准和个人行为的影响，同它对我们面对社会机器的自利和迫切需要而维护
道德原则的认真程度的影响则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一领域里的一切争执之外已变得如此混乱不清，以致于我们有回到根本问
题上去的必要。我们这一代人很可能忘记的是，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
而且只能存在于一定范围之内。在该范围内，个人有为自己作出决定的自由，而且
被要求自愿牺牲个人利益来遵守一个道德规则。在个人负责的范围以外，就既没有
善，也没有恶，既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也没有机会通过为自已认为是正确的事
物牺牲个人欲望来表明个人的道德信念。只有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利害关系负责并
且有牺牲它们自由时，我们的决定才有道德价值。我们没有权利以他人的利益为代
价来博取自已无私的美名，而我们要是在没有选择自由的情况之下做到了无私，在
道德上也不足以称道。如果社会成员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别人使他去做的话，他们是
没有权利受到赞赏的。正如弥尔顿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成年人所做的每一件好
事或环事，都是在薄施小惠、授意和强迫之下做下的，那么美德岂不徒有虚名？善
行还值得什么赞美呢？持重、公正或自治还值得什么钦佩呢？”
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要做出某种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依照自
己良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以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观念能够赖以培育、道德价值
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良心的负责，
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这种决定在个人所重视的事物中应该为他人牺牲
哪些事物的必要性，以及对自己所做决定的后果负责——这些才是任何名副其实的
道德的实质。
在这样一个个人行为范围之内，集体主义的作用几乎完全是破坏性的，这一点
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以减轻责任为其主要诺言的运动，它的结果只能
是反道德的，不管它所从由出的那些理想是多么崇高。在我们个人能力许可的范围
内，个人救治不平等现象的责任感已被削弱，而不是被加强；担当责任的意愿和了
解应怎样去选择乃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义务这种觉悟都显然已受到损害——难道这一
切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要求由当局来创造一个可取的局面，甚或只要他人都必
得这样做自己就甘愿从命，和不顾含有敌意的公众舆论、甘愿牺牲个人的欲望来做
个人认为正确的事情，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有许多方面事情可以说明我们
事实上对个别弊端已变得更为纵容，对个别情况下的不平等现象也已变得更为熟视
无睹，因为我们只把目光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制度上。
甚至会像已经提及的那样，热衷于集体行动正是我们现在若无其事的、集体沉溺于
自私行为的途径，而我们作为个人倒还曾经学习过如何稍加约束自私行为。
诚然，那些现在较少得到尊重和守持的美德——独立，自力更生，甘愿担当风
险，愿意顶住多数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信仰，愿意和邻人自愿地合作——这些实质
上部是个人主义社会据以运作的基础。集体主义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这些
美德，而且，在它把这些美德消灭之后，它所留下来的那个空白，除了要求个人服
从并强迫个人去做集体认为是好的那些事情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可以填补。个
人对定期举行代表选举的道德选择日趋减退，这种选举并不是一个考验个人道德价
值的机会，不是一个他经常得重申和证明他的价值等级的场合，也不是他通过以牺
牲那些他所评价较低的价值为代价而维护他所评价较高的价值来申明他的表白的真
诚程度的地方。
即然由个人发展起来的行为准则是集体政治行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