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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那些他所评价较低的价值为代价而维护他所评价较高的价值来申明他的表白的真
诚程度的地方。
即然由个人发展起来的行为准则是集体政治行动所具有的道德标准得以派生的
来源，如果放松个人行为标准可以提高社会行动标准的话，那的确是令人惊奇的事。
己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与其前人相比，每一代人都
会把一些价值看得更高，把另一些看得更低。然而哪些目标现在处在较低的地位呢？
哪些价值已受到警告，如果它们和其它价值发生冲突的话也许就得放弃呢？哪一类
价值在受人欢迎的作家和演说家为我们呈现的未来画面中不像在我们祖先的梦想和
希望中那样显得突出呢？
被排位较低的，当然不是物质的舒适，当然不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当然不是
某种社会地位的保证。有没有一个受人欢迎的作家或演说家敢于向大众建议，他们
也许应当为一理想目标而牺牲他们在物质方面的前景呢？难道事实不是完全相反吗？
难道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教导我们要视之为“19世纪的幻想”的那些东西——即
自由与独立，真理与诚笃，和平与民主，以及把个人作为人、而不仅作为一个有组
织的集团中的一员来尊重——不都是道德价值标准吗？现在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
的那些固定了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革新者敢去触动它们，因为人们把它们
当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界标，并且必须在将来的任何计划里都遵循它们。它们不再
是个人的自由，即个人的行动自由，也很难是个人的言论自由。它们乃是这个或那
个集团的、受其保护的标准，乃是他们不计他人向他们的同伴提供其所需东西的
“权利”。那些不计大众参加的封闭型集团对非成员的歧视，更不用说不同国家国
民之间的歧视，越来越被认为是自然的现象；人们对出于某个集团利益的政府措施
强加于个人的不公正的行动熟视无睹，几乎形同铁石心肠；对于最基本的个人权利
粗暴之至的蹂躏，像在强迫移民中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就连据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
人们也越来越无动于衷了。所有这一切确实表明，我们的道义感已变得迟钝，而不
是变得敏锐了。当我们受到要炒蛋就得打碎鸡蛋这种日益频繁的提醒的时候，那些
正在被打碎的鸡蛋几乎都是前一两代人认为是文明生活之根基的那一类东西。我们
许多所谓“自由主义者”对于权势者所宣称的原则表示同情，他们对权势者所犯的
任何暴行还有什么不能欣然宽恕的呢？
※ ※ ※
在集体主义进展所形成的道德价值变化中，其中有一个方面的变化是现在特别
耐人寻味的。那就是，那些受到越来越少的尊重、因而就变得更少见的美德，恰好
是英国人理应引以为自豪的、并且人们也公认是它们守持得更好的那些美德。英国
人所持有的、在很大程度上比其他大多数民族——除了诸如瑞士和荷兰等少数儿个
较小的国家以外——守持得更好的这些美德，就是独立和自力更生，一个人的首创
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
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不到颠的强大，不到颠的民族性，
还有不到颠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努力的结果。英国的道德精华在其中已得
到最本质的表现，转而形成了英国的民族性和整个道德精神的几乎所有的传统和制
度，就是目前正在被集体主义的发展和它所固有的集权主义倾向不断地毁灭着的那
些东西。
有时我的外国背景能够有助于更清楚地看清，一个民族道德精神的特殊长处是
由什么环境造成的。如果像我这样一个人，不管法律怎样规定，必须永远只当个外
国人，也许会被允许说，我们这一时代最使人沮丧的景象之一就是看到，英国过去
给予世界那些最宝贵的东西，现在在英国本国竟被人们鄙夷到了何等地步。无论英
国人属于哪个党派，都多少持有那些照它们最确切的形式看来以自由主义著称的思
想。英国人很少知道在这方面他们和其他大多数民族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和其他大
多数民族相比，20年前，差不多所有的英国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无论他们和党派
自由主义存在多大的区别。就是在今天，英国的保守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也同自由
主义者一样，如果他到外国去旅行，他可能发现卡莱尔或者迪斯累里、韦伯夫妇或
者H ·G ·威尔斯的思想和著作在与他很少有共同之处的圈子内，在纳粹和其它极
权主义者当中极为盛行，如果他发现一个思想的孤岛，在那里麦考利和格莱德斯通，
F·S·穆勒或约翰·莫利的传统仍然活着，那么他将会发现一些和他自己“说同一
种语言”的亲切的幽灵，不管他自己和他们所特别拥护的理想有多么不同。
最使人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值丧失信心，并且对我们追求当前伟大目标起最大
的瘫痪作用的，莫过于英国所作的大部分笨拙宣传。对外宣传成功的首要前提条件，
是自豪地肯定那些别的民族都知道的、做宣传的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出色特点。
英国的宣传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因为负责宣传者都本身似乎已对英国文明的特殊价
值失掉信心，或者说，完全不了解它借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那些要点。其实，左翼
知识分子崇拜外国上帝己经如此之久，以致于他们似乎己经变得几乎不能看清英国
特有制度与传统的任何优点。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引以自豪的那些道德价值，多半
是他们出面加以毁灭那些制度的产物，这些社会主义者对此当然不是会承认的。并
且，不幸的是，持这种态度的不仅限于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人们一定希望
那些说话较少而为数较多的、有教养的英国人不是那样的，但是，如果人们是凭表
现于当前的政治讨论和宣传中的思想来作出判断的话，那些不但“所说的是莎士比
亚的语言”、而且“所持的是弥尔顿的信仰和道德”的英国人，几乎都己经消失殆
尽了。
不过，如果相信抱这种态度进行宣传会对我们的敌人、尤其是会对德国人产生
我们所欲求的效果，那是大错特错的。也许德国人并不怎么了解英国，但对于什么
是英国生活的传统价值特点以及对于近两三代以来是什么东西把这两国的民心更加
分离开来，他们是有充分认识的。如果我们不仅想要使他们相信我们对他们是真诚
时，而且也使他们相信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一条不同于他们已走过的真正可行的道
路，那么我们就绝不能依靠对他们思想体系作出让步。我们不应该用从他们祖先那
里借来的思想的陈腐翻版来欺骗他们，无论它们是民族社会主义，“现实政治”、
“科学”计划或社团主义等等。
我们不应该用在通向极权主义道路上跟着他们后头走一半路程的方法来说服他
们。如果英国人自己放弃了个人有关自由与幸福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如果他们默认
不值得保留他们的文明并且默认没有比沿着德国人指引的道路走下去更好的选择，
那么它们实际上就等于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贡献。照德国人看来，所有这一切只不过
是为时已晚地承认英国人已经完全大错特错了，而且是他们德国人正在把人们引向
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不管这一过渡时期是如何可怕。德国人知道他们所仍然认为
是英国的传统和他们自己新理想的东西，基本上是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人生观。也
许我们有可能使他们相信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错的，但绝对无法使他们相信，在德
国人所走的道路上英国人会是更好的引路人。
对于那些其价值观和我们最为接近、我们到头来还必须指望他们帮助我们重建
欧洲的德国人，那种形式的宣传尤其没有打动他们的心。因为亲身经历已使他们更
为明智，更为伤感；他们已经懂得了，在一个摧残人身自由和个人责任的制度里，
无论是善意或者组织效率都不足以使人安身立命。那些领受了这一教训的德国人和
意大利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就是保护他们免遭那个残暴政府的蹂躏——不是巨型组
织的一些宏伟计划，而是平安和自由地重建他们自己小天地的一个机会。我们之所
以能够指望从敌国的某些国民当中得到支持，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听从英国人的指挥
比听从普鲁士大要好些，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英国理想己经获得胜利的世界里，
他们将会少受指挥，将会有时间来安心地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
如果我们要在思想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把敌国正派的分子争取过来，我们就必
须首先恢复对以往所维护的那些传统价值的信心，必须在道义上有勇气坚定地维护
我们敌人所攻击的那些理想。我们若要能够赢得信任和支持，就不是靠谦卑的辩解
和有关我们正在迅速革新的保证，不是靠有关我们正在在传统的英国价值标准和新
的极权主义思想之间寻求某种折衷办法的那种解释。我们所应借重的不是我们最近
对社会制度所作出的那些改进——它们同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的基本区别相比是无
足轻重的——而是我们对那些已使英国成为一个拥有自由而正直、宽容而独立的人
民的国度的传统不可动摇的信心。
第十五章 国际秩序的展望
在所有抑制民主的方法中，联邦制一直是最有效的和最相宜的……联邦制是通
过分割统治权力并通过只把某些规定的权利指派给政府而限制和约束统治权力的。
它是不仅抑制多数而且也抑制全体人民权力的唯一方法。
——阿克顿勋爵
在任何其它领域里，世界由于放弃19世纪自由主义而付出的代价没有比在开始
这种退却的国际关系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在亲身经历所应当已经给予我
们的教训中，我们只吸取了很小的部分。也许与任何其它地方相比，这里所流行的
一些有关什么是合适可行的观念仍然会导致与它们许诺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新近的经验教训中，现在正在缓慢地和逐步地被人们体会珍借的那一部分是
：在全国规模内独立实行的好多种经济计划，就其总体效应而论，即使是从纯经济
观点来看，也必定是有害的，而且它们还必定会产生国际上的严重摩擦。只要每一
个国家都自由地起用从它自身的眼前利益看来认为可取的任何措施，而不考虑这些
措施对于其它国家可能有何损害，那就很少有建立国际秩序或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
可言，对于这一点，我们此刻已几乎无须特别强调。确实，只有计划当局能够有效
地阻断一切外来的影响，许多种经济计划本能真正付诸实施。因此，这种计划的结
果，必然是对于人员和货物流动的限制愈来愈多。
对和平的不很明显、但绝非不很真实的威胁来自于那种人为地培养一国全体人
民的经济团结的做法以及在全国实行计划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对立的集团。在国界的
两侧，居民的生活水平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凭借一国的国民资格就有权分享和它
国国民所分享的完全不同的成果——这是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如果各国的资源被当
作为各国自身的独占性财产，如果国际经济关系不是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而是越来越成为作为贸易实体的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
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不和及猜忌的根源。一个致命的幻想就是，认为用国家之间或
有组织集团之间的谈判方式来代替围绕市场和原料展开竞争的方式就可以减少国际
摩擦。这不过是用借助强力的争夺代替那种只能喻称为“斗争”的竞争，并将那种
在个人之间无须诉诸武力便可决定胜负的抗争，转变为在强有力的、武装的国家之
间的没有更高法律约束的抗争。这些国家同时是本身行为的最高评判者，都不听命
于更高的法律，它们的代表们除了各自的本国眼前利益之外又不妥任何其它考虑的
约束——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必定会导致权力的冲突。
如果我们只是鼓励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现有趋势（ 这种趋势在1939年前已过于
明显） 而不是更好地利用胜利形势，我们也许真的会发现，我们已经打败了德国的
民族社会主义，而又只是创造了一个由许多个民族社会主义所组成的世界，它们虽
然在具体细节上各不相同，但都同样是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且相互之间不断
地发生着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