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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笑的对象。劳厄的反对使得施塔克没有如愿以偿。作为报复，施塔克解除了劳厄担任了10多年的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
表明公开的态度后，他私下采取的是与普朗克不同的行动。他常写信向国外同行求援，希望给自己的同事寻找职位，或者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者方面的信息。1937年他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
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作为独立精神象征的劳厄战后参加了审判纳粹的作证，帮助了德国科研组织的新生，负责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的重建。
4、勒纳德与斯塔克：希特勒的跟随者
菲利普·勒纳德（P。E。A。Lenard；1862…1947）出生在捷克的普雷斯布格，曾先后在布达佩斯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学习，获得了哲学博士和工程学博士学位。勒纳德发现了阴极射线透射到极前的管外空间中，使放在那里的荧光屏产生了光效应。勒纳德也因此而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阴极射线也被称为“勒纳德光”。
约翰内斯·斯塔克（J。Stark；1847…1957）出生在德国的西克肯豪夫。斯塔克在物理学的多方面都有贡献。首先他在放电管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1908年，他提出了原子的电子模型，认为化学键是由于电子共享引起的。1913年，斯塔克把极隧现象置入一个强电场中，从而在电场中找到了人们长期以来试图寻找的复杂效应：氢原子光谱线的分裂。后来该效应被命名为斯塔克效应。斯塔克由于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的分裂，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政治生涯是从反对爱因斯坦开始的。最初他们对爱因斯坦还是抱有好感。1909年，勒纳德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个有深刻头脑的思想家。斯塔克在1907年曾邀请爱因斯坦在他主持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写了介绍狭义相对论的文章。斯塔克还曾邀请比他小5岁的爱因斯坦去作他的助教。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进行，政治立场在科学家之间迅速建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大战期间勒纳德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他在93名知识分子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中签了名，并且对宣言中的愚蠢准则身体力行。有一次，俄国着名物理学家约飞路过海德堡想要拜访他，竟被他傲慢无理地拒之门外。此外勒纳德还认为，不少英国、法国的科学成果都是剽窃他们德国人的，因此他要把电流强度的单位由安培（法国人）改成韦伯（德国人）。另外，勒纳德还利用自己的实验室研制军事设备。战争失败又使他迁怒于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这种情绪燃起了他对爱因斯坦的怒火。他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英国人吹捧起来的。这种沙文主义的狂热在勒纳德心中不断扩展开来，恶性膨胀，竟致把爱因斯坦的成就视为是自己科学事业的障碍。勒纳德从1919年开始权力鼓吹建立一种德国物理学，一种没有犹太理论污染的德国物理学，并试图通过新的政治力量达到改写德国物理学的目的。
1929年，勒纳德出版了《伟大的自然探索者》一书，书中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哈森内尔（Hasenohri）发现的关于光能的公式代替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全然不顾科学界最起码的准则，挖空心思地极力贬损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1936年到1937年，勒纳德发表了四卷本着作《德意志物理学》，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注入到物理学中，和“犹太人物理学”对抗。
斯塔克在由他主办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拒绝刊登谈论科学国际性的文章。1922年6月，斯塔克出版《德国物理学的危机》一书，书中攻击相对论和“玻尔一索未菲量子理论”有害于德国的实验工作。
施塔克与勒纳德有所不同，勒纳德仅满足于按照雅利安模式重写物理史，而施塔克则力图实际控制整个德国物理界。施塔克曾一度放弃科学研究，在德国北部创办了一个瓷器工厂，但没有成功。他试图重返学术生活，也没有成功。因为他变得比较极端，把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斥为犹太科学的产物，普遍不得人心。到1928年先后他先后遭到6所德国大学的拒绝。这一切使得施塔克的权力欲望更加强烈。1933年，他虽然被普鲁士科学院拒绝，但却成功地当上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并试图以这个研究所为权力基地，控制德国物理学。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选择错了支持者。当希特勒上台后，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都发生变化，而他们的早期支持者在政治权利斗争中固守原来的政治信念，结果输给了海默尔和戈培尔，因此尽管他们仍然效忠希特勒，但仍然被政治无情地抛弃了。施塔克想控制德国物理学的企图导致了他与教育部官僚政客的冲突，他们看到他过于刚愎自用和管理上的无能，对他们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强迫他1939年辞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德国战败两年后，勒纳德死去，斯塔克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4年苦狱。
5、民族主义与政治对科学的影响
德国科学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主要是源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统治阶级自认为由于战败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蒙受民族屈辱，从而滋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反英情绪尤为强烈，这种情绪也波及到科学界，许多德国科学家因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主张在科学活动中以民族主义代替科学固有的标准，这样的作法受到了本国政治势力的赞赏和社会公众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的1914年4月，德国的93个着名科学家、艺术家、牧师就联合签名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的宣言》。他们谴责英国和法国科学家的剽窃行为，声称许多科学发现是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只是没有在国外得到承认而已。这个宣言为德国皇帝歌功颂德，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进行辩解，宣称全世界人都应该接受“真正德国精神”，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德国科学文化界的所有名流，甚至连普朗克、伦琴、奥斯特瓦尔德等着名科学家也在其列。不过，不久普朗克等多数科学家对自己的这些过激行为表示了后悔。
纳粹期间大多数科学家不再有那么狂热的民族情绪，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政治的对科学的侵入而保持科学的自治，因此他们很多人既不是反对纳粹的，也不是赞成纳粹的，他们只是谋求在专业领域里的独立。
尽管科学已成为一种高度社会性的活动，个人也许可以暂时与远离政治，但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环境、基金资助、论文发表以及对理论接受与否的价值判断等不能不受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在受到政治干扰后，不同的德国科学家用不同的形式表现与政治的牵连。不管是沉默、离开还是抗议，都是科学家谋求独立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人们在赞扬爱因斯坦、弗兰克等科学家毅然决然地离开德国与纳粹统治决裂的态度，也赞扬冯·劳厄、哈恩等科学家强烈的反叛的精神，还为普朗克和海森伯等科学家在不断斗争与大量妥协中表现出的责任感表示钦佩。1934年1月着名的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决定在柏林召开哈伯逝世1周年的纪念大会。尽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国各大学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组织和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但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纪念会，很多科学家也参加了会议。这种公开的活动实际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国科学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丧失。1934年1月着名的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决定在柏林召开哈伯逝世1周年的纪念大会。尽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国各大学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组织和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但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纪念会，很多的科学家也参了会。这种公开的活动实际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国科学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丧失。
还有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着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在纳粹期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作为一个科学家，斯塔克为自己的反犹精神寻找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理由。他认为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存在着分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心理类型：实用主义精神和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物理学需要的是实用主义精神，即“把目光投向现象的，目的在于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他特别反对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教条主义的出发点主要是他们对从自己头脑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都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产物，因为相对论是以时空坐标或者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而薛定谔则通过物理数学奇巧的手法得出一个微分方程作为物理学的结果，然后薛定谔和他的支持者（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一起去寻找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的教条主义的物理学意义。斯塔克认为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的当代物理学先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实用主义精神最常见于日耳曼人，而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都是犹太人的后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施塔克拒不接受现代物理学，与主流科学背道而驰，结果也被当代科学共同体所抛弃，导致德国6所大学都不给他研究职位。他把方法论的差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把报复心理与政治手段结合起来，一步一步走向了反对科学的极端。
勒纳德是一个深受德国战败影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儿子也在战场上死亡，战后通货膨胀使他的全部积蓄丧失殆尽，这可能是勒纳德从一个天才的实验物理学家转变成一个偏执的怪人的外因，而对英国的敌视和对爱因斯坦的嫉妒则是这种转变的内因。勒纳德在设备方面帮助过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他认为这种设备上的帮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还认为J。J。汤姆逊应用过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些猜疑使他对英国科学家充满敌视。勒纳德在研究光电效应时提出过“触发假说”，后来被爱因斯坦的量子假说所取代，爱因斯坦因此获得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的成名对于他自己在科学界的声望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勒纳德产生了病态的嫉妒心。
6、几点启示
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科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和政治都是社会大系统中发生的社会现象。科学与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科学属生产力范畴，是人、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工具；政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通过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政策法令、政党和政府的各种活动，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和进行军事斗争等体现出来的一种无形力量。现代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政治需要科学，科学也要依靠政治。在政治上关心科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出自实践需要，有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也有的出于威望上的考虑。科学发展朝大科学方向发展，需要的经费与人力越来越多，也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科学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影响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使得科学必须服从国家目标（特别是军事的与经济的），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干预。
科学与政治的过密结合会出现一些令人担心的情况。例如，科学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往往会危及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可能使科学建制官僚科层化，从而破坏科学体系特有的运行机制；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有可能使科学家成为权力的附属品。社会政治势力轻视科学或把科学置于过多的政治控制之下，把科学变成了政治运动，剥夺科学应有的自主性，破坏科学运行的道德秩序，肯定要付出科学停滞和退步的沉重代价。
科学上的民族主义也不能与科学的普遍主义相背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是凝聚个人为本民族统一和强盛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