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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卡玛尔问他：“这些和你一起来的人……是你指挥他们吗？”
阿泽勃骄傲地声明：“当然！”
“他们都是什叶派……”
“那怎么了？”阿泽勃有点恼火，“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真正的自由战士，因为我们必须做一个战士，而不愿意和你们一样，软弱保守，听凭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横行！”
“说的好！”他叔叔说，想让他冷静下来，“你们怎么行动？”
“行动什么？”
“就是……抓那个凶手！”
阿泽勃的表情变得严肃而且神秘。他其实对此毫无主意，一心指望着凶手被他们的到来吓破了胆，自己跳出来暴露真面目。他开始滔滔不绝：“宽大为怀的万能的主知道一切，看见了一切……”
他叔叔附和道：“主无所不能！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们到底准备怎么办。”
阿泽勃生硬地打断他：“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
法利蒂和他的人，比如我，先还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聊了好几分钟。然后法利蒂觉得过分了，该打住了。他推开小门走了进去。
法利蒂冷冰冰地扫了一眼屋里，大声宣布：“你们和这屋子都该清静会儿了！阿泽勃，我们现在出发去了解情况，明晚回。你留在这里。”说完就告别走了，声音干巴巴的，很是勉强。
卡玛尔怀疑地问：“说实话，你真的指挥这个人吗？”
阿泽勃气的发狂，为自己辩解：“我总得给他一点行动自由，在我们组织内部还有个讲究手段的问题。”
在阿泽勃舒舒服服用晚餐的时候，我们已经向发生命案的村子出发了。案情挺明了的。十天前，有人——怀疑是以色列人派来的间谍——摸到警方据点，把这片地区的特务头子干掉了。表面上这不过是叙利亚警方的事情，因为死者是他们的人。对他们来说，换个人然后重新开始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事情没这么简单。不单是死了个把人的问题，而是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军火交易被以色列方面找到了证据，并且幸灾乐祸地把这些消息通过几家报纸捅了出来……阿拉伯人的报纸，特别是埃及方面的报纸。这些交易被披露出来，让俄罗斯高层非常不爽，为此他们对“合作伙伴”这边的情报部门发出了警告。
真主党这边也有麻烦。以色列空军的轰炸表明武器运送路径和储藏地点都已经泄露了。最近一次轰炸严重损毁了他们的军械库。很明显，以色列人掌握了来自他们组织内部的情报。
叙利亚情报部门发现了一些可怕的巧合。在南部地区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里，他们派过去的一侦察人员被杀了。最开始，他们把这当成一起普通的寻仇事件，没有给予关注。但从那以后，没有一个替岗的人能够活着呆够五个月。还有就是西部到东南部一线，莫名其妙的信息技术故障越来越多，一直秧及到约旦和黎巴嫩边界。更糟糕的是，几个月来这条故障线好像在向叙利亚纵深地区弯进。如果以色列方面的渗透行动继续下去，叙利亚情报部门就必须不惜代价地阻止事态扩大。
由于警方第一次介入毫无收获，叙利亚方面决定派一支巴勒斯坦武装来，他们也许和自己的同胞更好沟通。只有一个条件：巴勒斯坦人得由一支信得过的队伍来督管。这支队伍自然就是法利蒂带领的我们几个。深夜时分，我们进驻了这个被赭石荒漠包围的村子。
住在村头的一个老头告诉我们：“那个警官就在这间屋里被发现的，当时已经死了。”
法利蒂问他：“你看到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哦，有！这事我和那些当兵的也说过。有个年轻女人一大早到村里来过。离开之前，她从这头到那头，把整个村子都走了个遍。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她。”
法利蒂觉得有点奇怪：“她一个人？”
“对，一个人。有几个男人想跟上她，可她一到沙漠里就不见了。”
老头做了个手势，仿佛她突然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别的东西。
一个同伴小声说：“这活儿一个女人肯定干不了。她是来摸情况的。”
“这屋里可怕极了，我们找到那人的时候他满身是血，可就两处刀伤，要知道……”
法利蒂没好气地打断他：“没人开火吗？其他士兵没还击吗？”
“在门口我们找到一个被勒死的兵。其他人不是在巡逻，就是睡觉了……要么就是没办法。叙利亚人已经把他们都带走了。”
怎么找到那个潜进来的犹太人呢，他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利用一些私人恩怨，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就够了：这些东西能提供各种各样的嫌疑人。告密的人源源不断，争相把他们的“预感”告诉法利蒂。
等回到阿泽勃叔叔卡玛尔住的那个村子，又一条线索冒了出来。卡玛尔有个侄子上月刚来回跑过一趟，行踪可疑。他当然借口做生意，但负责运货的人一向是卡玛尔，而且并没有误工。那么，为什么还要跑这多余的一趟呢？卡玛尔不相信侄儿的解释，反而更加怀疑。他看不出这一趟和生意不相干的外出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他也未尝不乐意用这种方式来摆脱一个靠不住的合伙人。而对法利蒂来说，这个人有没有罪不打紧，要紧的是他决定杀鸡给猴看。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传讯了那个倒霉蛋，勒令他坦白。这趟外出原因其实很简单：可怜的人爱上了一个黎巴嫩女孩。但这是不可饶恕的：正经穆斯林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感情问题。而一个品行如此不端的人极有可能背叛真主的事业。堂兄痛哭，辩解，哀求阿泽勃为他说句话。年轻人慌了，也痛哭起来。在他们周围，一堆村民发出蔑视的议论声，他们都是赶来参加所谓“处决叛徒”行动的。法利蒂阿泽勃叫出去，告知严惩堂兄是他的职责。关系到家族的名誉和指挥员的威信。阿泽勃有气无力地想辩解什么，向卡玛尔求助。他叔叔坚定地说：“阿泽勃，去做你该做的，像个男人样！你父亲，我的兄弟，他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阿泽勃穷途末路，两眼失神，边哭边向他的堂兄举起枪，然后跟个机器人似的，扣下扳机。
法利蒂做了个手势。阿泽勃感觉到有人走过来，安慰自己，声音很平静：“真主在上，你干得很出色。但你是被迫做到的。你是一个不至于背叛我们事业的软弱的家伙，但毕竟还是……”
阿泽勃循声转过脸来，面色苍白，神情惊恐，和十天前那个看门人的表现一摸一样。和那家伙一样，他挨第一刀的时候没有任何反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还残留了一点叫做人性的东西，第二刀下手很尽心，这样他能死得痛快一点。
两分钟后，我们的队伍准备开拔。事情总算了结了。
折叠刀用起来顺手，我很喜欢。不过它们需要细心擦拭，把碎肉和粘在刀刃上的其他东西清理干净。我专心擦我的刀，一面暗暗和卡玛尔交换了一个眼色。他带着赞许的神情慢慢闭上眼睛。家族里两个最有威胁的人就这样被除掉了。他很为我的行动折服，从此帮我监管了这个地区的所有驿站。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一片可供我安心操纵的自由领地了。我觉得卡玛尔是一个难得可贵的合作人。
1997年9月4日：三个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商业区启动爆炸装置。五人死，181人伤。
1997年9月5日：12名以色列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部执行任务途中，中了真主党的埋伏，全部死亡。
真主指示阿拉伯罕，“你会选择生”。随后真主指点穆瓦兹，“你绝不会杀人”。
看着慌乱的诺阿穆，我无能为力。说出上面这段经文的，就是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士兵。他被同伴的死吓得不知所措——他一个战友中了真主党的埋伏—— 于是问我来了。为了盘问我，诺阿穆从心理危机治疗室跑了出来。我没有帮他的能力。他无所谓。他不指望我的支持，只是想感受一下从我身上不知不觉弥漫出来的冷酷一面。他观察我，解剖我，不断和我交谈，仿佛通过我可以直接和死亡对话。身为士兵，并且是精英部队的一员，他需要也必须理解一切。情况并不复杂：打战，有人先死了，就这些。但是他理解不了，因为他还没有杀过人。
“和其他工作一样，杀人也是工作，总之就是一个技术活儿。”
他问我：“杀人的时候你想什么了？”
“什么也不想。”
我回答之冷漠，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绞尽脑汁，极力回忆那些时候自己到底想什么了。
“真的，没想。完全没想什么。”
如果他是问“你有什么感觉”，也许我能说得动听一些。我继续回想在黎巴嫩南部巡逻时的战斗“片断”：遥远的枪声，杀死某个人而我并不想他去死。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态，有些死亡令人困惑，给人留下创伤，而有些却完全不会。人在死的瞬间，会下意识地表现出一种样子：变得很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满脸疑惑。这和一般的兴奋感不同，而是更为微妙的一种状态。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既像刀刃一样锐利，同时又像拳击般猛烈，很难描述。如果足够强烈，周围的人也能感觉到。对，这会给人留下后患。当我向人讲述这些的时候，大部分没有经历过这种伤害的人理解不了，他们会冷笑，认为是我心理脆弱，过于敏感。那些毫无顾忌谈论这类话题的人，他们往往双手未曾沾血。以我的看法，眼下困扰诺阿穆的问题更加麻烦，因为他不是杀人后遗症的受害者，而是对军人职责毫无认识。
我很不情愿地进入他所希望我充当的角色，告诉他：“你不能这样折磨自己。别再胡思乱想，你现在是成年人了，必须懂得怎么面对死亡。不要乱了阵脚，应该往前走然后……”
我做了一个大清扫的手势。他点头称是，飞快地揉揉眼睛，然后长叹一口气。
“不过杀人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不想。”
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杀人会带来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为所欲为，毫无制约，所有宗教和社会律条都抛到脑后，释放出内心最兽性的东西。能够去做被所有道义都谴责的事情，这是何等迷人和令人陶醉。虽然它实际上是一种难以解脱的痛苦。
“你从来没有过谦意吗？”
我很不高兴地说：“没有，为什么要有歉意？既然得做，我就做了，没别的。”
他还是很怀疑，追问道：“可是，这么频繁的杀人对你就没有任何影响吗？”
“没有。”
我说的是真话。杀掉一个人渣不会让我有不适感。偶尔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能够杀人的事实本身，是我突然获得的阴暗爱好和永远失去的诺阿穆那样的纯洁无辜。不过这是另一码事了。
我告诉他：“知道吗，杀人没什么大不了的。退让和消沉才是对生命的否定。‘你会选择生’：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表述了。不过依我看，自从有人开始杀戮的那天起，任凭别人掐住你脖子才是对生命的一种犯罪。六百万牺牲品足以成为那些冠冕堂皇原则的祭品。”
他局促不安地看着我。对这些反复听过的调调，他已经麻木了，他不再相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我缺少演讲才能，这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想再继续这种沉闷的对话。我最后颇为恼火地说了几句：“你说的没错，我是杀人，为了以色列人的安全，为了求生的信念，我在合理的可以掌控的情况下奉命杀人。这不是盲目的仇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屠戮，而是迫切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如果需要，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再杀一次。”
我站起身来准备离开，并建议诺阿穆回到心理治疗室去。他精神脆弱，而我帮不了他。
不久我听说他自己离开了部队，并加入一个名叫Yesh Gvoul的反战组织。
第七章 重返叙利亚
1997年9月25日：以色列特工在约旦暗杀Khaled Mechaal未遂，引发一场外交危机。
为了换回自己的特工，以色列释放了35个巴勒斯坦犯人以及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Cheikh Ahmed Yassine，他在10月5日成功回到加沙。
在我经常活动的那一带，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开始担心叙利亚方面突然觉察出什么。有天下午我跑到指挥官办公室，决心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和他摊开谈谈。指挥官同意马上见我，但条件是谈话必须简单扼要。他正在审看一份文件，看样子那东西令他不很愉快。我断断续续说的时候，他勉强抬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