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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是权利交换的承诺，也就是产权交换的承诺了。是要有转让权才可以交换的，所以合约的产生需要有转让权。转让或合约可以是政府与政府，可以是政府与私人，也可以是私人与私人。私人之间的权利转让，在某程度上必定是私产，有私人的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这点上一节说过了。我研究的是私人之间的合约安排。
本卷《前言》中提及，经济学的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分二大项：资源（或资产）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主要是加上了第三项：制度的安排。合约也是制度安排，有很多种。单是劳力就有工资合约、分成合约、分红合约、件工合约、佣金合约、小账合约等等。不同的合约是不同的安排，是不同的制度。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宪法，界定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是合约。钞票是合约一纸，支票也是合约，只不过在今天的世界，前者是私人与政府，后者是私人与私人。地契也是合约。
安排是现象，在今天的世界一般是可以观察到的──虽然有时因为不成文法或风俗习惯的协助，可以不言自明，要间接地才可以肯定。
合约是承诺，是关于权利交换的承诺。在人类发明文字之前，这种承诺早已存在。我研读过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发觉其中所载要不是记事，就是合约。甲骨刻字成本高，没有人以之写情书。
今天在法律面前，有些口头上的承诺有效，有些需要明文写下来，而有些还需要有见证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例，而有些承诺可以与法律有抵触，另一些却不能。有关合约的法律是很复杂的学问，我研读过一段日子，但这里要分析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经济学的看法是每项交易都含意合约的存在。微不足道的物品交易，例如买一个苹果，也有合约的存在，只是提起合约的费用太高，没有人注意罢了。比较值钱的物品成交，出售者可以说明出门不换、顾客留心、卖者概不负责（caveat emptor）。这里含意的合约比较明显，但因为是「卖断」（outright sale），一方收钱一方收货，之后互不相干，这合约只是简单的钱与货，没有结构可言。
除了上述的简单交易，其它的合约都是结构性的。那是说，除了价与量，还有其它条款，可以多得数之不尽，虽然条款不是全部写下来。你去租房子，可在墙上用钉挂画是不用在租约上写明的，不能在墙上开一个大洞也不用写明。有不成文法（普通法）的地方，用房子的日常损耗（ordinary wear and tear），如用钉挂画，是容许的，但开大洞就不是住所常有的习惯。法律或风俗的一个用途，是代替了好些写之不尽的合约条款，有节省交易费用的功效。我们不能单看明文合约的本身就知道合约的全部约束是怎样的，也不能见没有明文合约就以为合约不存在。
有些市场小交易，明文合约买家根本懒得看，以至一般顾客不知有合约的存在。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安装电话，电话的本身是从有专利权的美国电话公司租用的。我见简单文件背后的小字上说可参考该公司的合约，就好奇地花二十美元买这合约来看看。原来该合约有五百多页，大部分的条款是专业科技，看不懂。
我研究合约的主要兴趣，是资产或生产要素的租用或雇用。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我劳师动众地搞了几年，一败涂地，不谈算了。石油工业的合约我是个专家，但过于特别，没有一般性，本卷第四章只简略地介绍一些。
租用或雇用合约必定是结构性的。这是因为交换的权利只是资产的局部，只是一段时期，而不是将资产卖断，或断权成交（outright transaction）。土地是我的，租给你用，你给我的租金只代表一段时期的某些使用权及收入权的成交，在租约期间你和我的行为都会影响土地的使用及收入。事实上，产权没有卖断的合约，是双方合作的安排，互相影响，合约的条款是为约束双方的行为而设的，不管是明是暗，这些条款是多方面的。合约于是有结构性。
合约结构的条款一般地是约束资产（或生产要素）的使用与收入的分配。我称后者为收入条款，可以有多种不同形式，例如租金可以固定、分成、分红、按利润算，等等。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收入条款厘定，订约双方会有不同的行为，于是合约中关于约束资产使用的条款就会跟不同；另一方面，使用的约束也会影响收入条款的选择。收入条款与使用条款互相影响是合约理论的重心所在，一九六六年我提出来，可惜当年只有三十岁，说得不够清楚。是本卷第四章的话题，这里按下不表。
这里要说的是，有了收入分配的条款，使用资产的约束可以很多，虽然不一定全都写在合约上。要明白这一点，我们不妨回到本章第四节关于使用房子的多方面去。原则上，几个陌生人分用同一房子，若以市场决定不同用途及权限，合约可以搞得非常复杂。再转到农业用地的例子去吧。农地的使用有土地的投资与改进、植物的选择、杀虫的工作、地耕的密度、收成的处理，等等。这些使用的合约条款的或多或少，会以农地的品质而变，以产品的市价而变，以交易费用而变，也会以合约的收入条款而变。
让我只谈一种使用：收成时的劳工使用。我们知道劳工增加，在边际上劳工的收成产量会下降。我是农地的地主，让我选以时间薪酬雇用劳工的安排吧。作为地主，要赚取最高的租值收入，雇用劳工的均衡点，是增加一个劳工一个小时的薪酬，等于这劳工在边际上的产值。
现在让我把同一问题从社会成本的角度看。在多人工作的环境中，一个劳作者的行为会影响他人。依照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多加一个劳工会使所有其它劳工的边际产量下降少许。（这好比庇古的公路例子，多一车辆会轻微地阻碍其它车辆。）这「其它」的边际下降是损，而不管这「损」，多雇一个劳工的边际利益是其边际贡献减除时间薪酬。在租值收入最高的均衡点上，前者的边际损失与后者的边际利益相等。这相等与劳工的时间薪酬等于边际产值完全一样，只是角度看法不同。
边际的利益与损失不相等（时间薪酬不等于边际产值），从高斯的角度看庇古的分析，社会与私人成本是有分离的。这也是另一个角度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而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从上述的分析看，界外效应的「无效率」的存在，可以是（一）没有私产，所以没有市场合约；
（二）有合约，但使用条款不够齐备；
（三）有齐备的合约条款，但某些使用的利益与损失在边际上不相等。
说「齐备」，是指合约的条款可以很多，因为任何资产的使用可以有多种用途，多种的选择与不同边际的益与损的考虑。因为有交易费用，合约的条款不可能全都写下来。有些不言自明，有些由法律或风俗约束，有些因为太琐碎而懒得管，而有些像本章第三节提到的钢琴佳音与机场噪音等例子，完全没有合约或市场成交，社会与私人成本不一定有分离。
是的，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界外效应分析，以不同的使用分门别类，单是公海捕鱼就有好几种。究其因，不过是说没有合约，或有合约而条款不齐，或边际的益与损不相等。因为资产或生产要素的使用有多方面，界外效应就有多种，每种的理论不同。这些是特殊理论（ad hoc theories），是没有一般性的解释力的。想想吧。同样的生产要素，每个行业都有好几种用途，世界上有多种行业，加起来的界外效应理论怎样算？
是的，在社会中，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差不多所有行为对外人都会有效应的。何谓「界内」，何谓「界外」，是模糊不清的理念，可以大做文章，但只可以引起对真实世界认识的混淆。有一般性的看法是合约的结构。为什么某些对外人有影响的行为没有合约的约束？是因为没有私产界定？是有私产但交易费用过高？是有法律或风俗的代替？有宗教？有礼教？在路上不小心撞倒不认识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经济解释》之七十七；卷三第二章完）
第三章：租值消散与价格管制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在国内译作「租值耗散」，又称「租耗」。我认为「消散」比「耗散」恰当。
租值消散是一套理论，是另一个角度看社会成本，同时又是另一个角度看高斯定律。一个可取但不同的角度看同一问题有两个好处。其一是不同的角度可让我们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可以较为全面地看，而有时看到新奇的，则有惊喜之情。其二是以不同的角度看同一问题，分析问题的对或错就有较为肯定的答案了。不同的观点或不同的理念，如果我们知道看的是同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常对学生说：学问之道是要求其同，而不是分其异。我认为不断地求其同是懂得用简单理论的重要法门。
第一节：从公路使用到公海捕鱼
严格来说，租值消散的理论起于本卷第一章提到的庇古发明的公路使用的例子，虽然庇古本人显然没有想到租值消散的问题。有优质与劣质两条公路，都是从甲市到乙市去的。一条优而窄，另一条劣而宽。二者皆公用，驾车的人都选用优的，引起堵塞。庇古的兴趣，是选用优路的人阻碍了其它的驾驶者，但不需要负责，这导致社会与私人成本分离，若政府抽取使用优路车辆的税，使部分车辆改用不堵塞的劣路，社会整体的利益会增加。
这一九二○年的例子于一九二四年得到奈特的响应。奈特之见，是优路堵塞是因为不是私产。要是优路是私营的话，业主会收费而使部分车辆改用劣路。换言之，如果优路是私产，业主大可收租，但该路非私产，是公用的，车辆的堵塞所导致的驾驶时间增加，会使优路的租值下降至零。那是说，原本是有租值可收的公路，因为非私产而引起的竞争使用，使驾驶时间增加的所值代替了租值，租值就消散了。
一九五四年，哥顿（H。 S。 Gordon）把奈特的理念搬到公海捕鱼的例子，提出了公共产（mon property）会因为竞争使用者过多，增加了捕鱼劳力的总成本，而使应有的租值下降为零。租值消散这一词是哥顿提出的。公海捕鱼是好例子，而租值消散这个理念在方向上是可取的。然而，这奈特与哥顿的传统在几方面有大错。
第一个问题：跟庇古与奈特的公路例子，有优路与劣路之分，哥顿的公海捕鱼例子也有优区与劣区之分。在分析上哥顿显然遇到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怎样以逻辑证明在竞争下租值会下降至零。公海没有业主收租，说因此租金下降至零，是套套逻辑（tautology），说了等于没说。把鱼区分优劣来消散租值不仅牵强，而且带出另一个困窘问题：难道公海鱼区没有优劣之分，租值就不会消散了？
不要忘记，庇古当年把公路分优劣，不是为了看租值消散，而是要证明社会与私人成本有分离，把一部分车辆从优路搬到劣路，社会的整体得益。
让我把公海改为大湖，有鱼可捕，是不需要人工繁殖或饲养的。如果这湖是我的私产，要商业捕鱼为利，我雇用捕鱼的劳力工作单位之量，是边际（捕鱼）产值等于工作单位的时间薪酬。因为边际产值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平均产值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但在边际产值曲线之上。捕鱼的总收入是平均产值乘以同期的总工作单位，而薪酬的总支出是边际产值乘以同期的总工作单位。前者高于后者，其差别就是同期的租值了。大湖是我的，我有权决定捕鱼的人数多少（工作单位之量），捕鱼者的劳力薪酬是竞争下的市价，租值是我私人的收入权利。为了争取最高的租值收入，我会以合约的形式约束捕鱼的人数与薪酬。社会与私人成本没有分离，而租值在我手，不会消散。
现在假设那大湖没有业主，政府也懒得管，任何人都可以随意捕鱼，半点约束也没有。再假设懂得捕鱼的人甚多，技能相同，而他们在其它行业所能赚取的时间薪酬也是一样的。又假设要参与捕鱼的人不是为了乐趣，而是为了金钱收入。传统的分析，是一个人若从捕鱼每小时所得的收获所值，高于非捕鱼的时间薪酬，这个人就会去公用的大湖捕鱼，直至捕鱼每小时的收获，与非捕鱼的时间薪酬相等。每个捕鱼者都这样做，他们的平均捕鱼产值，会与他们非捕鱼的时间薪酬相等。这样，所有捕鱼者的总产值（平均产值乘以捕鱼人数的总工作单位），就等于捕鱼者的总薪酬成本（平均时间薪酬乘以人数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