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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工资在竞争下的厘定，当然与劳力的供应有关。上述的工资等于边际产值作为一个均衡点，是厘定了的工资。劳力的供应曲线无论怎样画都会穿过这一点，因为产品的市价已反映市场整体的需求与生产要素的供应。有垄断性的产品市场或有垄断性的生产要素市场会有变化，其复杂性这里不分析了。
基于上述的分析，以下的四个传统的含意是比较重要的。
（一）不同的生产要素，其分析大致相同。那是说，图表的横轴代表劳力还是土地没有重要的分别，虽然在下一节我会指出，劳力因为在性质上与其它生产要素有重要的不同，引起复杂而精彩的变化，但这些不是传统分析所关注的。
（二）以横轴为劳力之量，工资乘以劳力的使用量是劳力的收入。但工资是平线一条，等于边际产值，工资之上的、边际之内的产值是其它生产要素的收入。如果这其它要素是土地，那么工资之上的边际产值加起来就是土地的租值了。这就是收入分配的基本理论。如果只有劳力与土地两种生产要素的话，总工资与总租值加起来必定与总产值相等。
（三）生产商人的决策，是任何产量都要把成本减至最低点，而这是收益极大化的先决条件。生产成本最低的情况，是不同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值的比率与这些要素的相对价格相等。
（四）因为每个生产的人都意图把工资与边际产值看齐，同样的劳力，在不同的用途上会有同样的边际产值。其它生产要素也如是。但这是假设市场的运作不会受到交易费用或政府的干扰。
上述是简化了的传统分析，其架构是可取的。然而，这分析的本身对解释行为的用场，往往受到真实世界有交易费用的限制。传统的分析大致上可用，但要理解合约的安排，以及不同的合约安排对行为的影响，这分析是不足够的。那是说，大致上，工资与租值等作为生产要素的回报厘定，传统的分析是可取的。但经济的行为并不限于工资与租值的厘定，或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少许的分配转变，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不重要，但却可以重要地影响其它的行为或现象，而合约的安排是其它现象中最重要而又精彩的。这后者传统的分析是忽略了。
高斯于一九三七年发表的鸿文（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是含意合约安排的选择，但他可没有说出来。我应该是第一个明确地分析生产要素的合约选择的人，那是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在芝加哥遇到高斯时，我指出合约安排的现象非常重要，而又告诉他我重读他一九三七年之作，觉得其内容是我论文中所说的合约选择。他很高兴，过了几天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我那关于选择合约安排的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九年。是这篇文章，以及在《佃农理论》中我对传统佃农分析的详尽批评，触发了今天的合约理论、雇主与代办（principal…agent）理论，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但我那一九六九年的文章是被时间所迫而发表的。从那时到今天，我对该文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把风险（risks）作为交易费用之外的一个决定合约选择的重要因素。我不喜欢用「风险」这个概念，因为不知道风险要怎样量度才可以推出被事实验证的含意。当时我选择在真实世界可以观察到的收入变量（variance）作为风险的量度，明知逻辑上有问题。这是因为如果能预知收入的未来变量，就没有风险可言了。其它的风险量度，逻辑上比较可取，但无从观察，不能验证假说。我不是说没有风险这回事，而是在逻辑上无从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
是的，一九六八年的严冬，在芝大的国际宿舍内，我三次把风险拿开，但也三次放回去。分成的农地租约（佃农制度），因为收成时要审查产量，其交易费用显然是比固定租金的租约为高。那为什么要选择分成合约呢？分担风险是当时我可以想出的唯一答案。芝大当时的劳力经济学大师路易士（G。 Lewis）见我为此坐立不安，屡次建议我选用鼓励生产为分成的理由。但固定租金合约，农民交租后可收取所有剩余，不是对生产更有鼓励吗？
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在这里再论合约的选择，应该有点长进。但慢一点，让我先谈劳力之量的量度困难及其含意。
（《经济解释》之八十三）
第二节：选量作价与履行定律
在卷一分析需求定律及卷二分析价格分歧、捆绑销售等项目时，我对「量」的阐释，以及「量」与「价」微妙关系，花了不少笔墨。那是我在价格理论（price theory）上作出的一点自己比较满意的贡献。转到生产要素，「量」的阐释及与「价」的关系更为重要，也要花上不少笔墨。好些有关的理念与需求定律的类同，但也有新的观点与分析。
作为生产要素，劳力（labour，这里包括有知识的）有独特之处，触发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那就是劳力是人，而人作决策的脑子与工作的身体连在一起，不可分开而还能工作。一个容许奴隶的社会，作为生产要素奴隶与牲畜有相同之处。但奴隶毕竟比牲畜聪明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奴隶是人，其脑子的想法、品味等皆与其主人类似，虽然不是完全一样，但行为是受到同样的理论约束，或起码经济学者为了科学的需要是那样看。
不容许奴隶的社会，作为生产要素劳力与非劳力之分就更大了。脑子与身体连在一起，工作的意向由劳力自己取决，雇主不容易控制其使用，或不可以容易地保障劳力言而有信。在社会中，因为专业生产而交换极为重要，所以人与人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要是我们的社会像多个鲁宾逊的一人世界的组合，每个人自供自给，互不相干，人类早已灭亡。专业生产而交换，竞争而又合作，是生存之道。在没有私产的制度下，专业与交换可以由政府中央策划、处理。其交易费用的高昂我们说过了。以私产为竞争的局限，市场的机能就代替政府。以市场处理专业、交换、竞争、合作等事项，人与人之间的合约安排就成为分析行为的重点了。
合约安排的厘定与执行，以及协助合约的法律、风俗等制度的形成，都有交易或制度费用。新古典经济学漠视交易费用，合约大可不谈。但若将合约摆出来，我们就不能不面对交易费用的现实。然而，上一节指出，如果单论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这包括因为交易费用而起的行业的收入分配——重要的是边际生产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不求精确可以不谈合约。但合约安排的本身是重要的行为，是这里要分析的重点。
现在不妨细看传统上最常见的以工资雇用劳力。其含意的工资合约（wage contract）是以一个价购买劳力的时间。从图表上看，纵轴的工资是金钱或物品，是指一个时期的工资；横轴之量就远为复杂了。劳力之量传统有两种量度（measure，又称度量）方法，都是为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与收入分配的分析而设的。
其一是鲁宾逊夫人（Mrs。 Joan Robinson）的发明。这位当年牛津大学的主将是个师级人物。她采用的劳力量度是以效率单位（efficiency unit）算。一个小时的工作，甲产出是二，乙产出是四，那么同样工作一小时，甲是一个单位，乙是两个。这量度是为了保存纵轴的同样工资，一个小时甲的所得只有乙的一半。骤眼看来，虽然量度单位不同，这效率单位与每件产品算工资一样：生产力高一倍，单位与工资多一倍。
但夫人的「效率单位」有两个困难。其一是真实世界从来不用这种单位量度劳力。生产力升，工资也上升。不要以为我吹毛求疵，因为这牵涉到第二个困难：逻辑上夫人是错了的。在过后分析件工合约时我会指出，生产力高一倍，工资的提升会在一倍以上。这是说，同样时间，乙的产出比甲的高一倍，乙的效率单位应该是一倍以上，但究竟是多少，要看其它合作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定。这也是说，如果其它生产要素的价值有变，夫人的效率单位量度是不能成立的。真实世界不采用这种量度单位是不难理解的吧。
传统的第二种劳力量度单位是可取的，但奇怪地少被行内重视。这是天然单位（natural unit）。这单位是劳力的时间，或同时间内的人头数字。当然，劳力的质量是要相同的，或起码其质量的分别微不足道。在真实世界中天然单位的量度是有被采用的，而不同的质量会有不同的工资。以下我们采用的劳力量度，是天然单位。
这里我要提出合约与交易费用的关系的第一个重点了，我称之为「履行定律」（the law of contractual performance）。这定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任何量度都有（交易）费用，而生产要素合约的量度是为了算价或算工资。任何生产要素都可以用多种不同特质（property）量度，甚至可以像钻石那样，选几项特质量度而作价。然而，生产要素一般没有钻石那样名贵，选作量度而作价的特质通常不多。如果只选一项，其选择不是单看量度（交易）费用低，而是量度费用与这量度所带来的生产最高净收益。这样，在边际上，量度的费用会与收益相等。如果多加量度其它的特质会增加净收益，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会增加。
第二部分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报多量，但因为被量度了这意图很小。另一方面，没有被量度作价的特质，出售者（这里也指劳力）的意图是偏于虚有其表，或试行不明显地不履行合约或承诺。这是因为前者直接算价，后者之价只是间接的，可以不履行（或卸责）而无损的话，其意图是不履行了。要注意的是，不量度作价的特质并不是说不监管，只是没有直接地算价罢了。
综合起来，履行定律是说，凡是被量度而作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低。倒转过来，不直接算价的特质监管费用较高。换言之，合约一订下来，履行的主要困难是在于没有被量度作价的其它特质上。
简单地说一下不同特质量度的劳力合约，就可以示范上述的履行定律。以每小时为天然单位算工资，散漫的行为要监管；以件工算工资，产品的质量要监管；以销售量算佣金，售货员增加雇主的其它推销成本要监管。是的，香港的大学，教师的评分以文章发表的数量算，劣作于是无奇不有！
劳力之外的其它生产要素的合约履行也类同，只是没有劳力合约那样明显。后者是因为人头生在人身上！你把工具租给我用，作为工具的主人你也会遵守上述的履行定律。但工具在我手，用之不灵我立刻退还，你要不履行合约就没有像劳力那样大的空间了。
这里有三点是要补充的。其一是若以时间为量——例如工资以每小时算——时间的本身并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proxy）之量。这点重要，我们要到下一章分析公司（企业）的性质时才作详细的讨论。其二，以时间为量，每小时算、每天算、每月算、每年算等的含意略有不同。量度的时间单位越长，其边际的精确性就越模糊，越接近以「人头」算，而后者是「总括」（lump…sum）的付钱或工资形式。这里要注意的是，时间单位越长（越接近以人头算），履行合约的问题就越多，所以时间之外的其它监管就越复杂，往往需要量度其它特质来作价而加以协助。这带来要补充的第三点。那就是劳力的雇用，除时间工资外我们往往观察到其它特质的量度与酬报，例如奖金（又称花红，量度的特质是利润）、佣金（量度销售量）、小账（顾客衡量服务）、假日（量度资历）、医疗（量度健康）、股份选择权（衡量整体贡献）、退休金（量度资历）等。
写到这里，我要略谈（批评）一下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今天还是时尚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因为这理论与本节有直接的关连。
七十年代中期，我以两个略为不同的版本发表了上一章提到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该文结尾处我提到香港置地公司在六十年代时，其商业楼宇的租金比竞争者供应的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排队」。我的阐释，是香港置地要租客遵守使用楼宇的规例，交租准时。其含意是监管租客的行为有（交易）费用，而低于市值租金的差距，可以看为交易（监管）费用的节省。香港置地公司是英资，其监管费用比华资的高，而该公司的物业一般是高档的。高档物业的租金「偏低」，利于管理，举世都有这样的倾向，不是香港置地的发明，但因为是英资，他们在香港的租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