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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做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姊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台湾当局！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可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淹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品》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作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主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玻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二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我们顶下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
1．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为琳（王争）各购草帽一枚（顶），小八见异思得，啼要不得，亦为购得一顶，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饮泣，节（端节）后有余款，当再为购一顶，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
另在账本中，留有爸爸这样的记录：
5月7日
卖出一·五七两（黄金），船票四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万。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五两顶房（顶出房子）、杂项一两。
1．留给六弟一两。
2。船票二两半。
3．在台顶房（顶入房子）四两。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两，计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杂粮十斤
4．木炭五十斤
共计台币三百五十万元（旧台币）合金二钱。此后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万元，一月照一钱五分黄金计算，连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钱三分为原则，能维持多久算多久，要能于短期内找到小事，则更出乎预想，能宽裕与延长几许矣！
可见来台当时一家九口，处境的艰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湾，他还要“屯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这种无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时辉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屯积”数字是：
1．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4．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
6．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个月之用
10．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
馇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 足一年之用
食油 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时期，在台湾的“屯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再看他日记片段：
6月1日1．实行八小时读书计划。
2。实行八万元（旧台币）日用计划。
6月2日
2．去成功路卖金零·八三两，共得款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元。
3。买草帽一顶（原注：小六的）。
6月3日
3．购木柴一百四十斤，价十万，台湾物价亦在涨中。
6月4日
1．冒雨买菜，本日起未超出预算。
2．购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领。
6月5日
1．领配米十斤，购炭百斤。
6月15日
1．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
2．翁镇有信来。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镇，求一中学教员糊口。
2．去市府交户口捐，经多方查访，知为无职业而贫寒，允以最少数征收，半年征二万六千元。
3。去松涵处小坐，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周年，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为姥姥周年，购少许祭物，用款近三十万。
3．台湾新币制（新台币）开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历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国文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盯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四十五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五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石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五十一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锋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走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