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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加息是各行各业的运行成本，房地产越来越大，按揭量越来越多，中国没有足够的债券市场来吸纳这些债权，这些债权都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如果商业银行面临大量坏账，资产价格就暴跌，货币就被操控了。
所以冻结流动性可以使用增加存款准备金比率等手段，商业银行利润低一些，发放信贷的能力稍微弱一些，但是不会引爆市场。
谨防美国向中国转嫁经济危机
近期，美国次级债危机已经酝酿成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继4月份贝尔斯登破产被托管后，9月初美国政府正式接管了“两房”。9月15日，美国第五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也被以500亿美元出售给美国银行，摩根斯坦利被迫向日本三菱银行出售股份，在危机持续深化之时，美国政府推出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25日，华盛顿互惠银行正式倒闭，成为美国历史上倒闭的最大银行。
潜伏于次级债危机之下的究竟还有多少风险，美国金融风险升级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报记者采访了宏源证券结构融资部总经理宋鸿兵。宋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级咨询顾问，也是《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早在2005年，他曾预言中国将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国的真正意图
《中国经营报》：美国政府近期频频对机构施以援手，托管两房，资助AIG，但也任由雷曼兄弟破产。透过这些不同的救助方式，其背后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宋鸿兵：你一定要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决策才是政府利益的最大化是美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两房”有5。4万亿美元的债务，这么庞大的债务，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完全国有化，全部由政府扛着；二是让外国政府承担最大的损失，自己承担最小的损失。如果我是美国政府，一定会选第二个方案——让外国人买单，尤其是中国。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不能让两房立刻倒闭，注入资金，维持它的正常运转。美国整个的抵押按揭市场都要靠“两房”来提供流动性，它占美国抵押按揭市场的80％。“两房”每个季度需要2000亿美元滚动资金，现在政府的资金仅够它维持第三季度。钱用完了以后，这一问题还会出现，滚动资金是不断需要的。
实际上，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钱从哪儿来？但美国全国储蓄是负的1％，资本市场、经济运转全部要靠外部的资金撑着。如果外资不能持续不断地流入美国市场的话，美国经济一定会出问题。前一段时期，美国政府主导美元升值，目的也是希望把全球的钱吸引过来，用这些钱来为“两房”的债务买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两房”还是会影响美国经济。
《中国经营报》：美国次级债危机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最坏的时刻是否已经过去？
宋鸿兵：从今年6月到明年年中，次级债危机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是信用违约危机，不仅是次级债按揭抵押贷款出问题，而是整个按揭贷款全部出问题。
在第二阶段，老百姓还不起钱，开始出现大量欠款。8月份，在美国5100万有房的家庭，有400万家庭出现延迟30天不付贷款的情况，信用违约率大概为9％。达到美国有史以来全国违约率最高的一次，而且波及面非常广。
与此同时，美国房市还在加速下跌。如果在目前的价位上再跌15％，那么美国负资产家庭将会再翻一番。我预计，未来房市的跌幅有可能达到这个数量级。那么，到明年下半年，违约率会进一步上升。
第二阶段的问题比第一阶段还要严重。第一阶段政府还能救，央行可以给银行间与金融机构间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暂时缓解危机。到了第二阶段，信用违约危机是央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的。
《中国经营报》：隐藏在次级债危机背后的哪些潜在危险还未爆发？
宋鸿兵：比12。5万亿美元按揭抵押贷款市场更大的是资产抵押贷款市场，它包括信用卡、房贷、车贷以及其他。目前，美国信用卡违约率月增速也是呈两位数的增长，企业债的违约率也在日益增高，这是比较危险的。
按此惯性来看，不仅是按揭抵押市场、资产抵押贷款市场，还有企业债市场的违约率有可能都会在明年迅速攀升，这个过程是难以避免的，除非美国经济出现好转，美元出现真正的反弹。美国经济衰退或许会延迟，但这是以其他国家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为代价的。
中美两国的微妙时刻
《中国经营报》：美国政府能够成功向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吗？
宋鸿兵：这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看谁能最后挺得住，这需要一些政治智慧，成功失败皆有可能。历史地看，不希望资本迅速撤离的国家，可以使用一些强硬的行政措施，比如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关闭银行市场、金融市场、股票市场，切断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停止外汇兑换，美国也这样干过。政府可以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用行政的手段卡死危机。如果不能吸引其他国家的热钱回流美国本土，美国经济必然会出现危机，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滞胀。
《中国经营报》：如果美国成功转嫁金融危机，你认为哪个国家的危险系数更大？
宋鸿兵：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会产生被资金抽走的效应。谁升值，热钱往哪儿涌。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就往中国涌，美元升值，热钱就往美国涌。
这一次，危机发生在中国有很大可能，这是一个不太吉利的判断。因为目前，中国基本上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谈不上防范。如果现在防范，还不算太晚。
目前，整个世界经济非常非常危险，因此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双方都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点，稍有失误就会出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及时应对，进行及时的政策调整，很可能在最后的关头错失了最好的时机。以前我们还把主要目标锁定在防止通胀，事实上，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越来越大了。
我认为，有一点中国政府必须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误听一些言论，让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这是错误的。举个例子，不能上调粮食价格，宁可用财政去补贴。否则，粮价一旦上调，其他物价将全面上涨，政府将付出比财政补贴高得多的代价。
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因为定价权不在你手里，而与你博弈的人就是庄家，他操纵着整个市场，操纵着价格的涨跌。前一阶段黄金价格的暴跌，实际就是美国的几大投行，从做多开始反手做空，联手操纵的结果，因此，价格绝不能跟着庄家走。
“货币战争”贴身紧逼中国
日本金融惨败后的今天，几乎一模一样的药方又被“热心和急切”的美国金融大夫们介绍到了中国，所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身子骨远不如当年的日本糟糕的是，中国现在的早期症状与1985 年到1990 年的日本极其类似金融开放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货币战争”，缺乏战争的意识和准备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
想当然地把金融领域的开放理解成普通行业的开放是极端危险的。
货币是一种商品，而它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商品，对货币发行的控制是所有垄断中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货币发行原本为国家所控制，也只有国家控制货币才能保障社会结构的基本公平。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将处于危险境地。外资银行们会引进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创新”金融产品，以各种方式创造债务工具并使之货币化，这就是货币的类似物“流动性”。这些金融货币完全具备实体经济领域货币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外资银行将参与中国人民币的货币发行。
如果当外资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贷总量超过国有商业银行时，它们实际上就架空了中国的中央银行，控制了中国货币的发行权！它们将有能力和意图来恶意制造货币供应的波动，从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血洗中国人民的财富，就像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一样。
当外国银行势力日渐做大之后，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易，金钱与金钱的交易，实现“金融超级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强联合”，通过资助地方经济发展来拉拢地方政府，物色和重点栽培“有潜力”的新一代政治新星，以图长期政治回报。通过投资来控制电信、石油、军工等国有垄断行业，毕竟没有法律规定国有垄断行业只能从国有银行贷款，当这些行业主要依靠外资银行的资金时，它们的资金链将有可能会“突然”断裂。
外资银行还会建立各种“基金会”逐步渗透到中国的教育事业、新闻媒体业、图书出版业、司法执法系统、医疗制药行业、甚至军队系统。它们将广泛捐助社会公益项目，广泛培植人脉关系，以润物细无声般的耐心和细心，默默地推广着有利于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念。
金融开放所面临的战略风险远不是金融业本身那么简单，它涵盖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稍有闪失则后果不堪设想。
建议组建“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者的职能统一起来，直属最高决策层。增加金融情报研究部门，加强对外资银行中的人员背景、资金调动、战例收集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工作。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保密等级（Security Clearance）制度，重要金融决策者必须通过该制度审核。
要货币主权还是要货币稳定？
货币主权理应高于一切外来因素，包括所有国际惯例和国际协议，以及外来政治压力。货币主权只应服务于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货币稳定指的是维护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币值稳定，以便向国内行业提供良好和平稳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是采取紧盯美元的政策。
目前，中国的困境在于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只能二者择一。
中国现在的政策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追求货币稳定，从而放弃货币主权。问题的要害是，美联储实际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由于中国是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来迫使中国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而这些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的放大，会产生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极大地恶化了中国金融生态环境。
为了对冲这样的货币增发，政府和央行只能被迫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过剩的流动性，但是这又将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早晚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反之，如果美国需要制造中国的货币供应紧缩效应，当然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前者。
这样一种完全被动的金融战略态势对中国极端不利。只要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就无法摆脱这样的局面。从根本上讲，只有推动黄金的重新货币化，才能给世界各国创造出一个自由、公平与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如果难以一步到位，也应该大力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货币升值与金融系统“内分泌紊乱”
如果说有谁可作为货币剧烈升值的反面教材的话，日本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了。
日本《金融战败》的作者吉川元忠哀叹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损失相当。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老老实实一手一脚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的典型，对于虚无缥缈的金融财富的理念向来持怀疑态度。
1985 年到1990 年，日本国内经济和出口贸易空前红火，股市房地产连年暴涨，大批收购海外资产，日本人的自信也达到了空前程度，超过美国似乎只是十年之遥。
从1985 年的“广场协议”签订时1 美元兑250 日元的汇率，在3 个月内剧烈贬值到200 日元左右，美元贬值高达20％，到1987 年1 美元贬值到120 日元，日元在短短3 年中升值了一倍，这是日本金融业最重要的外在生态环境的巨变。
美国的金融大夫们早就明白，强迫日元短时间内剧烈升值，其疗效类似于强迫日本吞服大剂量的激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