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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乾隆才召见这些英国人。中英之间历史性的相会就在大幄之内举行，正式觐见之后就是官方宴会。第二天，马戛尔尼跟随乾隆皇帝去参观佛寺，并游览了热河的宫苑，就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英国人游览得很愉快。
1793年的9月17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他在山庄内的“澹泊宁静”里接见了包括蒙古亲王和缅甸使臣等前来祝寿的人。根据军机处档案记载，马戛尔尼和他的副使斯丹敦走到龙座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人虽然坚拒行跪拜之礼，但乾隆和他的官员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天朝法度，即使英国人也不能例外。这些从远方而来的外国人被认真地告诫，以了解三跪九叩之礼的重要性。乾隆在上谕中表达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在殿堂内行跪拜这个行之已久的礼仪，他是不会容忍任何人不行此礼。乾隆甚至强调，即使英国国王亲自来朝，亦要行此大礼。
跪拜在现代西方的论述里是一种屈辱和贬抑的行为，尤其在英国，跪拜通常会被联想到臣服之意。然而，清帝国象征着儒家世界的秩序，视跪拜为理所当然，是由来已久的单纯动作，向宗主国表达尊敬之意，对行礼者本身并不构成侮辱。乾隆是不可能准许马戛尔尼只屈一膝，因此而破坏存在已久的觐见礼仪；乾隆也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退让。事实上，军机处特别在8月18日向征瑞发了上谕，要这些英国人“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跪拜之礼）”。再说，如果英国大使拒绝行跪拜之礼的话，清帝极不可能邀请他和其随员，又在9月18日的晚上走访万树园，参加夜宴和观赏烟火。很有可能的是，这位英国大使最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跪拜之礼，希望能因此达成这次出使的任务。无论如何，尽管英国人一直否认，但马戛尔尼是行了跪拜之礼的。不仅军机处档案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说法，而且俄罗斯的口译人员瓦里底基（Vladykin）也证明“这位英国大使的确行了三跪九叩之礼”。
这个英国使节团在9月21日离开了热河，并于9月26日返回北京。在英国人离开之前，乾隆已经获悉他们请求在北京长驻使节和扩大沿海通商等要求。因此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表示，如果这些要求获准的话，将无可避免地要变更中国的体制，所以在谕旨中说：“断不可行。”若非已经事前承诺，他真想取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为款待这些英国人所设的宴会。这是对英态度的一大转折。乾隆在最初还热心地于8月14日经由军机处向征瑞发出上谕，要尽情招待这些外国宾客，包括在圆明园内举行龙舟表演。但是当英国要挑战他的体制时，使他倒足了胃口。
马戛尔尼为了再与乾隆沟通，不顾关节疼痛引致的走路蹒跚，在9月29日星期天前往海淀，希望在乾隆的回程路上跟他会面。但乾隆要尽快送走这个使节团，并下令立即把所有在圆明园内展示的英国贡物撤走。不过，乾隆尽管很不愿意，但回京途中为了对远来的宾客表示他的慷慨，还是由军机处向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发出上谕，要对这些远在他乡的外国宾客给予适当的居所、饮食和款待，包括游览圆明园和附近的万寿山。另外，他们也出席了在圆明园大东门为欢迎乾隆御驾回京所举行的典礼。
在9月30日那天，这些英国人在凌晨4点钟就起床，并且大约6点钟左右就到他们下榻处的庭院内集合，以便加入在圆明园北边迎接乾隆回京的数千人行列之中。乾隆坐在八人大轿里面，后面跟着一辆马车。身着盛装的军队每隔50码（约46米）就站着一个士兵，当号角吹起，乾隆的队伍在整洁如新的道路上缓缓前进。巴隆观察到，一阵号角声宣示皇帝即将到来，接着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听到喇叭、笛声、琴音、长号、弦乐和各类型的音乐。乾隆经过骑在马背上向队伍敬礼的巴隆，可是马戛尔尼并没有机会跟乾隆说话。他跟权臣和于10月2日在圆明园内有一个短暂的会面后，筋疲力尽地返回北京。原定在圆明园招待英国宾客的宴会，也被改在紫禁城里举行，作为饯行的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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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使马戛尔尼来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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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设定10月7日（根据中国历法是九月的第五天）也就是饯行晚宴后的第五天，为英国人离开中国的最后期限，因为被视为一般朝贡队伍的英国使节团任务已经完成。在献上全部贡物及收取天朝回赠礼物之后，按中国人的看法，英国人已经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
军机处档案收藏了一首乾隆就马戛尔尼觐见所作的诗。诗的内容反映了一个不需要怀疑的事实，就是乾隆决意要把英国同样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规范当中：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咭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于乾隆来说，他并不是要采取闭关政策，而是要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这对他庞大帝国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在他的思维里，让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或把民族国家体系强加到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乾隆同时关切军机处奏报，当得知英国人被要求离开时表现不悦，他敕谕沿岸的总督要多加注意和提防，以防不满的英国人可能借故扰乱沿岸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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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使节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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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5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爵士离华后不到两年，荷兰的使节团就在蒂进（IsaacTitsingh，1745—1811）和范巴澜（AndreasEverardusvanBraamHouckgeest，1739—1801）的带领之下来到中国。范巴澜于1790年开始在广州管理一家荷兰工厂，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能代表荷兰出使北京。他趁着1795年至1796年之间是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典的机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自我推荐派出祝贺团。巴达维亚的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却任命曾经在日本长崎港内的出岛掌管一家荷兰工厂的蒂进为大使，范巴澜只成为他的副使。
蒂进于1794年8月15日从巴达维亚起航，两天后与范巴澜会合，并登上他的船。然后荷兰使节团在严冬季节从广东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饱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食物之苦，对他们来说这趟旅程“跟强行军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窘境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皇帝特别于1794年12月22日敕谕，在荷兰使节团回程的时候，要给予他们跟英国人同等的礼遇。
这个荷兰使节团于1795年1月9日抵达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而第一次觐见皇帝是在1月12日。他们在清晨5点钟乘马车来到紫禁城，当乾隆皇帝现身的时候，他们全都行了跪拜之礼。他们发现这位身穿黑色裘皮的老皇帝“有雍容和慈祥的外表”。也许因为他们十分顺从中国的礼仪，因此荷兰人比英国人更受到善待，日程包括在1月27日跟乾隆一起参观天坛。他们毫无疑问比英国人看到了更多北京和附近郊区的景观。
荷兰使节团跟随乾隆于1月30日来到圆明园，并在海淀留宿。到了第二天的清早，荷兰大使在这座御园内也行了跪拜礼。在太阳初现之后不久，八十四岁的乾隆端坐在位于“山高水长”大校场里的一个蒙古包内的扶手椅上。他同时接见荷兰与朝鲜的使臣，而朝鲜的使臣是专程来敬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乾隆后来邀请这些来自朝鲜与荷兰的宾客，跟他一起在这个大校场的林间空旷的地方，同进早膳。每一张桌子摆满五十道菜和葡萄酒，并且有惯常的杂技和舞蹈表演。上了年纪的乾隆亲切地跟他的宾客们讲话，并以音乐和相声来娱宾。可是，范巴澜并不喜欢这种中式娱乐表演，因为他不能理解表演的内容而感到厌倦，所以一点趣味都感觉不到。其后，他们一行人很不寻常地被带去参观“九州清晏”内的皇帝寝宫。蒂进的观察记录如下：
无论是实景或图画，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迷人的地方。我们乘坐用黄绳拉动的雪橇，从这里跨过雪地到另一边。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五座跟北京那些庙宇一样漂亮的庙宇，但它们所在的位置却优于北京的庙宇，除了它们是建筑在山坡上的台地之外，也因为周围的景色和假山，以及水景一览无遗的视野。对岸漂亮的建筑跟整个区域构成一幅难以言喻的美丽图画。在庙宇之巅，辽阔的视野尽览了北京城和这座迷人的宫苑……在中国绘画里所能欣赏到的景致以更高的规格展现在这里。美景让人心荡神移。
荷兰人刚好赶上与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共度热闹的元宵佳节。他们于2月3日晚上在大校场看戏和欣赏烟火。第二天早上，他们跟乾隆一起在圆明园里的正大光明殿共进早膳。他们于2月5日再一次欣赏烟火，并在观看两条舞龙追月的节庆表演之后，就在隔天离开圆明园回到北京。
荷兰人能如此广泛地参观圆明园，似乎主要归因于乾隆宠臣和的热情款待，荷兰人称他为“和中堂”。和有耐性地向荷兰人讲解如何分辨不同种类的金鱼，陪他们在结冰的水道上游览，甚至参观乾隆的寝宫。范巴澜注意到，皇帝的寝室由整齐的中式家具布置，摆设了少量的书本和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
荷兰使节团也参观了万寿山下一座极其壮丽的新宫苑，应该就是清漪园（晚清时改名为颐和园）。他们更观看到乾隆乘坐雪橇在结冰的湖（应当是昆明湖）上滑行。范巴澜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浏览到长春园内西洋楼的欧式建筑群。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和没有让这些欧洲人去观看那些属于他们自己风格的建筑，但是在乾隆的赞同之下，和送给荷兰使节相当珍贵的礼物，并以角力、摔跤、音乐、烟火和乾隆御前盛大的宴会来招待他们。范巴澜也看过以汉白玉铺成的地板和挂上许多灯笼的正大光明殿。在当时，很可能没有一个欧洲人比范巴澜能观赏到更多的圆明园景区。
荷兰人跟英国人不同，他们没有挑战东道主的体制，所以不会有芥蒂，而事实上他们正巧跟朝鲜使臣一起抵达，并恭贺乾隆登基六十周年的大庆，也给了这位高贵的老皇帝一个好印象。荷兰使节团对于跟朝鲜使臣一起向这个天朝大国进贡，似乎也无怨言。
荷兰使节团在1795年2月8日又从北京回到圆明园，出席在“山高水长”举行的更大型盛会。在这个场合里，蒂进和范巴澜对乾隆的风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注意到乾隆身躯挺直，没有任何人扶持，他的身材要比一般人为高。荷兰使节于2月10日在紫禁城接受另一次召见，乾隆除了赠予礼物之外，也写了一封信给荷兰国王（当时已经流亡到英格兰），强调自己的宽宏大量，但在维护中国体制上，保持不可动摇的立场。荷兰使节团在2月15日离开北京，在他们南归的路上，顺道游览了杭州，于1795年5月9日回到广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使节团出访的成就，礼仪明显多于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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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使节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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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乾隆皇帝把英国人与荷兰人视同朝鲜人，为进贡使臣，因而他未能领会到欧洲人在中国出现的历史重要性。即使马戛尔尼爵士尝试在圆明园里刻意地公开展示当时最先进的加农炮来引起乾隆的注意，但乾隆却完全没有因警觉而产生忧虑和不安，连他庞大的官员群里也没有人立刻意识到这些枪炮的潜在威胁。当英法联军在1860年占领圆明园时，两门山地榴弹炮依然安静地摆在正大光明殿附近的建筑物里，跟无数的玉石、罐子、珐琅器和钟表放在一起。这些枪炮被收藏的方式跟珠宝和罐子没有两样，显示出乾隆把这些枪炮仅仅视为新奇的玩意而已。
这些由马戛尔尼爵士带来献给乾隆皇帝的枪炮，和三辆由朗格戈（LongAcre）的哈契特（JohnHatchett）制作的优美舒适之马车，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一直被放置在一座建筑物里，作为进贡的纪念品。荷兰人范巴澜看见马车时，“仍然是油漆精美，完美的亮漆和整辆马车光彩如新”。五十多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时，英军统帅额尔金的传译官罗伯斯温豪（RobertSwinhoe）在园里发现由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三辆马车，其中两台仍然“完好无缺和运作良好”。关于乾隆皇帝为什么继续使用他粗糙笨拙的马车，而从来不使用英国人给他带来的优美而又容易操作的马车，发人深省。哈契特设计的马车明摆着没有把中国的礼俗考虑进去，所以驾马车的人坐在隆起的箱子上，高于皇帝的座位，并且背对着他。从这里可以知道，乾隆情愿为了御座的尊严，不惜牺牲现代工具的便利。
马戛尔尼使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