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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孩子母亲感到女儿的这种冒冒失失不妥，连忙去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说：你不用道歉，我在谈话中，从这孩子身上学到的，比她从我这儿学到的还要多呢！
这是流传的关于爱因斯坦人格的一个细节，一个大师说他从十来岁的女孩那里学到东西比教给女孩的要多，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师“处下”的风采，大师善于学习的精神。
其实，我想不是十来岁的女孩真能教爱因斯坦的什么学问，而是爱因斯坦或许从孩子的敢于接近名人、敢于问、以及孩子的童心、思考问题的方法、视角等等方面得到很多的启示。
“处下”并不是想要“处下”就能处下的，不是的，需要一种特别的长期的修养。这里就能看到爱因斯坦的修养。如果不信，可以再看爱因斯坦的“处下”修养。
德国当时有人污蔑他的相对论，说这是犹太人阴谋危害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1920年，他们在柏林音乐厅集会攻击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坦然地来到会场，坐在一个包厢里。在那些越来越荒谬的斥责声中，人们看到他不断地大笑，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很佩服爱因斯坦，他没有和这些人去滔滔不绝地辩论个是非曲直，或者是怒目冷对，或者是拂袖而去，而是采用另一种不屑跟人争、占你们的上风，对这帮人采取另外一种“处下”的态度。爱因斯坦面对这样的攻击反而大笑，而且还“若无其事地跟大家鼓掌、喝倒彩”。每想到爱因斯坦这种情景，我往往会在眼前浮现出老子、庄子的形象，这时候他的态度、风骨与老子、庄子多相像啊！这种修养也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再来说个例子。荣德生（1875－1952）是无锡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开创者，是杰出的民族资本家。他是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弟兄被称为中国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在1985年荣毅仁在回忆他的先父是怎样教诲他“处下”的时候，说过一番话，值得今人体味。
当时荣毅仁在大学读书，他父亲每逢寒暑假都要求他到自己的茂新面粉厂去体验生活，学习经营管理知识，培养事业心。荣德生还会查岗，经常打电话到厂里，查询儿子是否在厂里。有时候自己还顺便到厂里来查看。荣毅仁说：“这种经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工人师傅，学习管理经验，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起了有益的作用。”大家想想，一个高层领导人，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领导工作啊！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企业家、老板、老总、干部，没有“处下”的理念，没有“处下”的经验，没有“处下”的智慧，没有“处下”的修养，怎么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啊！
再说荣德生自己就很会“处下”，否则他不能成为这样一位杰出的大民族资本家。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解放前他创办江南大学，他能够聘请到当时一批一流的名师，譬如文学院就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诸祖耿等等。荣德生一方面用高薪聘请，让这些教授来江大有高待遇，能更好地生活。荣德生的另一种智慧就是用真实的情感来沟通、用“处下”的方法来用这些教授专家。
比如无锡市的荣巷是荣德生的老家，为什么叫“荣巷”？就是荣家的住巷嘛！宅子很大，有楼房，他就敞开自己的家园，安顿著名学者钱穆和秦含章等住在楼上，其它房间也各有安排，整个荣府成为江南大学的教师宿舍。大家到无锡去旅游，有处名胜叫梅园，这本来是荣家的私家花园，荣德生不仅免费给老百姓常年开放，还腾出许多地方、包括零星的小别墅建筑也都由江大老师职工使用。
钱穆在晚年曾经这样回忆荣德生：“余居楼上，楼下乃大学老校主德生夫妇所居。每周六下午晡后，德生夫妇由城来。晚餐后，必上楼畅谈，或由余下楼，每谈必两小时左右。星期日午后，德生夫妇即去城，如是以为常。”这是“校主”对教师的“处下”。钱穆还说：“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著，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住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然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而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值研讨，亦由此可见矣。”（《荣德生文集》）
这种“处下”的做法和智慧也影响到后代，比如荣毅仁原来还做过江南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开学之初，照例要在上海家里设家宴，邀请招待江大各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及专任名教授等，表达慰劳之忱，并联络感情。他还邀大家自由发言，有什么就可以提出来，不用拘束，交流个人设想，听取多方建议，这对办好学校很有关系。
我也联想到，今天高校的领导常说，要用感情留住人。各企业、事业、科研单位也常说要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也许老子的“处下”是一个好方法，而荣德生家族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