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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者负其全责；而“不得为政”的“愚且贱者”于此全无责任，可知
权利义务的关系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是发现并运用了
“故”概念的宝贵的果实。
第四，“故”概念不但在墨子书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且墨子的
思想是将“有故无故”当作了“合理和不合理”（例如尚贤的“无故富贵”）
以及“有知和无知”的同义语而特别强调了的。例如：
“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
服，见善必迁，何故相（与）（“相与”与“相敌”义同，兹依王校增入）？”
（非儒下）“故”概念由墨子首先提起，首先运用、并着重强调以后，遂成
了先秦逻辑史上的重要范畴。后期墨家之承藉并发展这一概念，本书另章尚
有专论；即其他各家，也多受其影响，立言都重视“故”。例如：
孟子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天之高也，
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离娄下）
荀子说：“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而喻，辨
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辨则尽故。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
曲直。”（荀子正名篇）又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同上非十二子）
吕氏春秋审己篇说：“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知与不知
同。”
（三）墨子逻辑的进步性及其历史的局限性
墨子有了“类”概念以把握事物的联系性，有了“故”概念以探求事物
的因果性，这样就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划时代的重大地位。这就是说，在孔
子时代，逻辑思想上只有“质的判断”及“反省的判断”；到了墨子时代，
由于“类”“故”两概念的发现及运用，才使逻辑思想走上了“必然的判断”
的阶段。这一阶段移行的进步意义，从黑格尔及恩格斯所确定的判断与推理
形态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序列里可以窥见。黑格尔以为，判断形态的发展，
在逻辑史上顺序地出现了下列四个阶段：
（1）质的判断与推理，这是最简单的判断形态。在这里，无论关于任何
事物，只肯定的，或否定的说出一个普泛的德性。
（2）反省的判断与推理，在这里必然论到主词的若干关系。
（3）必然的判断与推理，在这里必然要说出主词的实在的涵义。
（4）概念的判断与推理，在这里必然要说出主词对他的一般本性（用黑
格尔的话讲，是对他自有的概念）符合到何种程度。
依照黑格尔的说法（恩格斯在其遗稿里曾经表示同意，参看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版页一八五——一八六），我们认为，墨子的功绩在于使逻辑思
想由一、二两阶段前进到了第三个阶段。此即是说，在墨子的“察类”“明
故”的逻辑思想里，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必然的判断与必然的推理。现在，
且分为下列三点，来说明墨子逻辑思想的进步性及其所以未能到达概念的判
断与推理的历史局限性：
第一，“类”“故”两概念，就其社会的根源说，是战国显族社会的合
理产物；就其作为理论的发现说，则是国民思想家的墨子的伟大贡献。墨子
运用着“类”概念，将人类分成了两个对立阶级，一个是面目美好、无故富
贵的王公大人骨肉之亲；另一个是包括农工商和其他人民的国民；从而将君
分成了兼君与别君的两大类别，将士分成了兼士与别士的两大类别；并运用
着“故”概念推原其所自起，而发挥了他的改革性的社会批判。所以墨子的
逻辑思想，不是名家的离实践而诡辩的概念游戏，而是国民阶级的古代社会
改革运动的批判武器，并且是与“武器的批判”紧相配合的“批判的武器”。
第二，墨子言“察类”，孟子言“知类”；墨子言“明故”，孟子言“求
故”。然而，“类”与“故”在墨子思想里，其价值远出于孟子之上。孟子
虽承藉于墨子，而却已经陷入了言类而不知类，求故而不明故的比附牵强的
“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神秘主义方法论。反之，墨子的“察类”“明
故”方法，则是从格物致知的古代科学所吸收的逻辑。至于墨子的方法之所
以能保证其科学性，是因为墨子的“察类”“明故”方法，更与实践有着内
部的关联。“实践”在墨子的逻辑思想里，有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与位置。更
细分之，则为如下各点：
（1）有知和无知不以概念（名）为转移，而是以实践为标准的。例如：
“今瞽者曰：‘矩（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
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
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贵义）
（2）不由实践而得的知识，只是不足以迁行、举行、复行的“荡口”或
空谈，而不能作为指导实践的指针。例如：“告子曰（“曰”字疑为“日”
或“口”之讹）言义而行甚恶，。。言谈甚辩。。。告子谓子墨子曰：‘我
（能）为政治国。’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
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子姑亡（防）子之身
乱之矣。’”（公孟）
（3）由实践而得的知识，可以改造现实，成为实践的指针。例如：“天
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曰：‘即善矣；虽然，岂可用哉？’子墨
子曰：‘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言必信，
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
（4）此种产生知识并检证知识的实践，不是指氏族贵族独裁的个人实
践，而是指古代共和的人民实践。只有以实践作标准的知识才不流于唯心主
义。例如：“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
发之。唯信身而从（实践），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
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
疆也。’夫唯能信身（实践）而从事（劳动），故利若此。。。岂能一视而
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上二句指唯心主义）”（尚同
下）
第三，墨子所说的实践，反对顺应现状的调和，而主张“兼以易别”的
改革。他特别强调着“强”“力”的“从事”，即是此义。并且，在“取实
予名”论里，已意味着存在对思维的决定意义，与循名责实的唯心主义的颠
倒看法，尤有严格的区别。他把强力从事与“取实予名”置立在相关的部位，
于其上又进行着辨类明故的逻辑活动，于是在逻辑史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就。
于此，也许有的学者以为：墨子的方法，甚至连后期墨家在内，其成果并未
超出形式逻辑的限界，而且比起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体系，也还只是不完全的
形式逻辑，并不足令人重视。这样的看法，我们不能苟同。这是因为，其一，
在古代的思想史上，辩证逻辑只有朴素形式的闪光，而占支配地位的是形式
逻辑；其二，“亚细亚的”中国古代，比起“古典的”希腊古代，各有自己
的发展途径，墨家的逻辑在墨子时代是有局限性的，但后期墨家却有了大的
发展。历史主义地讲来：人类只能提出他所能提出的问题，对于墨子，我们
不应该作超出历史限界的苛责；不但不能苛责，我们还要大书特书，他在知
识论和逻辑学上是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唯物主义者。
下篇 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
第八章 老子思想
第一节 老子思想的产生年代及其社会根源
在阐明老子思想之前，有一个问题必须先加考辨：老子思想发生在什么
时代。
这一问题是在如下的情况下提出的：
老子一书的辨伪工作，从宋人开始，一直到晚近学者的多次探讨，大体
上已可确定此书出于战国之世。但由此仍可导出分歧的理解：或谓老子其书
与其思想同为晚出，或谓老子书虽晚成，而其基本思想固可先孔、墨而早出。
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老子的成书年代，而在于老子思想所由发生之时
代。这一问题如果不先辨明，我们就不但不能弄清学术源流，反而会张冠李
戴，混乱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线索。
著者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一书中曾提出许多证据论证老子思想为孔、
墨显学的批判的发展。这里我们不再重复考证的讨论，只就老子思想之后于
孔、墨的道理作一概括的说明。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正当孔、墨二位大师活
动的时代。孔、墨在社会理想方面，在人类道德方面，各以其私学代替了官
学，迎接他们所憧憬的新世界，即所谓国民显族的社会。他们不问这个将要
出现的社会之是非善恶及其前途之矛盾与否，而以批判精神斥责了旧现实，
以永恒的真理信心向往于新世界，——这些都是孔、墨的共同特点。
到了战国中叶，社会已是相对的显族社会，但这一新世界并不是孔子的
现实看法所希望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社会，也不是墨子
的现实看法所希望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相反的，古代显族社会的
矛盾更扩大了：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了严重的问题，而氏族公社为基础的土地
国有制与尽地力的土地私有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在这一时期，思想家也具有和过去哲人不同的风貌。过去哲人，作为古
代私人学术的创始者，必须具有他自己的信条，为此信条而牺牲一切，孔、
墨便是这样的哲人。但这一时期却出现了怀疑哲学，老子便是这样的思想家：
在社会理想方面怀疑了现实世界，在人类道德方面怀疑了私学，在历史方面
怀疑了发展，在信心方面怀疑了个体，在阶级方面怀疑了斗争。就在这里，
老子思想表现了对孔、墨的批判的发展，例如，“不贵其师”，“学不学，
复众人之所过”，便是对昭昭察察的众人来批判的，其对象就是私学；又如
“辩者不善”，“博者不知”，显然也是针对孔、墨而发，孔子博学，墨子
善辩，孔、墨以外，谁又是博者辩者？
在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出现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更趋向于哲学思想的
批判形式。接受孔、墨显学的优良传统的人，固然升华了其现实看法，进一
步提出宇宙与人生的问题，而曲解孔、墨的人也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中寻
找理论，因而展开了对自然史的认识的诘辩。老子的形而上学的“道”的学
说的出现，也正具有这一时代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某些片面的概念得到了解放。孔、墨各以自己的观点规定
了人类与社会，老、庄则解放了这些规定，这是历史的批判的发展。在这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先王”观念和“天道”观念的解放。当现实社会中的氏
族制还束缚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时，观念上的“先王”和“上帝”也束
缚着春秋、战国的思想发展，孔子的“天命”、墨子的“天鬼”，都是和称
道尧、舜先王的天道思想相关联的；当现实社会中的氏族制已趋没落时，“上
帝”和“先王”也就失灵，老子否定先王，并谓“天道无亲”，就是这一时
代的反映。如果没有孔、墨的天道思想在前，老子不会忽然来一个“道法自
然”。
这样的线索，在老子一书中便可以举出证明。继承老子遗绪的庄子，更
是毫无隐词地“剽剥儒、墨”。因此，著者认为老子思想之晚出于孔、墨之
后，实无可置疑。
现在我们再进而探究老子思想的社会根源。这一探究，从研究方法上说，
应该在通盘考察了老子思想以后再来进行，但在叙述方法上则不妨提前一
步，而与以下各节的叙述相为照应。
我们已经在上文指出，战国之世乃是古代显族社会的矛盾已经扩大了的
时代，老子正是从现实社会中看出了种种互相统一着的矛盾与对立：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
有忠臣。”（十八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盜贼多有。”（五十七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
难治。”（七十五章）
老子认为，所有这些矛盾，乃是现实社会中一切动乱与灾患的根源；要
消除这些动乱与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