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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馀地；然据此而断定铁器是发现于春秋，而普及于战国，似无大过。
铁的发现上距古代国家的成立约五六百年，而与“私学”思想家的出现
或所谓严密语义的中国思想史的发端，则相衔接。这决不是因缘凑巧、偶然
相遇的两个孤立现象，二者之间应有其复杂的内在的必然关联。我们知道，
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但生产力是革命的因素，因了铁的
使用，显然改革了农业经营（如三圃制）和手工业生产（如考工记所记的），
从而促使土地所有制形式进入了私有化的过程，促使阶级关系发生变化。意
识形态也就不能不通过政治法律的折射，改变了它的面貌。这里分为几项来
说明一下：
一，至目前为止，我们极少发现青铜质的劳动工具。如果青铜器主要限
于鼎彝，而从未普遍使用于生产，则铁器的使用较诸石器或木器，便具有更
高的生产力的价值。这就是说，在石器或木器的生产力阶段上，一般地讲来，
难以冲破氏族制的束缚，因而不可能发生生产资料私有的所有形态，也不可
能发生多种阶级关系；只有在铁器的生产力阶段上才具有改造生产方式所依
据的技术条件。郭沫若据小雅甫田、大田等春秋农事诗以证春秋土地私有制
的发生（青铜时代由周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可以参考。据我们的研究，
只有在春秋文献，例如诗大雅的瞻卬、桑柔、抑，小雅的正月，曹风的候人，
魏风的伐檀，北风的北门等篇以及作为最古的私学著作的论语中，才看出了
因土地私有而开始发生的向贫富两极端分化的社会内部的阶级分裂；反之，
在土地公有的西周文献中，则绝无贫富对立的字句。我们在前面曾说周人的
学在官府是以所有形态的土地关系的公有为原因，其一部分理由，亦与生产
力处于低级阶段相关联。
二，在没有铁的生产力基础上，一般说来，古代社会好像便失去了成立
的可能，但我们对于历史的复杂内容必须从具体的分析出发，资本论地租章
里就指示给我们研究的方向。如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带，其冲积地层的肥沃与
松软，就成为西周没有铁器而能“肇国”“作邦”来创出古代社会的特殊自
然条件之一；其他如克商以后劳动力的大量获得等等，更不容忽视。在此等
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之下，周人通过了“周因于殷礼”的“损益”（能动的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进程，使“小邦周”自己警惕着面临的“大艰”，在诚
惶诚恐的“敬德”与“孝思”等伦理观念下不断的努力中，终于形成了古代
奴隶制社会。
三，没有铁的发现而周代酝酿出了古代社会，但是，在“手无寸铁”的
条件之下出现的周代社会，毕竟是“先天不足”的古代社会。这就是说，周
人一方面在尚未长成国民阶级的时期，就“早熟”地作为古代社会创造者而
登场；另一方面就不能不保留着氏族组织的躯壳。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套
氏族组织的躯壳，并不是随便可以脱下的“外在形式”，而是与周人创建古
代社会的方法或道路等内部条件血肉相连的“形式”。我们前面所说中国古
代社会创出上所遵从的“维新”路线，或“亚细亚”道路，正是指周人所采
取的方法或道路而言。在历史的发展中，新社会的创出者舍去“革命”而采
取“维新”的道路，通常都是由于自身生产力的薄弱；周人当亦不在例外。
四，生产力薄弱的维新路线，在有关论述古代社会的经典著作上，特名
之为亚细亚的，以与“古典的”相区别。二者的历史途径是彼此对比的，恩
格斯有以下的分析：“我们在所有文明人民的历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土
地所有者’，。。而是土地公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广
大面积的土地财产的利用，起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行的，
这上面，耕地或是在公社名下共同耕种（第一种——引者），或是把耕地分
作各个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第二种——引
者）。。。”（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页一八○——一八一。）“在公
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的那种东方国家里，土人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地主’
这样的字样。。。只有土耳其人在其所征服的国家里，首次推行类似地主封
建制度的东西。在希腊英雄时代，已经划分成许多等级，这种等级是以前长
久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历史的显然结果。在那里，土地完全是由独立农民耕种
的，显贵的氏族的王公所有的较大邑地，是种例外，而且很快就消灭了。意
大利（指古代罗马——引者）之所以成为沃壤，主要是由于农民的劳功，当
罗马共和国末期，巨大的地产（所谓Latifundia，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
代以奴隶的时侯，它们同时亦以畜牧代替了农业。”（参看同上，页一八一
——一八二。可同时参看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一章第四节有关引文的
说明。）这里所说的“第一种途径”，正是西周的“维新路线”，其薄弱的
表现，就在其没有像希腊、罗马那样，很快消灭氏族贵族所有的土地所有制。
而“土地国有”，一方面是学在官府的基础，同时也是使学术不能下于私人
的桎梏。打破这一桎梏的唯一关键在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春秋发现了铁，则
显然是此种改变的主要的物质根据，同时也因了阶级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
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
其次，我们在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的时候，又须从“维新的”古代社会
分工与“贤人”晚出两方面作一些分析。
由于周人采取“维新”路线以创出古代社会，所以虽在“肇国”“作邦”
过程里显示了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但这里的城市国家与农村却仍然保持着
“不可分裂的结合”。这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所规定了的社会分工不发
达的标帜。以此为根据，便派生出了观念家与事业家“不可分裂的结合”。
例如：据郭沫若在其杰作金文丛考周官质疑篇所统计，在大部分金文中出现
的西周官吏，有如下的名目：■事寮，大史寮，三左三右（左：大史、大祝、
大卜；右：大宰、大宗、大士），作册，宰（内宰、外宰），大祝，司卜，
冢司徒，司工，司寇，司马，司射，左右走马，左右虎臣，善夫（宰夫），
小辅，鼓钟，里君，有司等等。就中，大祝、大宗、大卜等官，同时即为宗
教的思想家。可知，“氏所以别贵贱”，同时派生的东西就是氏所以别智愚。
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常见君子（贵族）与小人（鄙夫）的分类，而没有国民
性的智愚分奖，其秘密即渊源于此。这情形与走了“革命”路线的希腊古代，
判然有别。
在希腊，自梭伦变法，城市国家确立，地域单位代替了氏族单位，因而
国家行政机关代替了氏族宗教行政，国民阶级参与了国事。在“革命”的深
度上讲来，氏族旧人类已经被清算，土地关系已由旧的公社所有，转化成新
的私人所有。然而，这不是一个自然的生长史，而是一连串的斗争史。所以
在国民阶级（自由民，起初占重要地位，后来被大地主贵族所战胜而渐趋没
落）与氏族贵族的历史斗争中，产生了希腊“古典”古代的民主制。在这里
和在中国“维新”的古代不同，观念家与事业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达，从
氏族内部的统一中分化成独立的阶级。这种由事业家分离而独立发展其个性
的观念家，便是希腊哲人或智者产生的历史根据。所以恩格斯指出，在古代
希腊，既然旧的公社土地所有权已经崩坏，或至少早先的公社耕种制已经让
位给各家族单位分种小块土地的制度，那么，基于这个生产方式的古典古代
的大规模分工，便是希腊古代文化（艺术、科学、哲学）产生的摇篮。（参
看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页一八五——一八六。）没有希腊自由民，就
不会产生希腊古代悲剧艺术，这是千真万确的命题。
相应于“革命”与“维新”的不同，希腊古代的思想家谓之“智者”，
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则谓之“贤人”。关于“智者”与“贤人”的异同，下
面尚有详论。现在，我们只讲一下由于“维新”而使“贤人”晚出的历史途
径与逻辑线索。
在卜辞中所称的“人”，还没有和氏族分立；西周人称“人”也仍有此
遗迹。据周书、雅、颂及金文中所见的“人”字归纳，周时所谓“人”计有
下述各义：（1）称氏族先王为“人”；（2）称王者为“人”；（3）称氏族
贵族（君子）为“人”；（4）称在位的职官为“人”。与“人”相对的“民”
字，则是古代劳动者（奴隶）的一般的代称。
其次，与“人”字为连类的“圣”字，始见于西周文献。考“圣”字本
义，与“哲”字可以互训。称“圣”称“哲”，都是指配天的美德，而没有
知能教养的意义；且“圣人”“圣王”之“圣”，“哲人”“哲王”之“哲”，
也都是对于氏族贵族的先公先王所加的美德的专称，而从不用以形容一般国
民性的道德。所以，“哲人”一词，在中国古代与希腊古代，名同而实异，
若把它们混同起来看待，便容易产生抹煞“亚细亚的”“维新”的古代特点
的错误。
最后，“圣贤”、“贤哲”成为合词，是后出的语汇。“贤”字在卜辞
与金文中都未见过，最早出现“贤”字的，是周书君姡⑹笱判形�
小雅北山篇。就其中上下文义诠释，初出的“贤”字，并没有德性的意味，
而只是指在“巫术”及“射礼”方面的能手，或作技能优异者的代称，“技
能”的领域，也只限于狩猎。狩猎中的“贤者”即指“善射者”。“贤”字
的这一原始含义，在石鼓文、墨子尚贤篇上下及更晚出的仪礼乡射礼中，尚
保存着它的痕迹。至于“贤”字之获得其国民性与道德性及其成为一般智能
的代称而与“圣”“哲”相结合，在文献不足的限制之下，我们大体上可以
判定那是春秋时代摚鹣壬词嫉模搅舜呵锬┦兰罢焦跄甑目住⒛�
学方才完成。
上述“贤人”出现的历史途径，有两个最可注意的特点：（1）与智能一
体相连的“贤人”，其出现的年代落后于古代社会的形成约四五百年之久。
（2）晚出的“贤人”，在短短二百年中间，又失去了“智能”的独立性，而
与配天文德的道德概念水乳交融。严格地说来，“智能”被“道德”所淹没。
如果对于这两个特点加以深究，当大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理解。
关于这两个有着内部逻辑的先后的特徵，我们打算分几点予以解明：
第一，“贤人”是国民阶级的智能代表者。然而，如上所述，在西周“维
新”的古代社会创出阶段上，不但没有出现国民阶级，反而推行了为氏族贵
族服务的宗法制度。王国维说：“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借曰有
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
不可易，如周之大宗小宗也。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
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殷周制
度论）
在宗法制度之下，社会阶级的贵贱是以血族传统为标准，而不以智能为
标准。在旧人执行新政的约束中，社会上推行着宗法制度，经济上推行着土
地国有，政治上推行着“宗子维城”，于是便不能如希腊那样，出现国民阶
级；因而，也不能出现作为国民智能代表的“贤人”。
第二，从旧人执行新政的“维新”观点出发，首先便约束着“智能”的
发达。这是因为，氏族贵族的“维新”活动，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新社会的
成立，但是在主观上却自以为是挽救着旧社会的危机。所以，周人的文献上，
从大诰起，就以“天命难保”云云的自我警觉，散布着挽救危机的思想。在
以挽救危机为任务的“维新”意识中，便以伦常治道的人生智为唯一关心的
问题，而无暇论究好像不着实际、不合实用的希腊智者所醉心的宇宙根源问
题，以及认识自然与一般知识技能的问题。因而，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那样，
周人在世界观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成就，其所谓“天”与殷人所谓“帝”，字
面虽有不同（其实周人亦习用“帝”字），实质上依然是“周因于殷礼”的
人格至上神；其信“天”的说话，固不必论，即其怨骂“天”、怀疑“天”
的说话，亦绝非出于无神论的否定态度，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