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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中说：
“相里勤不用说就是相里氏，五侯大概就是柏夫（按“相夫氏”元和姓
纂作“伯夫氏”，并引韩子说：“伯夫氏墨家流也”，孙诒让说：“唐本相
或作伯，或当作柏，与相形近”，郭考或依此）。这两派属于北方。邓陵与
苦获、己齿属于南方，与前两派相合仍是三派。派别之分不知始于何时，但
彼此之间有斗争，是不容忽视的。”（十批判书页二八○）
据我们研究，天下篇与显学篇所讲的，或为时代相接的两件事。此两事
虽同样讲述墨家后学的派别分裂，但显学篇所讲的是离为相里、相夫与邓陵
三派，文字语句甚明，而天下篇所讲的则似此一分裂的继续，在继续分裂的
阶段上，对立的派别似也未必仍为三派。例如，“五侯之徒”，既已明言为
“相里勤之弟子”，即不必为相（柏）夫氏其人（郭考将上下断读，分为北
方的两派）。可能是以五侯为代表，而与“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
之属”相对立，似已演变成为南北两派。且其时已有墨经可诵（墨经晚成详
见下文），其“相谓别墨”的争论，到了天下篇作者时代，仍在“至今不决”
的阶段，则上距墨子之死为时颇久，疑为墨家分裂的晚期情形。
第二，庄、韩二书所指出的后期墨家派别，都是墨辩一派的支派，至于
墨侠一派的人物，似均未言及。但墨子徒属众多，墨学兼涵“辩”“侠”，
似不得以古人未言，即断为无有。兹分别说明如下：
关于墨子弟子部分，例如：
（1）公输篇记墨子说楚王说：“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
（2）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又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3）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关于墨学的武侠传
统（名辩部分另述）例如：
（1）备城门篇记禽滑厘问“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
墨子遂语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李筌太白阴经守城具篇作五十六事）。
（2）吕氏春秋尊师篇说：“高何县子硕（吕览“硕”作“石”），齐国
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为天下名士显人”。
（3）太平御览（四三七、四九六卷）引“胡非子修墨以教，有屈将子好
勇，胡非子曰：‘吾闻勇有五等，而以曹刿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
一怒而劫万乘之师，存千乘之国，为君子之勇’”。
（4）吕氏春秋上德篇记：“墨者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孟胜死，弟子
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
不听；遂反死之”。
（5）同篇记：“孟胜弟子徐弱与孟胜同死楚阳城君之难。”
（6）同书去私篇记：“腹■为墨者钜子，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
‘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
腹■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
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
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吕不韦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
子可谓公矣！’”
据此可知，墨子弟子本来很多，其活动范围也不为不广。墨子施教，似
略仿孔门的分科制度。耕柱篇记墨子答复县子硕“为义孰为大务”问时，曾
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此所谓“谈辩”、
“说书”、“从事”，是否即为“墨离为三”的先天胎盘，不敢妄断；但“谈
辩”近乎“名辩”，“从事”有类“武侠”。武侠所谓墨者之法，似成为秦
末农民战争的口号，后为刘邦所窃，可知侠有主义。
第三，显学篇与天下篇皆就墨辩一派立论，原文所言甚明；惟墨辩派的
人物当不止于此。大体论之，墨辩派或起于惠、庄以及孟子、儿说诡辩盛行
之际，墨子后学，师承墨子“辩”的精神，发展并修正其固有遗义，并出而
与之进行名辩思想的斗争；约至荀、韩之际，始告终结。郭沫若曾说：
“墨家染上了辩者的色彩，似乎在孟子当时便已经开始，孟子说：‘距
杨、墨，放淫辞’。庄子外篇也爱把杨、墨之辩相提并论：‘骈于辩者，累
丸结绳窜勾，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也。’
（骈拇篇）‘钳杨、墨之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辩多，
则俗惑于辩矣。’（胠箧篇）”（十批判书页二八一）
此外，在荀、韩书里，很多对墨辩的批评，可见其在先秦时代确是最活
动的思想家。此派墨辩，与墨侠之间有无斗争，“辩”“侠”是否为各派所
同具的精神与方法，则文献有缺，无从判断；然由所谓“取舍相反”，所谓
“倍谲不同”等原始按语推之，墨子后学的发展，或于“辩”“侠”之际有
所偏重，因而皆自谓真墨，相谓别墨，这也是合理的。
第四，关于墨学的传承，古无成书。近世孙诒让始就墨子本书及先秦诸
子的记载，网罗掇拾，写成墨学传授考（见墨子后语卷上），计得墨子弟子
十五人（附存三人）、再传弟子三人、三传弟子一人、治墨术而不详其传授
系次者十三人、杂家四人，共三十九人。另外也有人另为考据的，更得墨子
弟子九人、附存一人，共十人。兹制墨学派别源流表如下：
上表符号，表示传授无确据而颇有可能的。人名有□符号的，表示
其人为墨辩或富于辩者色彩的，今存墨经（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
大取、小取）六篇，疑为此辈墨者所陆续写定，就中年辈最晚的，为介于荀、
韩之间的田鸠。马驌梁玉绳及孙诒让考定“田鸠”与“田俅子”为一人；果
尔，则墨经纵非由田鸠所最后写定，也必系写定于田鸠的时代。人名有■符
号的，表示其人染有辩者的倾向，虽不一定即为墨经编者，但或有助于墨家
名辩思想的发展。表中人名与人名之间，只有传授辈次而无传授符号处，是
依生年先后推定，并非表示其间的师承关系。
总之，墨家徒属众多而可考者少，其派系的分合起讫及传授的源流，尤
不易辨。因此，上表不仅残缺，而所据的资料也间有未可尽信处，然掇拾遗
文，网罗坠绪，也不过欲存梗概，借利于研究而已。孙诒让说：
“墨学之昌，几埒洙、泗，斯亦盛矣。。。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
汉儒复兴，而墨竟绝；墨子既蒙世大垢，而徒属名籍亦莫能纪述。。。彼勤
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呜呼悕已！”
（墨学传授考）在解明了后期墨家的派别及其活动时代以后，我们要进而研
究他们的著作。墨侠一派，有无著作，不得而知；但墨辩一派的著作，如前
所述的六篇，则灼然可指。
现在，我们研究墨经的成书年代问题。
首先，应该证明墨经不是墨子自著的书，而是墨家后学的著作，其书写
定的年代是相当晚的。
晋时鲁胜所作的墨辩注，今已亡佚，据他的保存于晋书隐逸传里的原叙
说：
“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形）
名显于世。。。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
于今五百馀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
连第，故独存。”
可见鲁胜显然认为（一）经上、经下及经说上、经说下四篇为墨子自著；
因而（二）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是祖述“墨辩”的。后来治“墨学”的
人不少继持这种见解。到了孙诒让著墨子间诂说，“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
之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本指。毕（沅）谓翟所自著，考之未审”，
才怀疑到这四篇不是墨子自己的著作。关于墨经（连同大取、小取二篇）的
作者问题，近人见解，不甚相同。现在还有人费力考证墨经出于墨子。依我
们看来，孙诒让的见解是可取的，而方授楚的考定（六篇都是墨家后学所著），
当取意于此。但关于写定年代问题，我们认为方氏推定“此六篇殆楚威王以
后至荀子以前，始先后写成”，其下限还须推迟些。兹分别说明如下：一、
墨子年代略后于孔子。一般承认当时（春秋末叶）尚无个人著书的风气。论
语一书，是孔子再传弟子所记述的。所谓老子，郭沫若曾证明成于战国时楚
人环渊之手（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在墨子中最能表现墨子学说的尚贤以下
十篇，都分上中下三篇，大抵也和耕柱以下五篇一样，是他的门人所记述的；
其文字较古朴，成书在墨经等六篇之前。二、就墨经的内容看来，有些见解，
已是墨子思想的发展或修正，在思想上表现了时代进展的痕迹。在尚贤、尚
同、兼爱等篇，常以“爱”“利”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如“爱利
万民”（尚贤中篇），如“众利之所生，从爱人利人生”（兼爱下篇）等等。
至于“爱”和“利”的关系，也只说到“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尚贤中篇）
而已。但到了经上篇，这思想就发展了。经上说，“义，利也”，经说上说，
“义，志以天下为爱（“爱”旧作“芬”，依孙校改），而能能（善）利之，
不必周。”这就是说，不是因为爱之，所以从而利之，而是不能善利之，即
不得谓之“爱”，不得谓之“义”。“利”就是义的内容也是“爱”的内容。
所以经上又说：“孝，利亲也”。经说上说：“孝，以亲为爱而能能（善）
利亲，不必得。”扩而充之，经上说：“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
说：“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是说，为要达到爱人必须利人
的目的，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至于“利”的性质，经上
说：“利，所得而喜也”，说：“利，得是而喜，则是利也。其害也，非是
也。”这样进一步地作心理上的说明，是尚贤等篇所没有的。这一发展，固
然有它内在的逻辑的必然，但同时也是时代进展的结果。孟子中记孟子与宋
牼的对话，以“仁义”与“利”对立（告子下篇），同时，宋牼已有“语心
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庄子天下篇）的心理学说（宋钘即宋牼、宋荣子，
但并不是墨者），所以墨家后学也就有“利”即是“义”的主张，并进一步
对于“利”有从心理上说明的必要。
三、墨子是最重理智的（贵义篇说：“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
仁义”，仁义连用，始于孟子，贵义篇为墨家后学所记，不一定墨子已用此
语，但“去喜”云云，确能传墨子思想的性格），但在墨经中却加进了情感
的要素。经上说，“为，穷智而■（“■”字异文，系也）于欲也。”经说
上说：
“为：欲■（“■”旧作“■”，依孙校改，斫也）其指，智不知其害，
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文”言思想之密察，各端兼顾，杨霓说）也，
无遗于其害也；而犹欲愼之，则离（罹也）之。是犹食脯也，搔（毕沅云：
“骚”，“臊”字假音）之利害，未可知也，欲而搔，是不以其所疑止所欲
也。廧（同“墙”）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趋之而得刀（“刀”旧作“力”，
依孙校改，指刀币）；则弗趋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观（见也）‘为，穷
知而■于欲’之理，搔脯而非■（智）也，■指而非愚也。所为，所不（“否”
也）为，相疑也，非谋也。”
方授楚解说：“食之美恶未可知，与墙外之利害未可知，其疑同也，智
也；一则欲得骚而不止，一则不欲得刀而止（弗趋），为与否在欲之强弱，
情也。”这说明行为不尽依据理智，而尤在于欲望的强弱。杨氏则以主张经
上为墨子自著的缘故，遂读“■”为“远隔”，说，“为也者，当尽其智力
而绝其所欲，必依放‘知’之所谋虑而从事，不可任所‘欲’为也。贵义篇
云：‘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义同此”（墨经哲学）。不
但对于说的举例，说明很为勉强，而且于经文也不适合。因为经文明明是说：
行为是尽知之后悬决于欲望的；是申说语，并不含有“当为”之义。
又如经下“在（察也）其所然未然者（“未然者”旧作“未者然”，依
梁校改），说在于是推之”章，经说曾说：“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
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这种不承认先王的观念，实在是战
国后期的产物，到了荀子